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林业碳汇效率是缓解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客观评价我国林业碳汇效率及其时空演化特征,有助于加快国土空间绿化进程.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区)2008-2021年林业碳汇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GML指数、Moran's I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林业碳汇效率的变化规律及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林业碳汇效率总体水平不高,不同地区间差异明显;四大林区林业碳汇效率呈现"西南林区＞东北林区＞南方林区＞北方林区"的空间分异格局;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低效率地区呈现出"追赶"高效率地区的趋势.(2)林业碳汇效率变化呈上升趋势,其中GML指数最高的地区为东北林区、最低的为北方林区;技术进步对林业碳汇效率提升的贡献较大,不同地区对综合效率的依赖程度不同.(3)林业碳汇效率具有空间非均衡性,高效率地区与低效率地区间呈现"包围状"分布,且该特征在时间上保持稳定;2015年后林业碳汇效率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存在聚集效应;考虑空间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结果表明,邻域类型对林业碳汇效率状态转移影响显著,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近邻效应,呈现"高高趋同,低低趋同,高带动低,低抑制高"的空间演化特征.研究对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人口与产业集聚区,其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研究该区域的人地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网格化治理等现实需求,目前黄河流域人地关系还缺乏精细栅格尺度研究.使用人类足迹(HF)和生态系统质量指数(EQI)作为人地系统的代理变量,基于Sen+MK趋势检验识别了 2000-2020年1km×1km栅格尺度下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质量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四象限图解法量化了两者协调与冲突关系,基于多种回归模型解析了黄河流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程度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EQI和HF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显著上升区域前者占比64.2％,后者占比49.2％.黄河流域人地关系整体呈现协调演化态势,人地协调演化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太行山西麓和宁夏沿黄等地区;人地冲突区域仅占7.7％,主要分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和上游生态脆弱区.在控制了气温、降水、日照、海拔等自然因子后,HF对EQI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看HF每增加1％,EQI将下降0.067％.但这种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中下游EQI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20年间整个流域的HF对EQI的负向影响呈现缓慢增加态势.为栅格尺度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持.

野生动物保护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关键举措,构建以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为核心的风险保障体系,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择希腊、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不同类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项目进行分析比较和经验借鉴,系统梳理了我国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针对我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我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尚未形成统一的、符合我国国情和地区实际需要的保险产品体系,各地保险试点过程中面临保费筹集困难、业务模式应用受限、保险体系尚未完善、定价机制不够合理、查勘定损程序繁琐以及科技应用水平有限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亟需尽快构建央地保费补贴联动机制、探索适合全国范围应用的发展模式、优化保险产品体系、建立动态定价机制、制定查勘定损标准以及提高保险科技应用水平.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事关我国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问题,也是一项功在千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益性事业.本文首先重点回顾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演进过程,并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大致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及深入完善3个阶段;其次,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采取的主要措施进行梳理和归纳,将相关措施划分为直接保护、防治防控、可持续利用3个方面;然后,归纳总结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趋势,指出为更好地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与国土空间规划、信息技术发展、国家战略制定相契合.最后,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发展趋势,提出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构建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化体系、丰富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的优化建议,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远景目标.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近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国际上引领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但国内生物多样性法制建设却略显滞后.国家从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属性和经济价值出发,以保护为主要目的,兼顾资源合理利用,发布实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法》等基本涵盖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生物多样性法制体系.但现行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滞后,立法系统性不强,关键制度组成不健全,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需求极不相称.当前,国家已经启动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工作,应当以此为契机,采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制订全面、完整覆盖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并且能够保障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三个目标的新时期生物多样性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立法结构科学合理、制度组成完整、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法制体系,保障我国持续引领生物多样性国际治理.

