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利用精益六西格玛(lean six sigma,LSS)管理中的界定、测量、分析、改进和控制(define,measure,analyze,improve,control;DMAIC)模型,优化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就医流程,提高患者就医效率,保障母婴安全.方法 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根据DMAIC模型,对危重孕产妇的就诊流程进行优化:梳理就诊流程,明确到院—医嘱开立、采血—送检、医嘱开立—影像学检查为院内延误的关键环节,对上述环节进行流程跟踪及分析,找出延误原因,并采取改进措施,优化流程.本研究回顾性纳入流程优化前(2019年1月—2021年12月)的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为优化前组,流程优化后(2022年1月—2023年12月)的患者为优化后组.比较两组患者就诊流程中的到院—医嘱开立、采血—送检、医嘱开立—影像学检查、到院—办理住院的时间.结果 急诊就诊流程优化后,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的总体就诊效率提高.到院—医嘱开立[24.0(13.5～38.5)min vs.39.0(17.5～98.0)min,P=0.027]、医嘱开立—影像学检查[48.0(10.0～73.0)min vs.65.5(22.7～90.7)min,P=0.025]以及到院—办理入院总时间[120.0(93.0～149.0)min vs.218.0(123.0～382.7)min,P＜0.001]均较优化前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血—送检时间有缩短趋势,但优化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使用DMAIC模型能够明确流程优化的关键环节,优化妊娠合并脑血管病患者的急诊就诊流程.

目的:调查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女性不同时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于自贡市和南充市4所医疗机构建卡产检或住院的孕产妇.收集患者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进行抑郁筛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围产期5个时期[妊娠早期(＜14周)、妊娠中期(14～27+6周)、妊娠晚期(≥28周)、产后1周和产后6周]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696例孕产妇,围产期5个时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波动在26.39％～35.38％.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有所不同,妊娠早期为非计划妊娠、有家族精神病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中期为有家族精神病史、现居农村、妊娠前1年持续2周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晚期为有家族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或紧张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1周为有家族精神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6周为初产妇、现居农村、有家族精神病史和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紧张.结论:南充及自贡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建议围产保健者从妊娠早期启动抑郁筛查,重点关注不同时期存在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必要时重复筛查,对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PND)隐患人群给予及时的心理访谈和专科治疗,减少母婴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了解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住院孕产妇乙肝检出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后续开展有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利用2018年和2020年美姑县人民医院住院孕产妇的数据，分析乙肝检出情况。结果:本次纳入研究的住院孕产妇共7 774人，乙肝检出率为7.53%。2018年的住院孕产妇3 400人，乙肝检出率为9.7%；2020年4 373人，检出率下降为5.8%；检出率在两年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41.2999， P<0.01）。年龄<20、20~、彝族、农民、精准扶贫、医疗保险、丙肝阴性者、梅毒阴性者、HIV阳性者和HIV阴性者的乙肝检出率均呈2020低于2018年的特点，年龄40~的乙肝检出率呈2020高于2018年的特点，且上述人口特征的乙肝检出率在两年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人口特征的乙肝检出率在两年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阳性的住院孕产妇检出乙肝的可能性更高（ OR=2.128， P<0.01），2020年住院孕产妇检出乙肝的可能性更低（ OR=0.583， P<0.01）。 结论:与2018年相比，2020年凉山州美姑县住院孕产妇乙肝检出率虽呈下降趋势，但仍须继续针对这一群体开展规范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目的:探索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信息行为动机，为构建信息行为需求评估体系及临床护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产科门诊的9例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和11例住院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使用Colaizzi的7步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析，提取主题。结果:分析提取了6个主题，即整个过程中的信息支持，信息期望，自我护理信息需求，信息可信度，信息判断能力，行为改变动机。结论:根据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信息行为改变的动机，采用适当的教育方法来激发她们的有效信息行为动机改变，并针对连续不断的健康教育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护理。

目的:分析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临床特点及其转归，为重症产科亚专业建设提供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总结孕产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主要原因、孕产妇死亡原因、器官支持措施等。结果:研究期间，本院产科共收治39 567例孕产妇，转入ICU 360例，平均ICU转入率0.91%；2016年起，产科收治人数、转入ICU人数及ICU转入率均明显增加。ICU收治孕产妇平均年龄（30.9±5.7）岁，平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为7（4，10）分，平均ICU住院时间为1（1，2）d；平均呼吸机使用时间为9.0（3.0，17.5）h。ICU孕产妇最主要的分娩方式为剖宫产（占84.72%）；48例（占13.33%）行子宫切除，其中42例（占87.5%）因产后出血行子宫切除。孕产妇转入ICU的前3位病因为产后大出血〔36.94%（133/36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1.67%（78/360）〕、妊娠合并心脏病〔15.00%（54/360）〕。因产后大出血转入ICU的产妇的首位出血原因为胎盘异常〔63.98%（103/161）〕，其次为宫缩乏力〔28.57%（46/161）〕；产后24 h平均失血量为（4 019±2 327）mL，因产后大出血而切除子宫的产妇逐年减少。研究期间共有2例产妇死亡，为间接产科死亡；3例自动转出（预计死亡），其中1例为间接产科死亡，2例为直接产科死亡；ICU孕产妇病死率为1.39%（5/360）。结论:孕产妇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大出血的首要原因为胎盘因素；间接产科死亡超过直接产科死亡，主要是妊娠合并心脏病及重症肺炎导致的死亡；ICU已成为救治危重孕产妇的重要阵地以及降低孕产妇病死率的重要保障。

