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内不同基础性疾病并发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SS)患儿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儿童医院PICU收治的SS患儿病历资料，按照有无基础疾病、基础疾病种类进行分组，总结不同基础疾病条件下SS的临床特征、预后及病原分布情况。结果:研究期间共收治218例SS患儿，总病死率为21.6%(47/218)；合并基础疾病者141例[64.7%(141/218)]，病死率24.1%(34/141)；处于化疗骨髓抑制期的恶性血液病和肿瘤患儿病死率最高(17/45，37.5%)，无基础性疾病者病死率最低(13/77，16.9%)。合并基础性疾病的SS患儿以革兰阴性菌感染为主(63.1%，41/65)，恶性血液病及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期患儿革兰阴性菌感染最高(80.0%，20/25)。革兰阳性菌感染在无基础疾病组最高(52.1%，25/48)。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在恶性血液病及肿瘤化疗后骨髓抑制期者的发生率最高(95.6%，43/45)，无基础疾病组最低(59.7%，46/77)。结论:伴发基础疾病，尤其是血液肿瘤的患儿化疗后发生SS时病原体以革兰阴性菌最常见，病死率和MODS发生率高；无基础疾病者以革兰阳性菌最常见，病死率和MODS发生率相对较低。

近十年来，慢重症（CCI）已成为全球重症监护病房（ICU）幸存者的常见疾病。随着ICU诊疗技术的进步与集束化治疗的实施，重症患者的早期病死率显著降低，使其幸存于致命性的多器官功能衰竭（MOF）。但越来越多的幸存者遗留有持续的器官功能不全，难以撤离器官支持而滞留于ICU，成为CCI患者。这些患者经历持续的免疫失调反应，出现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因此，营养不良是CCI患者的重要临床特征。营养支持是CCI治疗手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营养支持策略主要在于提供足量的热量与蛋白质，辅以合适的促合成制剂促进合成代谢，使用免疫调节剂改善免疫抑制与炎症反应，补充微量营养素加强代谢支持。现从CCI患者的营养评估、热量评估、蛋白评估和其他营养制剂补充方面（如β受体阻滞剂、睾酮和甲基双氢睾酮、免疫营养、维生素）进行综述，从而为CCI的治疗提供参考。

过去半个世纪重症医学取得迅猛的发展，危重症患者的生存率显著提高，然而与专业快速发展不匹配的是重症监护病房（ICU）基础建设逐渐出现短板及ICU人文关怀发展滞后。然而，随着医疗行业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应用5G和人工智能（AI）技术构建智慧化ICU将逐步解决重症医学人力物力缺乏、报警准确性低、响应速度及能力不足等短板；同时通过加强人性化关怀着重改善患者就诊舒适性，增加ICU人文关怀属性，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提高对危重症患者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水平。本文通过回顾ICU发展历史，明确智慧ICU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智慧ICU建设后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后阐明了智慧ICU建设的3个组成部分：智慧化空间与环境管理、智慧化设备与物品管理、智慧化监护与诊疗。最终通过智慧ICU实现以人为本的诊疗理念。

目的:探讨初乳口腔涂抹对管饲超低/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唾液中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sIgA）含量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出生体重<1 500 g管饲早产儿90例进行前瞻性研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每次管饲喂奶前使用初乳涂抹口腔黏膜，每3 h一次，至出生后7 d；对照组按照科室常规每次喂奶前予以生理盐水清洁口腔，其余护理措施均同观察组。分别在生后2 h、生后7 d收集并检测患儿口腔唾液中sIgA含量，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共有81例早产儿完成研究。观察组（42例）生后7 d唾液中sIgA含量高于生后2 h［15.4（0.6，106.7）μg/ml比0.6（0.0，5.3）μ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39例）生后7 d唾液中sIgA含量与生后2 h［0.0（0.0，1.4）μg/ml比0.0（0.0，5.2）μ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生后7 d唾液中sIgA含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唾液中sIgA含量与初乳涂抹开始时间成负相关（ r=-0.330， P<0.05），与涂抹完成总次数成正相关（ r=0.388， P<0.05）。 结论:初乳口腔涂抹可以提高管饲超低/极低出生体重儿唾液中sIgA含量。

