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目的:探讨胸椎后凸型休门氏病后凸畸形（Scheuermann thoracic kyphosis，STK）行后路融合手术时选择矢状面稳定椎上方椎体（sagittal stable vertebra-1，SSV-1）作为远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的临床疗效。方法: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接受后路矫形融合手术治疗STK患者57例，男52例、女5例，年龄（16.8±3.5）岁（范围12~30岁）。随访时间（33.0±7.3）个月（范围24~53个月）。根据LIV的选择不同分为两组，矢状面稳定椎（sagittal stable vertebra，SSV）组36例，即LIV位于SSV；SSV-1组21例，即LIV位于SSV上方椎体。比较两组患者的整体后凸角（global kyphosis，G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LIV偏移距离、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及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术前及末次随访时采用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量表调查问卷（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评估临床疗效。记录患者术中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间矢状面形态的影像学测量参数及术后远端交界性后凸（distal junctional kyphosis，DJK）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随访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融合节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SSV组LIV偏移距离为（-7.9±11.0） mm，小于SSV-1组的（31.5±11.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64， P<0.001）。SSV组术前GK为79.3°±10.5°，术后1周减小至44.4°±8.5°（ t=28.28， P<0.001），矫正率为44.0%±7.6%；SSV-1组术前GK为81.1°±10.6°，术后1周减小至44.9°±7.8°（ t=22.23， P<0.001），矫正率为44.6%±7.0%。SSV-1组与SSV组患者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GK、LL、SVA、PI、PT及S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术中均无神经损伤。随访期间SSV-1组有1例患者发生DJK，未见近端交界性后凸、假关节形成、内固定失败等并发症。末次随访时SSV-1患者的SRS-22量表的功能维度评分由术前（3.5±0.54）分改善至（4.1±0.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4， P=0.001），改善率为19.2%±3.2%。 结论:选择SSV-1作为STK患者矫形手术中的LIV可获得满意的矫形效果，且不会增加术后DJK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卫星棒技术对休门氏病后凸畸形后路截骨矫形内固定治疗后维持矫正效果和促进椎体重塑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接受矫正手术治疗且随访至少2年的休门氏病后凸畸形患者26例，男21例、女5例，年龄（14.5±0.9）岁（范围13~16岁）。Risser征1级5例、2级10例、3级11例。采用双棒固定（双棒固定组）13例、双棒+卫星棒固定（卫星棒固定组）13例。比较两组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的椎体前缘高度（an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AVBH）、椎体后缘高度（pos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PVBH）、整体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椎间盘楔变角（disc wedging angle，DWA）、椎体楔变角（vertebral wedging angle，VWA）和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问卷评分（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结果: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术后随访时间分别为（3.1±1.0）年和（2.9±1.1）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4， P=0.837）。术后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矫正率分别为51.1%±5.1%、46.7%±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74， P=0.099）。随访期间卫星棒固定组患者矫正丢失0.6°±0.3°，低于双棒固定组的1.8°±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52， P<0.001）。与术后即刻相比，末次随访时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发生楔形变椎体的AVBH/PVBH比值均增加（ P<0.05）；卫星棒固定组楔形变最严重椎体的AVBH/PVBH比值增长率为32.6%±8.5%，高于双棒固定组的22.5%±1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1， P=0.030）。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SRS-22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休门氏病患者矫形术后楔形变椎体的前缘高度明显增加；相比于传统双棒技术，应用卫星棒技术可获得更明显的椎体重塑和更少的矫正丢失。

目的:分析脊柱矫形术中发生严重神经并发症的自然转归及其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方法: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7 851例脊柱畸形患者接受矫形手术治疗，回顾性分析发生单侧或双侧下肢全瘫或不全瘫等严重神经并发症5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8例，女31例；年龄为25.0±16.3岁（范围6~71岁）。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6例，先天性脊柱侧凸22例，神经肌源性脊柱侧凸10例，Ⅰ型神经纤维瘤病伴脊柱侧凸5例，其他类型脊柱侧凸16例。5例患者为双下肢完全性瘫痪，17例患者为双下肢不全性瘫痪，37例患者为单侧下肢不全性瘫痪。根据损伤原因，机械性损伤患者分别予螺钉拔出、血肿清除、松开矫形、椎板切除减压处理，缺血性脊髓损伤患者予扩容升压处理。按照美国脊柱损伤协会（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提出的神经分级标准评估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通过Fisher精确检验及Logistics单因素回归分析临床因素、围术期因素与患者神经功能未恢复的相关性，将 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严重神经并发症发生率为0.75%（59/7 851）。