历史见证壮阔的征程,时间镌刻奋斗的足迹.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正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过峥嵘岁月,历经风雨洗礼,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回望100多年来的不平凡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依靠全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贯彻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人口与产业集聚区,其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研究该区域的人地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网格化治理等现实需求,目前黄河流域人地关系还缺乏精细栅格尺度研究.使用人类足迹(HF)和生态系统质量指数(EQI)作为人地系统的代理变量,基于Sen+MK趋势检验识别了 2000-2020年1km×1km栅格尺度下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质量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四象限图解法量化了两者协调与冲突关系,基于多种回归模型解析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程度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EQI和HF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显著上升区域前者占比64.2％,后者占比49.2％.黄河流域人地关系整体呈现协调演化态势,人地协调演化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太行山西麓和宁夏沿黄等地区;人地冲突区域仅占7.7％,主要分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和上游生态脆弱区.在控制了气温、降水、日照、海拔等自然因子后,HF对EQI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看HF每增加1％,EQI将下降0.067％.但这种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中下游EQI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20年间整个流域的HF对EQI的负向影响呈现缓慢增加态势.为栅格尺度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随着人类活动逐渐增加,自然生境向人工基质的转换已成为全球野生动物生存的严重威胁,准确识别荒野地的空间范围对生态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利用较高精度的新型数据,考虑区域尺度上的地理特征构建指标模型,并识别国家尺度荒野地的实践还较少.从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的视角出发构建荒野地识别模型,首先考虑微观视角下人类活动对复杂地理环境的响应特征,构建多要素综合的人类非持续性活动强度计算模型;引入新型数据源,构建空间特征提取算法并建立人工环境和光污染影响指标,明确人类长期活动区;刻画可能的荒野地空间范围,并定量评价其荒野程度.对中国陆域荒野地的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人类活动视角构建的荒野地识别模型可有效模拟中国陆域范围内的荒野度分布,其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2)中国荒野地占中国陆域面积的22.47％,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等地区;(3)结果与基于人类足迹法的荒野地数据对比,重合率超过80％,表现出良好的识别能力,且为部分区域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识别结果.

基于MaxEnt模型识别和预测云南干热河谷适生树种,对于改善和恢复其生态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收集40种具有代表性的潜在适生树种地理分布数据,结合气候、地形和土壤等环境因子,利用MaxEnt模型筛选适生树种.预测当前和2021-2040年四种气候情景下(SSP126、SSP245、SSP370和SSP585)适生树种适生区的分布格局,划分优先种植区域,并明确MaxEnt模型用于树种选择的可行性.结果表明:(1)当前气候情景下,影响干热河谷潜在适生树种分布的主导因子是气候因子,其次是海拔、植物归一化指数、地表太阳辐射量和人类足迹.(2)未来,24种适生树种适生区稳定,发生概率与海拔关系呈单峰分布且高海拔下适生树种丰富度将降低.(3)干热河谷适生树种优先种植区域沿干热河谷呈狭长分布;实际调查发现,元谋县适生树种实际分布区域面积略高于最佳种植区域面积.应用MaxEnt模型筛选干热河谷适生树种选择是可行的,但在应用之前必须通过实地调查来验证树种实际生存情况与预测结果的差异.在干热河谷生态修复造林时,可优先考虑白枪杆、车桑子等24种树种.

