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交叉韧带(ACL)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组织之一,下肢力线不良会导致运动中非接触性ACL损伤.导致下肢力线不良的解剖因素包括骨性因素与非骨性因素,骨性因素主要包括胫骨因素、股骨髁因素、股骨近端及髌骨与足踝因素等,非骨性因素主要包括神经型因素、股骨机械轴周围因素、胫骨机械轴周围因素等.运动导致的非接触性ACL损伤大多由于下肢生物力线不良而影响膝关节正常负重,造成ACL力学环境异常,而ACL损伤修复或重建术后移植物失效的病例中也存在下肢力线不良的情况.因此,在临床中准确评估并纠正下肢力线不良,对于预防非接触性ACL损伤和ACL重建术后移植物失效有着重要意义.

先天性拇指发育不良临床并不少见，重度拇指发育不良对手和上肢功能都有明显影响。自从Buck-Gramcko发表了示指拇化术重建重度发育不良拇指的经典文献以来，该术式就成为治疗重度拇指发育不良的标杆，也被公认为是手外科历史上里程碑样的术式之一。Blauth分型及其各种改良分型都是希望在"保留发育不良拇指的重建手术"和"示指拇化手术"之间寻找一个分界点，反复强调的还是"能做示指拇化则做示指拇化"。但现实中，尽管人们有肤色、种族、文化方面的差异，但更多的患儿家长或监护人都期待医生能尽量保留拇指，即使功能逊色一些。对他们而言，5个手指的整体外观是4个手指永远无法比拟的。过去10余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共治疗近300例第一腕掌关节缺如的拇指发育不良患者，即使术前沟通再详细，并演示示指拇化后的"漂亮"照片，但看了保留拇指病例的术后照片后，仍有90%的家长"执拗"地选择了保留拇指。"4"或"5"不仅是数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很多临床问题都是如此。当医生的偏好与患者及家人的期待并不一致的时候，要更多倾听一些患方的心声。文章作者通过阅读拇指发育不良领域的主要文献，并总结北京积水潭医院近10余年治疗拇指发育不良的经验，提出了新的改良分型及重建策略，旨在对相关专业的医生有所裨益。

目的:总结在上尿路修复和重建中应用肠道的经验，探讨肠代输尿管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38例长段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6例，女72例。年龄(35.54±21.35)岁，其中儿童9例，年龄(10.78±4.41)岁。输尿管狭窄位于左侧65例，右侧38例，双侧34例。孤立肾12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6例，中段狭窄2例，下段狭窄24例。输尿管全长狭窄14例，输尿管多发狭窄54例。术前留置肾造瘘管22例，留置双J管88例。术前行B超、增强CT、CTU、MRU、顺行和逆行造影检查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为(15.93±4.67)cm。术前血肌酐(93.94±37.13)μmol/L，尿素氮(5.91±1.99)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83.53±25.18)ml/min。孤立肾患者术前血肌酐(104.83±69.14)mol/L，尿素氮(7.33±2.90)mmol/L，eGFR(64.53±14.46)ml/min。本研究138例，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回肠组)123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4.48±6.28)cm，选取回肠段长度(20.67±11.20)cm，替代输尿管长度(22.97±8.09)cm；Yang-Monti回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回肠组)7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5.43±4.35)cm，截取回肠段(3.00±0.58)段，每段回肠段长度2.5～3.0 cm，重建回肠段长度(16.83±3.97)cm，重建回肠替代输尿管长度(11.50±5.65)cm；Yang-Monti结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6.00±0.93)cm，截取结肠段(2.75±0.46)段，每段结肠段长度1.5～2.0 cm，重建结肠段长度(5.13±1.13)cm，重建结肠替代输尿管长度(4.88±1.46)cm。Yang-Monti回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00)；Yang-Monti结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2)；Yang-Monti回肠组( P＝0.0001)和Yang-Monti结肠组( P＝0.0003)与回肠组替代的输尿管长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种术式术后留置术区引流管、尿管、输尿管内支架管，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术后保留。 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未发生并发症。Yang-Monti回肠组手术时间(376.40±202.80)min、Yang-Monti结肠组手术时间(626.30±224.20)min，与回肠组手术时间(286.80±97.2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94， P＝0.0001)；Yang-Monti回肠组术中出血量(314.30±213.50)ml、Yang-Monti结肠组术中出血量(210.00±96.07)ml，与回肠组术中出血量(183.90±199.70)m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971， P＝0.7157)。所有患者出院前肌酐(84.45±28.51)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9)；尿素氮(5.79±2.61)mmol/L( P＝0.6684)，eGFR(89.11±25.17)ml/min( P＝0.1506)，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孤立肾患者出院前肾功能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Yang-Monti回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0.00±5.35)d和(9.24±6.45)d( P＝0.7599)，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3.17±4.79)d和(17.61±10.29)d( P＝0.2973)，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9.86±9.34)d和(16.02±10.70)d( P＝0.35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Yang-Monti结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4.88±7.81)d和(9.24±6.45)d( P＝0.0202)，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8.88±2.80)d和(17.61±10.29)d( P＝0.0188)，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4.88±17.04)d和(16.02±10.70)d( P＝0.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第2天发生低钾血症，予静脉滴注氯化钾纠正。回肠组5例术后第2天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予纠正。回肠组6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尿管中发现黏液样分泌物，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后尿管中发现白色絮状物，予保持尿管通畅。回肠组5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Yang-Monti结肠组1例术后出现尿瘘，其中回肠组1例再次手术调整双J管后治愈，其余均保守治疗并延长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后治愈。13例术后发热，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33例发生尿路感染，26例使用抗生素治疗，10例尿培养阳性，予敏感抗生素治疗；7例未使用抗生素治疗，6例术后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尿培养阴性。8例失访。130例术后随访2～36个月。肌酐(93.00±31.14)μmol/L( P＝0.8279)，eGFR(83.10±24.32)ml/min( P＝0.9138)，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6.82±2.46)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2)。孤立肾患者手术前后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均未发生电解质异常。1例出院后7 d因黏液堵塞尿管发生尿潴留，导致输尿管膀胱吻合口3 cm尿囊肿，更换尿管后消失。并发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各1例，再次行输尿管镜治疗。13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同侧肾轻度积水。16例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8例尿培养提示细菌感染，7例予敏感抗生素治疗。 结论:对于上尿路修复重建手术，回肠代输尿管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安全有效；Yang-Monti回肠或结肠代输尿管术也是可选择的手术方式。

