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认为先天性肺气道畸形体积比（congenital pulmonary airway malformation-volume ratio，CVR）>1.6或2.0 cm2有助于预测胎儿水肿，且在类固醇激素应用、生后呼吸系统症状和手术时机预测方面均具有指导意义，但最佳CVR阈值仍存在争议。现就CVR在先天性肺气道畸形胎儿预后、类固醇激素应用、生后呼吸系统症状和手术时机预测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先天性肺气道畸形胎儿的围产期管理提供指导。

目的:探讨父亲产后抑郁在父亲育儿胜任感和父亲母乳喂养支持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3—10月选取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337名4～8周婴儿的父亲为研究对象，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中文版父母育儿胜任感量表（C-PSOC）和产妇配偶版配偶母乳喂养支持量表（PBIS）对其进行调查。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父亲产后抑郁与其育儿胜任感、母乳喂养支持间的相关性，并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37份，回收问卷337份，其中有效问卷31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18%（314/337）。314名婴儿父亲EPDS得分为3.00（2.00，6.00）分、C-PSOC得分为66.00（62.00，71.00）分、产妇配偶版PBIS得分为83.00（74.00，90.00）分。父亲育儿胜任感与父亲产后抑郁呈负相关（ r=-0.435， P<0.01），与父亲母乳喂养支持呈正相关（ r=0.480， P<0.01），父亲产后抑郁与父亲母乳喂养支持呈负相关（ r=-0.423， 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父亲产后抑郁在育儿胜任感和母乳喂养支持间的中介效应为0.341，占总效应的39.51%。 结论:父亲产后抑郁是父亲育儿胜任感和父亲母乳喂养支持间的中介变量，医务工作者应制订针对父亲的围产期教育方案，提升父亲育儿胜任感，缓解其负面情绪，从而促进父亲母乳喂养支持行为。

目的:探讨围产期紧急子宫切除术（EPH）后盆腔填纱控制难治性产后出血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1年8月收治的EPH后因手术创面持续出血于外院行盆腔填纱治疗后转诊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或因EPH后手术创面持续出血转诊至本院后行盆腔填纱治疗，有完整病历资料的11例产妇的临床资料，评估产妇的结局、并发症、住院时间，并分析影响盆腔填纱效果的因素。结果:11例产妇的中位分娩孕周为38.3周（38.0~39.9周），终止妊娠方式为剖宫产术分娩7例（7/11），阴道分娩4例（4/11）。产后出血距盆腔填纱的中位时间为10 h（5~57 h），中位出血量为8 500 ml（4 800~15 600 ml），中位盆腔填纱数量为3块（2~7块），中位纱垫留置时间为6.0 d（3.0~6.0 d）。本次妊娠中位开腹次数为3次（2~3次），最多开腹4次。11例产妇中首次填纱成功止血9例（9/11），最终救治成功11例（11/11）。所有产妇均在实施盆腔填纱前发生失血性休克（11/11）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11/11），其他常见并发症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9/11）、心脏骤停（4/11）、深静脉血栓形成（3/11）、感染性休克（3/11）和肠梗阻（1/11）。所有产妇均于凝血功能恢复且无活动性出血后取出填塞纱垫。11例产妇的中位凝血功能恢复时间为3 d（3~5 d），中位纱垫留置时间6 d（3~6 d），中位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为14 d（11~26 d），中位总住院时间为22 d（16~49 d）。结论:盆腔填纱可以作为EPH后治疗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时措施，为生命体征不稳定者争取了损伤控制性复苏的关键时间，为转诊至上一级医疗机构及进一步治疗提供了机会。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是指胎盘绒毛生长并黏附或侵入子宫肌层的一类疾病，是产科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可导致孕产妇出现子宫破裂、围产期出血、感染，甚至危及生命。随着剖宫产术及宫腔操作的增多，PAS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准确的诊断有助于指导治疗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孕妇预后。超声检查是产科临床上常用的检查方法，也是鉴别和评估前置胎盘和PAS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均有建立超声评分系统的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各种超声PAS评分系统应用的现状进行综述，并做一比较。

目的:探讨胎儿动脉导管狭窄/早闭的围产期管理思路。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至6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3例胎儿动脉导管狭窄/早闭病例的临床特点，总结胎儿动脉导管狭窄/早闭的围产期管理思路。结果:3例孕母均在产前常规超声检查时（孕24、30和23周）发现胎儿心脏异常（右心增大和三尖瓣反流），进一步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诊断动脉导管狭窄/早闭，但未发现其他结构异常。母体在孕期未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病例1和病例2因可疑胎儿心功能不全（心血管整体评分分别为6分和5分）行急诊剖宫产，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分别治疗56和42 d后好转出院（心功能正常）。病例3在动态观察中动脉导管狭窄程度好转，于孕38周因剖宫产史行择期剖宫产娩一活婴。结论:中晚孕期产科超声检查时应注意对胎儿动脉导管的检查，尤其是在发现右心增大或三尖瓣反流时；对于动脉导管狭窄的胎儿应密切监测动脉导管以及继发右心功能不全的超声表现，可将心血管整体评分纳入评估内容。一旦诊断胎儿动脉导管早闭，应立即分娩，生后新生儿心功能可恢复，预后好。