至末次随访时42例（71.2%）患者获得完全恢复，10例（16.9%）患者获得部分恢复，其中44例（74.6%）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发生在术后6个月以内；余7例患者未获得恢复，包括Ⅰ型神经纤维瘤病3例（ASIA分级A级1例、C级2例）、休门氏病1例（ASIA分级C级）、先天性关节屈曲挛缩1例（ASIA分级B级）、小儿麻痹症1例（ASIA分级C级）和特发性脊柱侧凸1例（ASIA分级A级）。Fisher检验结果提示未恢复组病因学分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Logistics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Ⅰ型神经纤维瘤病（ OR=18.750， P=0.005）、术前合并脊髓神经损害（ OR=5.750， P=0.046）、主弯Cobb角>90°（ OR=4.444， P=0.073）及神经功能完全性损伤（ OR=6.533， P=0.067），进一步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病因学为Ⅰ型神经纤维瘤病（ OR=35.477， P=0.005）为神经并发症恢复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脊柱矫形手术发生严重神经并发症在随访期间有88.1%的患者可获得恢复，其中71.2%的患者可获得完全恢复，且术后3~6个月为患者的恢复时间窗。术前合并脊髓神经损害及诊断为Ⅰ型神经纤维瘤病为神经并发症恢复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比较休门氏病后凸畸形行后路矫形融合术中选择不同远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的临床疗效及其并发症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行后路矫形融合术治疗34例休门氏病脊柱后凸畸形患者的病历资料，男29例，女5例；年龄（17.1±4.3）岁（范围12~30岁）。所有患者随访时间均超过2年。根据远端固定椎选择的节段分为矢状面稳定椎（sagittal stable vertebra，SSV）组，即LIV位于SSV，共22例；SSV-1组，即LIV位于SSV上方椎体，共12例。影像学评价指标包括最大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平衡（sagittalverticalaxis，SVA）、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临床疗效评价采用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量表调查问卷（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记录患者术中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间矢状面形态的影像学参数及术后远端交界性后凸（distal junctional kyphosis，DJK）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术前影像学参数及SRS-22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SSV组与SSV-1组患者术后GK矫正率分别为42.8%±7.6%和43.2%±8.4%（ t=0.151， P=0.881），末次随访时GK矫正丢失率分别为1.2%±5.2%和3.9%±7.2%（ t=0.767， P=0.449）。其余影像学参数在术后及末次随访时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末次随访时SSV-1组患者的SRS-22功能维度为（4.1±0.6）分，明显高于SSV组的（3.7±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00， P=0.028），余各维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随访期间SSV组3例（13.6%）患者发生DJK，SSV-1组2例（16.7%）发生DJK，两组DJK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57， P=0.812）。 结论:对于休门氏病脊柱后凸畸形患者，与远端融合至SSV相比，固定至SSV-1可在保留腰椎活动度的同时获得相似的矢状面矫形效果，提升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且不会增加术后发生DJK的风险。因此，推荐将SSV-1作为治疗休门氏病后凸畸形的理想远端固定椎。

目的 分析先兆流产患者血清热休克蛋白70(HSP70)、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l(PD-L1)水平及其与阴道微生态指标的相关性,为该类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我院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收治的98例先兆流产患者作为病例组,选择同期进行体检的健康妊娠期妇女100例为健康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HSP70、PD-L1水平;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妊娠期妇女阴道菌群物种分布和丰度;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血清HSP70、PD-L1水平及其与阴道微生态指标和炎症因子的相关性.结果 病例组患者血清HSP70、PD-L1水平显著低于健康组(均P＜0.05).病例组患者肠道放线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健康组,梭杆菌门相对丰度显著低于健康组(均P＜0.05).病例组患者肠道加德纳菌属和普氏菌属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健康组(P＜0.05),而两组妊娠期妇女肠道链球菌属、梭杆菌属相对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病例组与健康组对象阴道pH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患者TNF-α、IFN-γ、IL-2、IL-6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组,而IL-4水平低于健康组(均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血清HSP70与PD-L1水平呈正相关(r=0.409,P＜0.001),血清HSP70、PD-L1水平与肠道放线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加德纳菌属、普氏菌属、TNF-α、IFN-γ、IL-2、IL-6水平均呈负相关,与梭杆菌门、IL-4水平均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 先兆流产患者血清HSP70、PD-L1水平降低,与阴道微生态指标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艾滋病患者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为提高临床诊治水平、降低病死率提供有效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2022年1月—2022年12月收治的艾滋病合并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病原菌分布情况.