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价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估的重要内容.长江经济带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价其保护区保护成效对完善其管护措施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类足迹,从保护区的保护级别、地理经济分区与功能分区三个方面,分析长江经济带2000-2018年保护区内的人类扰动变化,并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测度保护区对人类扰动的控制程度.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有35.12％的保护区保护成效良好,50.30％的保护区保护成效尚可,仅有14.58％的保护区成效较差.②长江经济带及其保护区的人类足迹整体上均呈增长趋势,但保护区内部增长幅度不足整个地区的一半,这表明保护区虽然没有改变内部人类足迹整体增加的趋势,但有效减缓了其增速.③保护区和功能分区的保护等级越高,保护成效越好.④长江经济带上游与中游地区保护区的保护成效好于下游地区,特别是"巴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和云南西部地区的保护区保护成效良好.研究结果可为长江经济带保护区管护措施的完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随着人类足迹不断延伸,高原湖泊流域人地系统三生空间冲突显著.以滇池流域为例,顾及流域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基于三生空间景观格局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尝试引入四象限模型,结合热点分析,划分风险-质量综合生态环境分区.结果表明:(1)滇池流域三生空间冲突风险类型以较强为主,冲突曲线指数呈现倒"U"型,较强冲突比重不断下降.三生空间类型转换明显,生活空间共增长了 312.23km2,主要是由于高原湖泊流域的快速城镇化使得生活空间大量挤占了生产和生态空间.(2)滇池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空间上以滇池为中心呈现高-低-高的分布特征.较高质量和高质量区面积减少了 136.66km2;低质量区和较低质量区由 699.65km2 上升到 930.51km2,约占流域总面积的 1/3.(3)基于三生空间冲突风险和生态环境质量两个维度将生态分区分为综合生态环境优质、良好、一般、劣质四类,四类区的空间分布连续性相对较好,尤以劣质区面积连续扩展的态势最为典型.针对不同生态分区提出差异化管理措施,为流域人地协调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地理隔离是驱动物种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利用我国大中型陆栖哺乳动物的地理分布数据,基于信息地图生物区(Infomap Bioregions)方法探测生物地理区域,提取对大中型陆栖哺乳动物类群的分布扩散产生阻隔效应的主要界线.从温度、降水和地形的梯度变化角度入手,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确定与生物地理区边界相关的主要驱动因子,构建地理加权逻辑回归(GWLR)模型分析各驱动因子重要性的空间非平稳性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划分为3个主要的生物地理区,除年降水量变异系数与边界联系不明显外,其余变量均在10％及以下的显著性水平与生物地理区边界呈正相关,反映出生物地理区边界与气候突变、地形障碍和人类活动的协同作用有关.生物地理区1与生物地理区3的边界线的主导影响因子是人类足迹指数,生物地理区1和生物地理区2的边界线的主导影响因子是气温季节性变动系数变异系数,生物地理区2和生物地理区3边界线在祁连山脉一带的主导影响因子主要是气温季节性变动系数变异系数,其余地区为地形障碍.多类群物种对隔离屏障的响应模式难以统一,研究从大中型动物入手,通过识别以不同物种组合为特征的生物地理区域,揭示物种在空间上的分组方式,为探讨各动物类群的隔离机制提供空间模式和框架.

环境足迹表征人类发展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环境足迹和居民福祉水平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了 2000-2018年三江源地区的环境足迹与环境边界,构建了三江源地区居民福祉评价框架,评估了 2000-2018年三江源地区环境足迹及居民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动态变化特征,得到了 2000-2018年三江源地区环境足迹与居民福祉间的定量关系,可为有关部门制定合理的区域发展策略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2000-2018年三江源地区人均环境足迹呈一直超过环境边界限额的状态.(2)三江源地区居民福祉按重要性排序表现为社会文化福祉高于安全健康福祉和基本需求福祉.2000-2018年,三江源地区居民福祉总体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其中安全与健康福祉的波动最大且对居民福祉的贡献度最高.(3)三江源地区环境足迹与居民福祉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二者关联水平逐渐提高,逐步趋于协调发展.

高原湖泊流域是高原地区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兼具高生态价值和高脆弱性的特点.随着高原湖泊流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加速,湖泊面积萎缩,污染加剧,流域生态环境受损严重,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水污染、湿地退化、生境质量下降等.亟需开展生态修复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而基于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思维诊断并修复生态修复优先区,是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抓手.基于此,研究以高原湖泊流域典型代表滇池流域为例,利用人类足迹和景观生态风险模型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所受负向干扰,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构建流域生态网络;提取生态网络受负向干扰较高的关键区域为生态修复优先区并提出针对性修复措施.研究表明:(1)滇池流域人类干扰和生态风险整体较高,人类干扰整体呈核心—边缘递减的圈层式分布,中高生态风险占据了绝大部分区域.人类交通网络大幅扩展了人类干扰和生态风险的强度和深度;(2)区域生态网络呈典型湖泊生态网络特点,38条生态廊道呈放射状或环状分布,连通湖区、山区两大生态空间内共23块生态源地,保障区域生态安全;(3)研究共提取生态源地修复优先区73.83km2,生态廊道修复优先区26.97km2,生态夹点修复优先区31处,根据不同生态修复优先区典型问题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点线面结合协同治理的修复策略.研究可为高原湖泊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提升提供一定科学借鉴和参考.

基于区域能值密度改进的能值-生态足迹模型,结合GIS以甘肃省为例分析了西北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安全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甘肃省的人均生态赤字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赤字从1980年的0.42 hm2·cap-1增加到2015年的4.00 hm2·cap-1,且以年均6.70％的速度增长,生态赤字状态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中心向两极扩散的演变格局.生态压力指数不断增大,生态安全等级逐渐升高,近年来生态安全状况出现恶化趋势,生态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基于上述结论从降低人类环境负荷和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量等方面提出了提升生态安全状况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