围产期抑郁症（PD）是孕期和产后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挑战。2023年8月4日，美国FDA批准了首个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症的口服药：祖拉诺酮（zuranolone），对于该领域的药物创新相对停滞而言是一可喜的进步，然而围产期精神健康对孕产妇的健康影响被严重低估。

目的:探讨在玻璃化冻融胚胎移植（frozen-thawed embryo transfer，FET）周期中，激光辅助孵化（laser-assisted hatching，LAH）对患者临床结局及母婴安全性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自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玻璃化冷冻后行FET治疗的临床资料。共纳入641个FET周期，根据不同胚龄分为卵裂期移植周期和囊胚移植周期，不同胚龄周期根据复苏后是否行LAH分为LAH组和Non-LAH组（未行LAH）。采用单因素分析分别比较不同胚龄行LAH操作后患者临床妊娠结局和围产期母婴并发症的情况。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控制其他混杂因素，分析LAH对活产率的影响。主要观察指标为活产率。次要观察指标为临床妊娠率、种植率、多胎率、流产率、异位妊娠率、早产率、围产期母体相关并发症、新生儿结局。结果:在卵裂期胚胎移植患者中，LAH组的临床结局与Non-LAH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囊胚移植患者中，LAH组临床妊娠率［71.2%（109/153）］、种植率［61.2%（126/206）］、活产率［66.7%（102/153）］均高于Non-LAH组［56.2%（59/105）， P=0.013；46.4%（65/140）， P=0.007；48.6%（51/105）， P=0.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多胎率、流产率、异位妊娠率、早产率等方面两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无论是卵裂期移植或是囊胚移植患者行LAH后，在围产期母体相关并发症、新生儿结局等方面与Non-LAH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后，结果显示LAH对卵裂期胚胎FET患者的活产率无影响，但可提高囊胚FET患者的活产率（ OR=2.656，95% CI=1.505~4.689， P=0.001）。 结论:在复苏移植周期中，LAH可以改善囊胚移植患者的临床结局，但无法改善卵裂期移植患者的临床结局；LAH对围产期母婴安全暂未显示有不良影响。

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新生儿淋巴管畸形7型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以淋巴水肿为主要表现，严重者可出现非免疫性胎儿水肿、导致围产期死亡。本文报道1例淋巴管畸形7型新生儿，以生后呼吸困难、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为主要表现，基因检测发现EPHB4基因变异，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出院，1岁7月龄随访时生长发育与同龄儿相仿。

目的:分析国内院际转运极早产儿日龄分布情况，总结不同日龄转运极早产儿的围产期特征、出院结局以及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全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inese Neonatal Network，CHNN）极早产儿队列中胎龄24～31周 +6、在外院出生后转入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救治的、排除严重先天畸形的极早产儿3 405例。按照转运进入CHNN NICU的日龄分为早期转运组（≤1 d）、延迟转运组（>1～7 d）和晚期转运组（>7 d）。采用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3组极早产儿的一般临床情况、治疗情况及出院结局的差异。 结果:3 405例极早产儿的中位胎龄为29.7周（28.3～31.0周），平均出生体重为（1 321.0±316.5）g。早期转运组2 031例（59.6%），延迟转运组406例（11.9%），晚期转运组968例（28.4%）。转运极早产儿产房内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的比例为8.4%（237/2 806），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为32.9%（924/2 805）。共62.7%（1 569/2 504）的患儿母亲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早期转运组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为68.7%（1 121/1 631），高于延迟转运组［56.1%（152/271）， χ2=16.78， P<0.017］和晚期转运组［49.2%（296/602）， χ2=72.56， P<0.017］。转运极早产儿总死亡率为12.7%（431/3 405），其中早期、延迟及晚期转运组患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2.4%（252/2 031）、16.3%（66/406）和11.7%（113/96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72， P=0.057）。延迟转运组和晚期转运组患儿重度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早期转运组，晚期转运组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治疗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延迟转运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校正法， P值均<0.017）。晚期转运组极早产儿出院日龄为66.0 d（51.0～86.0 d），出院纠正胎龄为38.9周（37.1～41.2周），均大于早期转运组［48.0 d（37.0～64.0 d）， Z=260.83；36.9周（35.7～38.3周）， Z=294.32］和延迟转运组患儿［52.0 d（41.0～64.0 d）， Z=81.49；37.4周（36.1～38.7周）， Z=75.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 结论:目前国内仍有大量极早产儿需要生后转院。转运日龄越晚、极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故建议可能发生极早产的孕妇宫内转运或生后尽早转运，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