目的:探讨可持续型皮肤牵张器在头皮及软组织缺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7年6月—2020年1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与软组织修复重建外科收治5例大面积头皮及软组织缺损伴颅骨外露患者，其中男3例、女2例，年龄31～57(38.0±2.1)岁，创面面积为16.0 cm×8.0 cm～18.0 cm×12.0 cm。术中行头皮创面清创后，安装可持续型皮肤牵张器，安装后第3天开始对创面进行牵张，每天牵张1 mm，并均分成3次完成，牵张过程中，注意创缘的血运变化及患者的主观感受，当创面牵张至创缘行创面挤捏闭合式试验阴性时，停止进一步牵张，维持最后的牵张状态3 d后，直接拉拢缝合。观察可持续型皮肤牵张器牵张过程中创面愈合情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测量牵张5、10、15、20 d剩余创面面积。随访观察创面愈合情况及毛发生长情况。结果:5例患者创面经牵张治疗19～23 d后直接缝合。牵张过程中创缘无张力性水疱形成，创面缝合后创缘愈合良好，无皮肤坏死发生。牵张治疗5～20 d，创面面积逐渐缩小。术后随访时间2～11(4.5±1.5)个月，牵张处的头皮组织弹性、色泽、感觉与周围正常皮肤组织相似，新生毛发接近正常，创缘可见线性瘢痕，创面无瘢痕形成。结论:可持续型皮肤牵张器的应用降低了头皮缺损创面的治疗难度，治疗后新生毛发生长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游离骨间后动脉穿支皮瓣在小面积手部皮肤软组织缺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0年8月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采用游离骨间后动脉穿支皮瓣治疗的小面积手部皮肤软组织缺损病例资料。术中根据缺损创面大小设计游离骨间后动脉穿支皮瓣移植修复创面，骨间后动脉穿支与指固有动脉、指总动脉吻合，供区直接缝合。术后观察皮瓣成活情况，随访皮瓣修复效果、手部功能及并发症情况。结果:纳入21例患者，男15例，女6例，年龄23~61岁，平均46岁。致伤原因：重物砸伤7例，机器绞伤11例，烧烫伤3例；缺损部位：掌侧共8例，背侧共13例，缺损范围为1.5 cm×2.0 cm~3.0 cm×9.0 cm，伴有肌腱及骨外露，皮瓣大小为2.0 cm×2.0 cm~3.5 cm×9.0 cm，其中携带肌腱重建手指伸指功能1例，携带神经移植修复手掌侧创面2例，分叶皮瓣游离移植4例，余14例均为单叶游离皮瓣。术后皮瓣均未发生动静脉危象，21例患者皮瓣全部成活，皮瓣未出现血运障碍。随访6~12个月，皮瓣成活良好，质地与周围皮肤相近，手部功能活动无受限，携带神经移植者皮瓣两点辨距觉10~12 mm，前臂供区无严重并发症，遗留线状瘢痕。结论:骨间后动脉穿支皮瓣应用灵活，可以游离分叶移植同时修复邻近2个小创面，可以携带皮神经游离移植修复手掌侧创面，该皮瓣是修复手部小创面的理想皮瓣之一。