目的:比较不同重症监护病房（ICU）入院方式危重孕产妇的临床特征，以期更有效、合理利用ICU资源。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ICU 2006年1月至2019年7月救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根据ICU入院方式分为急诊入院组（因病情危重入产科病房当天或次日转入ICU）和计划入院组（入产科病房2 d后转入ICU）。收集危重孕产妇的发病情况、转入病因、病情严重程度、主要治疗措施、病死率等临床特征及医疗费用，并进行两组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近14年中，ICU共收治危重孕产妇576例，占同期产科住院患者的0.8%（576/71 790），占同期ICU住院患者的4.6%（576/12 412）；7例孕产妇死亡，占ICU危重孕产妇的1.2%，孕产妇总体病死率为10/10万。576例危重孕产妇中，急诊入院327例（占56.8%），计划入院249例（占43.2%）。与计划入院组比较，急诊入院组孕产妇择期剖宫产比例更低（17.7%比94.0%， P<0.01），急诊剖宫产比例更高（65.1%比2.4%， P<0.01），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HEⅡ、APACHEⅢ）、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和Marshall评分亦明显升高〔APACHEⅡ评分（分）：6.0（4.0，9.8）比4.0（3.0，7.0），APACHEⅢ评分（分）：14.0（11.0，20.3）比12.0（9.0，16.0），SAPSⅡ评分（分）：8（0，12）比3（0，8），Marshall评分（分）：2（1，4）比1（1，3），均 P<0.01〕，且ICU住院时间明显延长〔d：2（1，5）比2（1，3）， P<0.01〕，总住院时间明显缩短〔d：9（7，13）比13（10，18）， P<0.01〕。急诊入院组和计划入院组孕产妇均以产科因素转入为主，分别为60.9%（199/327）和70.3%（175/249）；其中产后出血占比最高〔分别为35.2%（115/327）和57.0%（142/249）〕，先兆子痫/子痫次之〔分别为7.0%（23/327）和7.6%（19/249）〕；19例产褥感染患者中仅有7例为计划入院；21例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FLP）患者均为急诊入院。在急诊入院和计划入院患者中，分别有73例（22.3%）和42例（16.9%）需要机械通气（机械通气时间>24 h），99例（30.3%）和35例（14.1%）应用了血管活性药物，67例（20.5%）和20例（8.0%）进行了血流动力学监测，123例（37.6%）和154例（61.8%）应用了抗凝治疗。在病情严重程度评分方面，不同疾病孕产妇的APACHEⅡ、APACHEⅢ、SAPSⅡ及Marshall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AFLP的APACHEⅢ、SAPSⅡ及Marshall评分最高〔分别为21.0（15.0，32.5）分、12.0（6.0，16.5）分、6.0（3.5，8.0）分〕，产后出血的APACHEⅡ、APACHEⅢ评分最低〔分别为4.0（3.0，7.0）分、12.0（10.0，16.0）分〕，肺炎的SAPSⅡ评分最低〔2.0（0，14.0）分〕，产褥感染的Marshall评分最低〔1.0（0，3.0）分〕。在总住院医疗费用方面，急诊入院组明显低于计划入院组〔万元：3.1（2.0，4.7）比4.1（2.9，5.8）， P<0.05〕。 结论:与计划入院的危重孕产妇相比，急诊入院者病情更加复杂、紧迫，病情严重程度评分更高；目前ICU常用的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系统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评价危重孕产妇病情严重程度，仍需设计针对危重孕产妇病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从而更加有效、合理地利用宝贵的ICU资源。