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HRSV)是儿童和老人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以往报道其暴发主要发生在医院儿科和重症监护病房的婴儿中。2021年1月，沈阳市某产后护理中心暴发新生儿重症肺炎。采用TLDA技术对27种病原体进行了筛查，20份标本为HRSV阳性，其中包括16名新生儿和4名机构护理工作人员。16名新生儿中，7人病情较重住进ICU病房，9人住进普通病房。另外4名护理人员均为无症状感染者。本研究从6名新生儿和2名护理人员中获得了G基因第二高变区(HVR2)序列。系统发育分析表明，8条序列同源性为100%，属于HRSV的BA9基因型。本研究首次在国际上报道了产后护理中心的HRSV引起了新生儿重症肺炎的暴发，该类机构存在较高的交叉感染风险，政府应予以重视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严重传染性呼吸道疾病的在该类机构的再暴发。

目的:调查常熟地区重症监护病房对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的依从性以及患者的预后情况。方法: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筛选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入住常熟地区3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入选患者符合2016年脓毒性休克的诊断标准，排除年龄小于18岁、妊娠、中途放弃治疗、入院后6 h内死亡以及已进入其他有关脓毒性休克干预治疗研究的患者。记录其基本情况，既往史，入院时情况，1 h、3 h及6 h集束化治疗（Bundle）的完成情况以及预后。根据患者存活与否分为两组，比较两组Bundle指标完成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并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3家医院共207例患者纳入研究，1 h Bundle完成率为27.1%，其中乳酸测定完成率81.2%，使用抗生素前血培养留取完成率72.5%，使用广谱抗生素完成率48.4%，液体复苏完成率74.4%，使用升压药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完成率86.0%；3 h Bundle完成率为67.6%，其中乳酸测定完成率97.1%，使用抗生素前血培养留取完成率84.5%，使用广谱抗生素完成率97.1%，液体复苏完成率76.8%；6 h Bundle完成率为30.4%，其中平均动脉压达标完成率98.1%，重新评估容量状态（至少两项指标）完成率48.3%，中心静脉压达标完成率42.5%，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ScvO 2）达标完成率10.6%，床边超声完成率48.8%，抬腿及补液治疗完成率42.5%，乳酸升高重新评估完成率55.1%。3 h及6 h Bundle总完成率为27.1%。三家医院的完成情况无明显差别。脓毒性休克患者总病死率为58.9%，住ICU时间为10 d（5，23） d，住院时间为14 d（6，26） d。单因素分析示抗生素使用时间，中心静脉压达标、床旁超声、抬腿补液试验，乳酸升高后重新评估以及6 h Bundle完成、3 h及6 h均Bundle完成、APACHEⅡ评分与患者的预后相关（ P=0.005，0.001，0.001，0.002，均 P<0.01），对上述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中心静脉压达标（ OR=23.236， P=0.001）、抬腿补液试验（ OR=0.102， P=0.012），乳酸升高后重新评估（ OR=0.197， P=0.001）及APACHEⅡ评分（ OR=1.103， P<0.01）为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28 d生存曲线显示6 h Bundle完成可降低病死率（Log Rank χ2=8.944， P=0.003）。 结论:常熟地区对于脓毒症性休克治疗指南的依从性并不高，而依从性与预后密切相关，需要加强改进措施，提高指南的依从性。