纵观我国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实践历程,在探索、重构、深化中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政策体系.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理清生态治理体制构建策略与政策演进逻辑,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实现长效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对1973-2022年间710份国家重要决策及政策法规文件深入梳理发现:(1)生态治理体制构建策略从初期的"一对一"污染问题治理导向、简单垂直的线性关系联动机制,到逐步形成生态理念导向、交叉互动的网络关系协同机制,总体上由单一部门主导决策的"上重下轻"转变为以顶层生态行政单位为核心,多领域部门参与执行的"上下联动"均衡态势;(2)生态治理政策先后经历"观念启蒙探索时期:环境污染末端管控(1973-1991年)"—"可持续发展时期:生态协同综合治理(1992-2011年)"—"生态文明时期:发展理念体系建设(2012-2022年)"的逻辑演化;(3)从机制完善、利益重构、多元统筹三个维度阐述并讨论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系与改进路径,以期为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环境保护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相关教育是初中生物学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初中生物学教学渗透环保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可能性、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照明提升城市夜间安全与活力,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夜间照明的迅速蔓延,改变了城市自然环境的光周期与光分布范围,造成光污染生态风险.其中,趋光昆虫受到的胁迫尤为显著,城市绿地昆虫种类与数量急剧下降,进而通过级联效应,引发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失衡问题.昆虫是典型的生态指示种和光敏动物,明确昆虫的光谱趋性差异,筛选出对昆虫趋光性友好的光谱,可为生态光源的研发提供依据,从而降低城市照明的生态风险.已有研究较多采用实验室内实验箱的设置方法,探究某一特定昆虫属种的趋光行为,尚缺乏对特定生境下的昆虫群落和典型昆虫目的光谱趋性研究.因此,研究在天津市津南区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绿地系统开展野外人工光诱捕昆虫实验,以野外诱捕昆虫的种类与数量为判定依据,分析各光谱的昆虫趋性差异.野外诱虫实验以7种窄光带光谱(单色光)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对评价法,设置趋光昆虫最敏感的紫外光(Ultraviolet,369 nm)为对照组.结果表明,天津城市绿地生境中,4类典型趋光昆虫为双翅目(61.1％)、半翅目(19.7％)、鞘翅目(11.1％)、鳞翅目(5.7％)类,占诱捕总量的97.6％;对照紫外光(Ultraviolet,369 nm),4种典型昆虫总体的趋性敏感光谱排序及趋性概率为:远红色光(Far Red,740 nm)0.5％＜深红色光(Deep Red,660 nm)2.0％＜橘红色光(Red Orange,627 nm)9.0％＜青色光(Cyan,500 nm)22.8％＜绿色光(Green,519 nm)22.9％＜蓝紫色光(Royal Blue,447 nm)27.6％＜蓝色光(Blue,478 nm)40.1％;绝对生态光谱为红光,相对生态光谱为青色光(Cyan,500 nm)和蓝紫色光(Royal Blue,447 nm).在全面推进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阶段,研究将有助于生态光源的开发、生态保护和城市光生态建设的提升.

宜居性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体,厘清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及其阻滞因子,是精准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内宜居水平并促进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前提.基于城乡宜居性评价基本范式、顾及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独特性,从自然与人文耦合视域构建由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设施环境、社会环境 4 个维度、8 个一级指标及 24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指标体系,以青海省 45 个县域单元为例定量评价其宜居性及阻滞因子,并探讨宜居性与生态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交互关系.结果显示:(1)青海省总体宜居水平偏低,并呈现由河湟谷地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三江源生态区依次递减的地域分异;(2)宜居水平和生态重要性的空间耦合不协调,三江源生态区等生态重要区的宜居水平低,宜居水平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成正比;(3)青海省宜居性主要受到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阻滞,生态地理分区层面,在自然因子的主要制约下,三江源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分别受设施、居住、社会环境的强约束;(4)针对不同生态地理分区宜居性特征提出未来人口引导及宜居性优化模式,即按宜居性及社会经济生态引力明确人口集聚型、疏散型和稳定型 3 种空间集疏类型,通过人口城镇化、就业移民、教育移民等跨区域移民及就近生态移民增强宜居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配性,以三江源生态区等弱势区域以及饮水设施、道路设施、物流配送、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阻滞因子为重点,提升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设施配置与供给能力.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背景下,旅游城市生态建设是推动居民福祉持续提升的重要引擎.厘清旅游城市生态建设提升居民福祉的实现机理,以张家界市为例,利用ARMA模型检验二者关系,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明确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张家界市生态建设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居民福祉水平大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勺型"发展态势.(2)旅游城市积极加快生态建设有利于显著提升居民福祉,作用路径包括体现一般城市共性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建设,以及凸显旅游城市特性的旅游发展和就业增长.(3)旅游城市生态建设提升居民福祉的路径优化策略,一是统筹提高城镇化质量,健全利益共享机制;二是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保障旅游就业质量.研究有利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践指导,也为旅游城市发挥生态优势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