基底膜是高度特化的细胞外基质，其形成是正常组织发育和功能正常的先决条件。基底膜是角膜的重要组成结构。角膜含有上皮基底膜及后弹力层2种基底膜。角膜损伤后基底膜主要通过层黏连蛋白、Ⅳ型胶原、巢蛋白和基底膜蛋白多糖相互作用组装再生。角膜损伤修复中，角膜基底膜不完全再生或延迟再生可使角膜基质纤维化，而基底膜的再生和功能重建可使角膜基质重塑，部分或完全恢复其透明性。角膜上皮和内皮的愈合、创面规则性、基质细胞残存量均影响角膜基底膜结构和功能重建。本文就角膜基底膜的成分及其功能、角膜基底膜与角膜基质纤维化的关系、损伤修复中角膜基底膜协同调节角膜基质纤维化及其再生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窗式切除和袖状切除在甲状腺乳头状癌(PTC)侵犯气管中的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并手术治疗的33例PTC侵犯气管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受侵气管手术方式，分为窗式切除组(15例)和袖状切除组(18例)，比较两组住院时间、淋巴结转移、TNM分期、并发症发生率等，记录治疗结果。结果:33例患者均行甲状腺癌根治性手术。窗式切除组中气管Ⅰ期修复12例(其中下段气管切开4例)，气管与皮肤造口Ⅱ期修复3例；袖状切除组18例均于气管环切除后行端端吻合(其中下段气管切开3例)。窗式切除组住院时间明显长于袖状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窗式切除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袖状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PTC侵犯气管属于局部晚期，治疗上仍首选根治性手术+术后辅助治疗的方式，针对受侵气管合理选择重建方式有助于延长生存期和保证生活质量。

近几年鼻内镜外科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许多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后会伴随各种鼻腔的组织缺损，影响手术的预后和鼻腔功能的恢复。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了各种鼻腔内部或者外部的皮瓣来修复缺损，重建鼻腔组织缺损的结构。本文就鼻腔带蒂黏膜组织瓣的制备及临床应用做一综述，以期推动该技术在我国的临床研究与应用发展。

随着盆底修复手术技术的革新和重建材料的发展，女性盆底重建手术中植入物的应用日益广泛，其术式包括经阴道植入网片手术（TVM）、骶骨固定术（SC）、抗尿失禁尿道中段悬吊带术（MUS）。植入物相关并发症临床并不少见，部分并发症表现严重，许多国际学术组织、国家或地区的学术组织推出了并发症诊断登记指南或规范。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盆底学组，以学组专家成员为基础、同时邀请部分国内本领域专家，结合国内外最新相关文献，一同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女性盆底重建手术植入物并发症登记中国专家共识》，内容涵盖手术的登记标准、植入物并发症的登记标准［包括“类别-时间-部位（CTS）”编码分类系统及Clavien-Dindo分级］、随访及并发症登记的质量控制。必须更好地完善我国盆底重建手术（包括TVM、SC、MUS）中植入物相关并发症的登记工作。盆底重建手术涉及的人口学信息、疾病诊断与评估信息以及手术情况（包括围手术期信息、手术结局、随访情况等）均应该登记，盆底重建手术植入物并发症均应按照CTS分类和Clavien-Dindo分级进行登记，也应该注意随访及并发症登记工作的质量控制。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是整形与烧伤外科常用的修复重建手术，对大面积体表瘢痕有良好的美学整复效果。然而，在组织扩张过程中，一旦出现并发症，不仅达不到原本的治疗目的，还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新的损伤与瘢痕。皮肤软组织扩张器（以下简称扩张器）埋置部位感染是皮肤软组织扩张术的主要并发症。既往研究曾报道，使用组织扩张术进行瘢痕整复的患者扩张器埋置部位感染率为1.4％~35.4％。既往研究对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多为小样本研究，且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仅有的一些大样本研究多集中在采用扩张术行乳房再造的并发症风险方面，适应证并非瘢痕整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