目的:探讨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稳定期术后患者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风险。方法:选择2014年3月至2020年12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拟行外科手术的COPD稳定期患者。基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指南标准，按照术前气流受限程度分为1级〔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80%〕、2级（50%≤FEV1%<80%）、3级（30%≤FEV1%<50%）、4级（FEV1%<30%）；基于2021年修订版COPD诊治指南，结合患者症状水平和1年内中、重度急性加重史分为A、B、C、D 4组，其中A组症状最轻、急性加重频率最低且程度最轻，D组症状最重、急性加重最频繁且程度最重。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COPD相关因素、手术相关因素以及术后入ICU的情况，分析术前不同程度气流受限及不同症状综合评估与术后入ICU风险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术后入ICU的危险因素。结果:共143例患者纳入分析，根据气流受限程度，GOLD 1级34例、2级72例、3级32例、4级5例；根据症状综合评估，A组78例、B组31例、C组5例、D组29例。不同程度气流受限各组及不同症状综合评估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气流受限程度和症状综合评估与术后入ICU并不相关〔气流受限程度：优势比（ OR）＝1.526，95%可信区间（95% CI）为0.682~3.415， P＝0.304；症状综合评估： OR＝1.508，95% CI为0.921~2.469， P＝0.103〕。不同程度气流受限各组及不同症状综合评估各组间患者手术部位、手术方式、麻醉方式和手术时间等手术相关因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43例患者中，10例术后入ICU，133例未入ICU。入ICU组患者比未入ICU组年龄更大（岁：73.10±10.56比65.14±9.79， P<0.05），呼吸困难指数分级更高〔mMRC分级（级）：1.5（1.0，2.0）比1.0（0，2.0）， P<0.05〕，每年急性加重频率更高〔次：1（1，2）比0（0，1）， P<0.05〕，且两组患者手术方式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以及每年急性加重频率是术后入ICU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 OR＝1.093，95% CI为1.010~1.183， P＝0.028；每年急性加重频率： OR＝2.400，95% CI为1.015~5.676， P＝0.046）。 结论:伴COPD稳定期患者术前气流受限程度和症状综合评估与术后入ICU风险无关；年龄及每年急性加重频率为伴COPD稳定期术后患者入ICU的危险因素。

目的:了解ICU获得性肌无力（ICU-AW）的评估现状，分析阻碍ICU-AW评估的影响因素，为完善ICU-AW评估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横断面调查方法。首先，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访谈提纲，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13名医务人员（ICU专科护士8名、临床医生3名、呼吸治疗师和康复治疗师各1名）进行访谈；然后，全面分析和提炼访谈主题，构建调查问卷并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最后，对我国的ICU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ICU医务人员的一般情况、ICU-AW的评估现状和影响因素。结果:调查问卷的复测信度为0.92，专家效度为0.96。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的3 563名ICU医务人员参与调查，提交问卷3 563份，剔除不合格问卷357份（包括被调查者来自新生儿或儿科ICU 173份、被调查者ICU工作时间<6个月89份、无效问卷9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 206份，有效回收率为90.0%。在3 206名ICU医务人员中，医生616名（占19.2%），护士2 371名（占74.0%），呼吸治疗师129名（占4.0%），康复治疗师51名（占1.6%），营养师39名（占1.2%）；年龄（30.7±6.3）岁；文化程度以本科居多（65.9%），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4.1%；副高及以上职称占8.0%；ICU工作年限（5.94±4.50）年。在临床实践中，仅有26.5%的ICU医务人员确定自己曾经治疗或护理过ICU-AW患者；52.9%的医务人员仅凭临床经验来评估ICU-AW，使用ICU-AW评估工具的人群仅占12.3%。大多数ICU医务人员认为应接受ICU-AW相关专业培训（81.8%），应重视ICU-AW如同重视ICU其他并发症（压疮、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75.1%），并认为ICU-AW评估应纳入ICU日常诊疗活动（61.2%）；但仅10.2%的医务人员接受过ICU-AW相关知识培训，高达42.7%的医务人员认为自身ICU-AW相关知识不能满足临床需要。仅18.7%的医务人员会主动评估患者是否发生ICU-AW；不足半数（42.3%）的医务人员认为应每天评估ICU-AW，且ICU评估工具的使用也不统一，44.0%的ICU医务人员认为医学研究委员会肌力评分量表（MRC-Score）是ICU-AW最理想的评估工具，其次是神经电生理检查（17.2%）和徒手肌力评估量表（MMT，11.1%）。在阻碍ICU-AW评估影响因素的调查中，医护人员缺乏ICU-AW相关知识是主要因素（88.1%），其次是医护人员没有ICU-AW评估指南（76.5%），患者认知障碍或理解能力有限（84.6%）、病情危重导致无法配合评估（83.0%），以及科室对ICU-AW评估重视不足（77.5%）。结论:目前我国ICU-AW评估现状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医护人员缺乏ICU-AW相关知识和技能。