目的:通过分析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抗-HCV）阳性孕妇的筛查、诊断、流行病学、妊娠结局和治疗现状，为进一步提升丙型肝炎防控及母婴安全提供临床依据。方法:采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分析南京市第二医院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246例抗-HCV阳性孕妇资料。据资料不同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校正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246例抗-HCV阳性妇女孕前已明确感染者80例，其中HCV RNA阳性率85%，但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妊娠者仅16例；通过妊娠期产检发现HCV RNA阳性166例，HCV RNA阳性率为81.93%。感染途径与出生队列的关系中，各段出生队列抗-HCV阳性孕妇传播途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5.6， P<0.001）；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经吸毒感染构成比降低（ P<0.001），针刺感染（ P=0.043）、婴幼儿期住院史的构成比升高（ P=0.005）。抗-HCV阳性孕妇的妊娠期并发症情况中，HCV RNA＜5.0 E+02 IU/ml与≥5.0 E+02 IU/ml组比较显示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症（ χ2=4.73， P=0.030）、妊娠高血压疾病（ χ2=8.65， P=0.003）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产后治疗策略的数据分析显示产后第1年治疗率最高，并逐年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26， P=0.004）。 结论:育龄期备孕妇女进行抗-HCV筛查率较低，孕期HCV筛查应作为重要的补充，加强孕产妇的安全管理和健康教育，积极开展产妇产后抗病毒治疗，尤其重视产后1年内的管理，能显著提高育龄女性患者的治疗率。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利尿剂对胎儿具有致畸性，故孕期不使用，而产后高血压患者使用亦较少。2023年发表于《美国妇产科杂志》的一项研究 ［1］评估了在需要药物治疗的产后高血压患者中，与硝苯地平相比，口服氢氯噻嗪和赖诺普利联合治疗是否产生了更好的短期血压控制效果。鉴于产后应用氢氯噻嗪和赖诺普利联合治疗的数据有限，故计划进行一项纳入70例患者的探索性试验。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研究者纳入了患有慢性高血压或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产妇，随机分配至接受氢氯噻嗪和赖诺普利联合治疗组或硝苯地平治疗组。通过诊断（慢性高血压与妊娠高血压疾病）对受试者进行分层。主要结局是分娩后第7～10天或再次入院时使用家用血压监测仪测定的2级高血压（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1 mmHg=0.133 kPa）。次要结局包括严重的孕产妇发病率（以下任何一种：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溶血、肝酶升高、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子痫，中风，心肌病或死亡）、随机分组后静脉用药需求、住院时间、首次门诊就诊时血压、用药依从性和不良事件。

目的:比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助孕与自然妊娠（spontaneously conceived，SC）孕产妇单胎活产的围产期结局。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了2008年至2019年期间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产科分娩且获得单胎活产的孕产妇住院病案资料，纳入了1 727例行ART助孕的产妇，并按照1∶3的比例匹配同一天分娩的5 181例SC产妇。按分娩时间匹配后再采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两组人群的基线数据进行匹配，最终ART组和SC组各纳入产妇1 439例。主要结局指标为健康活产儿率，次要结局指标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早产率等围产期结局。结果:进行PSM之后，ART组健康活产儿比例［70.67%（1 017/1 439）］较SC组［77.28%（1 112/1 439）］低（ P<0.001）；两组间的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综合征发生率、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羊水过少发生率、前置胎盘发生率、剖宫产率和胎盘效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的新生儿结局，包括孕周、早产率、极早产率、小于孕龄儿发生率以及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住院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ART助孕和妊娠并发症是健康活产儿的危险因素（ OR=0.81，95% CI：0.67~0.97， P=0.020），胎盘效率是健康活产儿的保护因素（ OR=1.73，95% CI：1.59~1.88， P<0.001）。 结论:SC产妇的围产期结局较ART助孕更安全。

目的:调查重症监护病房（ICU）孕产妇脓毒症流行病学资料，分析ICU孕产妇脓毒症常见病因和结局及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08年1月至2022年9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3家医院ICU收治的脓毒症孕产妇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特征、感染期间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感染时机、感染部位、感染前有创操作、微生物培养结果、感染期间血常规、体温、感染导致的临床结局。根据脓毒症发生时间将患者分为ICU前发生脓毒症组和ICU期间发生脓毒症组，分析两组发生脓毒症的病因。根据是否发生多重耐药将患者分为多重耐药组和非多重耐药组，分析两组的临床结局。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脓毒症孕产妇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60例脓毒症孕产妇患者，其中转入ICU前发生脓毒症104例，ICU期间发生脓毒症56例；多重耐药53例，非多重耐药107例。160例患者的中位年龄30.5（28.0，34.0）岁，中位体温38.8（38.2，39.5）℃，中位白细胞计数（WBC）17.2（13.2，21.3）×10 9/L，中位SOFA评分5.0（3.0，8.0）分，外院转诊130例（81.2%）；感染部位主要为宫腔64例（占40.0%）、肺部48例（占30.0%）、腹盆腔30例（占18.8%）、泌尿系统27例（占16.9%）；脓毒症导致子宫切除6例（3.8%）、死胎8例（5.0%）、新生儿死亡2例（1.3%）；感染导致的手术干预措施以剖宫产术为主（44例，占27.5%），其次为开腹探查（19例，11.9%）；中位ICU住院时间5.0（3.0，10.0）d，中位总住院时间14.0（10.0，20.8）d。宫腔感染是ICU期间发生脓毒症的首要原因，占50.0%（28/56），其中产后大出血占85.7%（24/28）。多重耐药组患者糖尿病比例〔28.3%（15/53）比14.0%（15/107）〕、宫腔操作〔41.5%（22/53）比23.4%（25/107）〕、宫腔感染〔50.9%（27/53）比34.6%（37/107）〕及菌血症〔18.9%（10/53）比2.8%（3/107）〕均显著高于非多重耐药组（均 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优势比（ OR）＝2.348，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6~5.480， P＝0.048〕和宫腔操作（ OR＝2.541，95% CI为1.137~5.678， P＝0.023）是脓毒症孕产妇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宫腔感染是ICU孕产妇发生脓毒症的常见原因，产后大出血是ICU内继发宫腔感染的常见病因。多重耐药菌可导致严重临床结局，糖尿病及宫腔操作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