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卫星棒技术对休门氏病后凸畸形后路截骨矫形内固定治疗后维持矫正效果和促进椎体重塑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接受矫正手术治疗且随访至少2年的休门氏病后凸畸形患者26例，男21例、女5例，年龄（14.5±0.9）岁（范围13~16岁）。Risser征1级5例、2级10例、3级11例。采用双棒固定（双棒固定组）13例、双棒+卫星棒固定（卫星棒固定组）13例。比较两组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的椎体前缘高度（an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AVBH）、椎体后缘高度（posterior vertebral body height，PVBH）、整体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椎间盘楔变角（disc wedging angle，DWA）、椎体楔变角（vertebral wedging angle，VWA）和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问卷评分（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结果: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术后随访时间分别为（3.1±1.0）年和（2.9±1.1）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4， P=0.837）。术后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矫正率分别为51.1%±5.1%、46.7%±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74， P=0.099）。随访期间卫星棒固定组患者矫正丢失0.6°±0.3°，低于双棒固定组的1.8°±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52， P<0.001）。与术后即刻相比，末次随访时卫星棒固定组和双棒固定组发生楔形变椎体的AVBH/PVBH比值均增加（ P<0.05）；卫星棒固定组楔形变最严重椎体的AVBH/PVBH比值增长率为32.6%±8.5%，高于双棒固定组的22.5%±1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1， P=0.030）。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SRS-22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休门氏病患者矫形术后楔形变椎体的前缘高度明显增加；相比于传统双棒技术，应用卫星棒技术可获得更明显的椎体重塑和更少的矫正丢失。

目的:探讨胸椎后凸型休门氏病后凸畸形（Scheuermann thoracic kyphosis，STK）行后路融合手术时选择矢状面稳定椎上方椎体（sagittal stable vertebra-1，SSV-1）作为远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的临床疗效。方法: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接受后路矫形融合手术治疗STK患者57例，男52例、女5例，年龄（16.8±3.5）岁（范围12~30岁）。随访时间（33.0±7.3）个月（范围24~53个月）。根据LIV的选择不同分为两组，矢状面稳定椎（sagittal stable vertebra，SSV）组36例，即LIV位于SSV；SSV-1组21例，即LIV位于SSV上方椎体。比较两组患者的整体后凸角（global kyphosis，G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LIV偏移距离、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及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术前及末次随访时采用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量表调查问卷（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评估临床疗效。记录患者术中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间矢状面形态的影像学测量参数及术后远端交界性后凸（distal junctional kyphosis，DJK）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随访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融合节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SSV组LIV偏移距离为（-7.9±11.0） mm，小于SSV-1组的（31.5±11.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64， P<0.001）。SSV组术前GK为79.3°±10.5°，术后1周减小至44.4°±8.5°（ t=28.28， P<0.001），矫正率为44.0%±7.6%；SSV-1组术前GK为81.1°±10.6°，术后1周减小至44.9°±7.8°（ t=22.23， P<0.001），矫正率为44.6%±7.0%。SSV-1组与SSV组患者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GK、LL、SVA、PI、PT及S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术中均无神经损伤。随访期间SSV-1组有1例患者发生DJK，未见近端交界性后凸、假关节形成、内固定失败等并发症。末次随访时SSV-1患者的SRS-22量表的功能维度评分由术前（3.5±0.54）分改善至（4.1±0.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4， P=0.001），改善率为19.2%±3.2%。 结论:选择SSV-1作为STK患者矫形手术中的LIV可获得满意的矫形效果，且不会增加术后DJK的发生风险。