根据住院期间患者存活或死亡,分为生存组及死亡组,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艾滋病合并血流感染200例患者中,检出致病菌232株:其中真菌144株(62.07％),以马尔尼菲蓝状菌(55.60％)为主;革兰阴性菌35株(15.09％),以肠沙门氏菌(3.88％)和大肠埃希菌(3.88％)为主;分枝杆菌16株(6.90％);革兰阳性菌37株(15.95％),以人葡萄球菌(3.45％)和表皮葡萄球菌(3.45％)为主.200例患者中,死亡49例(24.5％),生存151例(75.5％),2组性别、年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红细胞压积、CD4+T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单因素分析显示,死亡组血小板计数、白蛋白水平、内生肌酐清除率低于生存组,而降钙素原水平、复数菌感染率、脓毒性休克发生率、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高于生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内生肌酐清除率下降(OR=1.035)、发生脓毒性休克(OR=10.443)、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Ⅱ评分>25(OR=7.708)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艾滋病患者血流感染率高,病原菌以真菌为主,患者病死率高.内生肌酐清除率下降、发生脓毒性休克、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Ⅱ评分>25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经椎间孔入路全内镜下椎体间融合术治疗胸腰段硬性椎间盘突出症的技术要点及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8年1月～2021年9月期间我科采用经椎间孔入路全内镜下椎体间融合术治疗的14例(20个节段)胸腰段硬性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其中男11例,女3例,平均年龄43.3±12.6岁;2例三节段病变,2例双节段病变,10例单节段病变.硬性致压物分类包括:钙化性椎间盘突出3例、骨赘性椎间盘突出6例、不典型休门氏病合并椎间盘突出3例,椎体后缘离断症2例.术前所有患者均表现脊髓或马尾神经症状,其中6例合并神经根性症状.手术先采用局部麻醉下经椎间孔入路全内镜下椎体间融合、突出椎间盘切除减压,继而行全麻下经皮椎弓根螺钉系统置入术.观察术后第2天、3个月、6个月及1年的影像学变化,术后1周、3个月、6个月及术后1年时疼痛症状及功能恢复状况.背痛及神经根性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神经学功能评估采用Nurick评分及改良日本骨科学会(mJOA)评分,胸椎功能评价采用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无术中更换手术方式发生.所有患者术后胸腰段MRI及CT检查均显示脊髓或马尾神经减压充分,无致压物残留;术后1年随访时,所有手术节段均获得骨性融合.所有患者术后背痛、神经根性疼痛均明显缓解,脊髓功能明显恢复.术后Nurick评分、mJOA评分及ODI较术前均有显著改善(P＜0.01),且术后1年较术后1周、3个月及6个月均有显著性改善(P＜0.01).mJOA平均恢复率72.5％,优7例、良5例、可2例.有2例术中出现硬脊膜撕裂,未予特殊处理,但随访未见脑脊液漏及假性脊膜膨出发生;无其他手术并发症发生.结论:局部麻醉下经椎间孔入路全内镜下椎体间融合、突出椎间盘切除结合全麻下经皮椎弓根螺钉系统固定术是治疗位于胸腰段脊髓或马尾神经腹侧的硬性椎间盘突出症的安全、有效的微创脊柱外科技术.

患者男性,67岁.因陈旧性心肌梗死、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低血压休克行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植入,术后1个月反复出现胸痛,无发热等典型表现,诊断先后考虑肺动脉栓塞、心脏损伤后综合征,最终经心包、胸腔积液培养及血培养确诊肠炎沙门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心包炎、脓胸,经治疗痊愈出院.

目的:对比分析后路多节段Ponte截骨术(multi-segment Ponte osteotomy)与经椎弓根椎体截骨术(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PSO)治疗胸腰型休门氏病后凸畸形(Scheuermann's thoracolumbar kyphosis,STLK)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2021年6月于我院诊断为休门氏病后凸畸形、分型为胸腰型(顶椎位置低于T10椎体)并行多节段Ponte截骨或PSO矫形内固定手术患者的资料,共纳入18例患者,随访26～55个月(35.83±8.41个月),Ponte组共10例患者,均行3节段截骨,PSO组共8例患者,均为单节段截骨.记录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顶椎位置、病变节段、固定节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住院天数、随访时间及手术相关并发症;记录两组患者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及SRS-22(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22)问卷评分;测量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的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整体后凸 Cobb 角(global kyphosis,GK)、T1 骨盆角(T1 pelvic angle,TPA)、T1-L1 骨盆角(T1-L1 pelvic angle,TLPA)、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PI-LL 及矢状面轴向距离(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计算GK矫正率、GK矫正丢失率,比较两组一般资料、手术相关资料、影像学参数及功能评分之间的差异.结果:所有患者均手术顺利,术后Ponte组出现2例浅表手术部位感染,PSO组出现1例,均经伤口换药处理后二期愈合,无其他并发症发生.两组的年龄、性别、BMI、顶椎位置分布、病变节段、固定节段及随访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Ponte组比PSO组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更短且其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更少(P＜0.05).两组患者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的VAS评分与术前比较明显降低(P＜0.05),但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末次随访时ODI较术前明显降低而SRS-22评分明显升高(P＜0.05),且Ponte组相对PSO组在末次随访时的ODI更低而其SRS-22评分中的功能状况及自我形象两项评分更高(P＜0.05).两组术后的TK、GK、TPA、TLPA、LL及SS较术前均明显降低(P＜0.05),且末次随访时上述参数较术后1周升高(P＜0.05);两组术后PT、PI及PI-LL均明显升高(P＜0.05),且末次随访时上述参数较术后1周降低(P＜0.05),两组术后SVA同术前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末次随访时两组均存在矫正丢失,Ponte组GK矫正丢失率为(4.3±1.3)％,PSO组为(4.9±2.4)％,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所有影像学参数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采用后路多节段Ponte截骨或PSO联合融合内固定手术治疗STLK均能得到优良的后凸矫正效果;多节段Ponte截骨比PSO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更短,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更少,中期ODI及SRS-22评分改善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