目的:依据本中心队列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建立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并与目前国内常用的协作网G曲线［采用基于偏度系数-中位数-变异系数法的广义可加模型（GAMLSS）拟合方法制定］进行比较，探讨适宜本中心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方法: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妊娠早期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的前瞻性出生缺陷研究队列中的活产儿7 044例，对其中无小于胎龄儿（SGA）及大于胎龄儿（LGA）高危因素的低风险孕妇3 894例，分别采用GAMLSS法、基于低风险孕妇孕40周分娩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和标准差采用半定制法建立本中心GAMLSS曲线（简称本中心G曲线）、本中心半定制曲线（简称本中心S曲线）。依据本中心S曲线、本中心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G额外诊断组（94例）、S及G均诊断组（77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依据本中心S曲线、协作网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464例）、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40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结果:（1）7 044例活产儿中，依据协作网G曲线、本中心G曲线及本中心S曲线诊断SGA分别为404例（5.74%，404/7 044）、774例（10.99%，774/7 044）、868例（12.32%，868/7 044）。本中心S曲线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值在所有胎龄均高于本中心G曲线和协作网G曲线。（2）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10.64%（10/94）、5.68%（44/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1.34%（83/6 176）； P均<0.001］；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孕妇子痫前期（PE）的发生率分别为12.77%（12/94）、9.43%（73/77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9.57%（9/94）、2.71%（21/77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24.47%（23/94）、7.24%（56/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分别为4.37%（270/6 176）、0.83%（51/6 176）、4.23%（261/6 176）； P均<0.001］。（3）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新生儿入住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5.60%（26/464）、6.93%（28/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因不确定的胎儿状态（NRFS）行紧急剖宫产术或产钳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4.96%（23/464）、12.38%（50/404）］均高于非SGA组［2.57%（159/6 176）；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PE的发生率分别为8.84%（41/464）和10.89%（44/40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1%（20/464）和2.48%（10/40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10.56%（49/464）和7.43%（30/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 结论:相较于协作网G曲线和本中心G曲线，依据本中心低风险活产儿出生体重，采用半定制法建立的本中心S曲线更有利于本中心SGA的筛查，有助于高危儿的识别和管理。

碳青霉烯类耐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面临的严峻问题。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通过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部分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的耐药性。碳青霉烯酶根据Amber分类可分为A、B、D三类，不同碳青霉烯酶对特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水解活性不同。目前，CRE在中国NICU住院新生儿中检出率高、病死率高、具有高度的传播性。CRE在新生儿的治疗非常困难，可选药物极其有限、药代/药效动力学数据匮乏、最佳剂量/用药间隔不确定、缺少联合用药研究等因素均给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成人和儿童中针对CRE主要的抗菌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头孢他定/阿维巴坦、磷霉素、多黏菌素类、氨曲南等，但在新生儿中的使用鲜有研究。CRE一旦定植和感染，清除和治疗极其困难，因此在新生儿病房严格执行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减少CRE产生、遏制传播、降低感染率是应对CRE流行的最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