目的:分析脊柱矫形术中发生严重神经并发症的自然转归及其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方法: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7 851例脊柱畸形患者接受矫形手术治疗，回顾性分析发生单侧或双侧下肢全瘫或不全瘫等严重神经并发症5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8例，女31例；年龄为25.0±16.3岁（范围6~71岁）。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6例，先天性脊柱侧凸22例，神经肌源性脊柱侧凸10例，Ⅰ型神经纤维瘤病伴脊柱侧凸5例，其他类型脊柱侧凸16例。5例患者为双下肢完全性瘫痪，17例患者为双下肢不全性瘫痪，37例患者为单侧下肢不全性瘫痪。根据损伤原因，机械性损伤患者分别予螺钉拔出、血肿清除、松开矫形、椎板切除减压处理，缺血性脊髓损伤患者予扩容升压处理。按照美国脊柱损伤协会（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提出的神经分级标准评估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通过Fisher精确检验及Logistics单因素回归分析临床因素、围术期因素与患者神经功能未恢复的相关性，将 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严重神经并发症发生率为0.75%（59/7 851）。至末次随访时42例（71.2%）患者获得完全恢复，10例（16.9%）患者获得部分恢复，其中44例（74.6%）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发生在术后6个月以内；余7例患者未获得恢复，包括Ⅰ型神经纤维瘤病3例（ASIA分级A级1例、C级2例）、休门氏病1例（ASIA分级C级）、先天性关节屈曲挛缩1例（ASIA分级B级）、小儿麻痹症1例（ASIA分级C级）和特发性脊柱侧凸1例（ASIA分级A级）。Fisher检验结果提示未恢复组病因学分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7），Logistics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Ⅰ型神经纤维瘤病（ OR=18.750， P=0.005）、术前合并脊髓神经损害（ OR=5.750， P=0.046）、主弯Cobb角>90°（ OR=4.444， P=0.073）及神经功能完全性损伤（ OR=6.533， P=0.067），进一步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病因学为Ⅰ型神经纤维瘤病（ OR=35.477， P=0.005）为神经并发症恢复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脊柱矫形手术发生严重神经并发症在随访期间有88.1%的患者可获得恢复，其中71.2%的患者可获得完全恢复，且术后3~6个月为患者的恢复时间窗。术前合并脊髓神经损害及诊断为Ⅰ型神经纤维瘤病为神经并发症恢复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比较休门氏病后凸畸形行后路矫形融合术中选择不同远端固定椎（lowest instrumented vertebra，LIV）的临床疗效及其并发症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行后路矫形融合术治疗34例休门氏病脊柱后凸畸形患者的病历资料，男29例，女5例；年龄（17.1±4.3）岁（范围12~30岁）。所有患者随访时间均超过2年。根据远端固定椎选择的节段分为矢状面稳定椎（sagittal stable vertebra，SSV）组，即LIV位于SSV，共22例；SSV-1组，即LIV位于SSV上方椎体，共12例。影像学评价指标包括最大后凸Cobb角（global kyphosis，G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矢状面平衡（sagittalverticalaxis，SVA）、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临床疗效评价采用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简明量表调查问卷（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 questionnaires-22，SRS-22）。记录患者术中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间矢状面形态的影像学参数及术后远端交界性后凸（distal junctional kyphosis，DJK）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术前影像学参数及SRS-22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SSV组与SSV-1组患者术后GK矫正率分别为42.8%±7.6%和43.2%±8.4%（ t=0.151， P=0.881），末次随访时GK矫正丢失率分别为1.2%±5.2%和3.9%±7.2%（ t=0.767， P=0.449）。其余影像学参数在术后及末次随访时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末次随访时SSV-1组患者的SRS-22功能维度为（4.1±0.6）分，明显高于SSV组的（3.7±0.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00， P=0.028），余各维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随访期间SSV组3例（13.6%）患者发生DJK，SSV-1组2例（16.7%）发生DJK，两组DJK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57， P=0.812）。 结论:对于休门氏病脊柱后凸畸形患者，与远端融合至SSV相比，固定至SSV-1可在保留腰椎活动度的同时获得相似的矢状面矫形效果，提升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且不会增加术后发生DJK的风险。因此，推荐将SSV-1作为治疗休门氏病后凸畸形的理想远端固定椎。

休门病(scheuermann's disease)是临床上常见的引起青少年脊柱后凸的病因,文献中报道的患病率在0.4％～10％之间,不同性别间发病率无明显差异,发病年龄多在8～12岁[1].休门病最早于1921年被首次报道,被认为是一种伴有背部疼痛和椎体楔形变的脊柱后凸畸形[2].

目的:对比分析后路多节段Ponte截骨术(multi-segment Ponte osteotomy)与经椎弓根椎体截骨术(pedicle subtraction osteotomy,PSO)治疗胸腰型休门氏病后凸畸形(Scheuermann's thoracolumbar kyphosis,STLK)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2021年6月于我院诊断为休门氏病后凸畸形、分型为胸腰型(顶椎位置低于T10椎体)并行多节段Ponte截骨或PSO矫形内固定手术患者的资料,共纳入18例患者,随访26～55个月(35.83±8.41个月),Ponte组共10例患者,均行3节段截骨,PSO组共8例患者,均为单节段截骨.记录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顶椎位置、病变节段、固定节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住院天数、随访时间及手术相关并发症;记录两组患者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的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及SRS-22(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22)问卷评分;测量术前、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的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整体后凸 Cobb 角(global kyphosis,GK)、T1 骨盆角(T1 pelvic angle,TPA)、T1-L1 骨盆角(T1-L1 pelvic angle,TLPA)、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PI-LL 及矢状面轴向距离(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计算GK矫正率、GK矫正丢失率,比较两组一般资料、手术相关资料、影像学参数及功能评分之间的差异.结果:所有患者均手术顺利,术后Ponte组出现2例浅表手术部位感染,PSO组出现1例,均经伤口换药处理后二期愈合,无其他并发症发生.两组的年龄、性别、BMI、顶椎位置分布、病变节段、固定节段及随访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Ponte组比PSO组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更短且其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更少(P＜0.05).两组患者术后1周及末次随访时的VAS评分与术前比较明显降低(P＜0.05),但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末次随访时ODI较术前明显降低而SRS-22评分明显升高(P＜0.05),且Ponte组相对PSO组在末次随访时的ODI更低而其SRS-22评分中的功能状况及自我形象两项评分更高(P＜0.05).两组术后的TK、GK、TPA、TLPA、LL及SS较术前均明显降低(P＜0.05),且末次随访时上述参数较术后1周升高(P＜0.05);两组术后PT、PI及PI-LL均明显升高(P＜0.05),且末次随访时上述参数较术后1周降低(P＜0.05),两组术后SVA同术前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末次随访时两组均存在矫正丢失,Ponte组GK矫正丢失率为(4.3±1.3)％,PSO组为(4.9±2.4)％,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所有影像学参数各时间点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采用后路多节段Ponte截骨或PSO联合融合内固定手术治疗STLK均能得到优良的后凸矫正效果;多节段Ponte截骨比PSO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更短,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更少,中期ODI及SRS-22评分改善更佳.

目的:通过Meta分析探讨休门氏病(Scheuermann's disease)矫形术后近端交界区后凸(proximal junc-tional kyphosis,PJK)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以及万方数据库(从建库到2021年11月),对休门氏病患者矫形术后发生PJK的相关研究进行检索.采用纽卡斯-渥太华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提取纳入研究的结局指标,包括PJK的发生率、年龄、性别、手术术式、近端固定椎(proximal instrumented vertebra,PIV)相较于近端转向椎(proximal end vertebra,PEV)的位置、PIV的位置、脊柱后凸矫正量、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术前与术后腰椎前凸(lumbar lordosis,LL)、术前与术后骨盆倾斜度(pelvic tilt,PT)、术前与术后骶骨斜坡(sacral slope,SS)、术前与术后胸椎后凸(thoracic kyphosis,TK),PI-LL、矫正的丢失度、TK矫正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单个率采用优势比(odds ratios,OR),连续性变量采用加权平均差异(weighted mean difference,WMD),并给出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95％.结果:共纳入17篇文献,均为高质量队列研究.总计784例患者,其中213例休门氏病患者在矫形手术后发生了PJK(PJK组213例),非PJK组571例,随访时间为35.72±14.16个月.Meta分析结果显示,PJK的总发生率为23％(RD 0.23,95％CI 0.13～0.33,P＜0.00001);PIV的位置(OR 0.37,95％CI 0.16～0.85,P=0.02)、脊柱后凸的矫正量(OR 4.52,95％CI 1.72～11.90,P=0.002)两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当PIV的固定位置在T5～T8之间PJK的发生率显著上升,当脊柱后凸的矫正量＞50％时PJK的发生率也显著上升;而PI(WMD-1.51,95％CI-4.75～1.73,P=0.36)、年龄(WMD 0.15,95％CI-1.80～2.09,P=0.88),性别(OR 1.08,95％CI 0.39～2.97,P=0.88)、手术术式(OR 1.2,95％CI 0.65～2.22,P=0.55),PIV相较于PEV的位置(OR 0.6,95％CI 0.32～1.14,P=0.12)、术前LL(WMD-1.22,95％CI-5.86～3.41,P=0.60)、术后 LL(WMD-1.43,95％CI-6.02～3.16,P=0.54)、术前 PT(WMD 0.63,95％CI-1.82～3.08,P=0.62)、术后 PT(WMD 4.03,95％CI-1.71～9.78,P=0.17)、术前 SS(WMD-0.10,95％CI-3.40～3.19,P=0.95)、术后 SS(WMD-1.15,95％CI-3.95～1.67,P=0.42)、术前 TK(WMD 1.38,95％CI-1.21-3.98,P=0.30)、术后 TK(WMD 3.13,95％CI-0.56～6.8 17,P=0.10),PI-LL(WMD-2.40,95％CI-6.92～2.12,P=0.30)、矫正的丢失度(WMD-0.49,95％CI-2.92～1.93,P--0.69)及TK的矫正率(WMD-4.22,95％CI-12.63～4.18,P=0.32)两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休门氏病患者矫形术后PJK的发生率为23％,当PIV的固定位置在T5～T8之间时,PJK的发生率显著上升;当脊柱后凸的矫正量＞50％时,PJK的发生率也显著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