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自牵引后离断（SPLT）技术在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3例临床分期Ⅰ~Ⅱ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患者（Siewert Ⅱ型）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5例，女38例；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为45~79岁。103例患者中，49例行SPLT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SPLT组；54例行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传统组。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术中情况：SPLT组患者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分别为（261±48）min、（26±4）min、（114±42）mL、8.0（6.5，9.5）枚、1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4±42）min、（30±6）min、（118±46）mL、5.5（4.0，8.0）枚、9例；两组患者消化道重建时间、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4， Z=-4.05， χ2 =4.72，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87，-0.47， P>0.05）。（2）术后情况：SPLT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分别为（11.5±2.7）d、4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2.5±4.3）d、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47， χ2=1.68， P>0.05）。103例患者中，13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左侧胸腔积液5例、吻合口漏4例、轻度肺炎2例、切口感染1例、乳糜漏1例。4例患者发生吻合口漏，位置均在食管-空肠吻合口处，腹段食管受侵犯均>1 cm，术中均放置纵隔引流管经腹壁引出，通过肠内、外营养支持和充分引流后全部治愈。其余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治愈。（3）随访情况：49例SPLT组患者中，4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4）个月。随访期间，1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2.33%（1/43）。54例传统组患者中，5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4）个月。随访期间，4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7.55%（4/53）。两组患者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7， P>0.05）。 结论:SPLT技术可用于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与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比较，可降低中转辅助情况，增加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缩短消化道重建时间。

目的:探讨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1(IL-1)、IL-10水平表达情况，并分析两指标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敏感肺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接受2HRZE/4HR方案治疗(至少6个月)，并在患者治愈后持续随访2年(至2020年5月)，随访期间，患者接受痰结核分枝杆菌厚涂片、痰菌培养等检查，并记录相关结果及痰菌复发的情况。根据随访结果分为预后良好组(未复发)与预后不良组(复发)。自制基线资料调查问卷调查患者一般人口学特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IL-1、IL-10、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NF-γ)水平；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白细胞计数(WBC)。比较2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指标，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IL-1、IL-10预测敏感肺结核患者治疗后短期预后不良的价值；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性检验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IL-1和IL-10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00例敏感肺结核患者，其中11例治疗失败剔除本次研究，5例失访，最终184例患者纳入本次研究。随访2年，经评估184例敏感肺结核患者中18例治愈后复发，预后不良发生率为9.78%(18/184)。预后不良组患者WBC、CRP、TNF-α、INF-γ、IL-1、IL-10均高于预后良好组( P值均<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敏感肺结核患者IL-1、IL-10与预后有关( OR＝1.68、5.00， P值均<0.05)；WBC、CRP、TNF-α、INF-γ与肺结核患者预后结局无关( P值均>0.05)；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显示，入院时血清IL-1、IL-10单独及联合预测敏感肺结核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8、0.88、0.93，均有一定预测价值；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IL-1与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28， P<0.05)。 结论: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IL-1、IL-10水平表达的临床意义在于预测敏感肺结核患者预后不良，IL-1、IL-10水平高会增加预后不良的风险。

患者，男，41岁，因左眼视物不清2年伴耳鸣1个月余，于2021年4月19日至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8；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5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右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3 mm，直接对光反射灵敏，余眼前节及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双眼视野检查示可见生理盲点，全视野范围内各部位光敏感度正常。请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头颅CT检查后诊断为头颈部腺样囊性癌，行肿瘤次全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6个月，患者因左眼视物不清伴分泌物增多及左耳胀痛2周，再次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指数20 cm；眼压19 mmHg，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溃疡，荧光素钠染色阳性，前房可见积脓，眼后段结构窥不清(图1)。激光扫描角膜共焦显微镜示病灶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结膜囊分泌物培养未见细菌及真菌生长。角膜知觉检查显示左眼角膜知觉反射迟钝。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左中耳炎。临床诊断为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氧氟沙星眼膏(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1次/2 h点眼，头孢曲松钠3.0g 1次/d静脉滴注。治疗5 d后，患者眼部及耳部症状明显减轻，左眼角膜溃疡范围缩小至3 mm×3 mm(图3A、B)，前房积脓消失。停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1次/2 h点眼并佩戴角膜绷带镜。持续治疗5 d后检查发现左眼角膜上皮缺损持续不愈，予利多卡因联合罗哌卡因1：1约0.2 ml球结膜下浸润麻醉后行左眼角膜羊膜覆盖术。术中将羊膜覆盖全角膜，于角膜缘进行间断缝合。术后1 d，羊膜贴敷紧密，角膜缘无渗出及分泌物(图4A)。术后1周羊膜贴敷紧密、无溶解，拆除缝线(图4B)。术后2周羊膜仍覆盖角膜，未见溶解迹象(图4C)。术后1个月检查发现溃疡病灶愈合并呈片状云翳，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缘上方可见一新发1.5 mm×1.5 mm角膜溃疡灶，前房下方积脓(图4D)；压迫泪囊区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自下泪小点溢出，泪囊区皮肤无红肿和压痛；结膜囊分泌物培养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综合诊断为左眼泪囊炎、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全身头孢曲松钠3.0 g 1次/d静脉滴注，局部氧氟沙星眼膏、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1次/2 h点眼抗感染治疗，治疗5 d后行左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随访1年角膜溃疡已形成角膜云翳(图5)，泪道冲洗通畅。

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孕妇31岁，孕3产2，孕22 +2周，于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行产前超声检查。按照胎儿产前超声筛查方法 [1]对胎儿各结构进行检查，胎儿颅脑、心脏、腹部、神经系统等结构均未见明显异常。行肢体检查时，胎儿双上肢未见明显异常，于胎儿下肢皮肤表层发现多处异常回声，右脚踝后方及左足底内侧见异常膜状强回声，似三角形膜状隆起于皮肤表面(图1A，B)，下肢骨性结构未见明显异常，下肢活动自如。嘱孕妇活动20~30 min之后再次进行检查，超声图像无变化。孕妇3 d后复查：除首诊异常表现外，另于左下肢膝关节下方外侧见异常带状回声突出于皮肤表面，一端黏附于皮肤，一端漂浮于羊水中(图1C)，动态观察，胎儿下肢活动时可见带状回声随着下肢的活动在羊水中摆动，部分似"海草样"漂浮。三维超声成像：可见双下肢膝关节下方皮肤表面"疱状"隆起，右侧隆起较明显，左侧较平坦(图1D)。孕妇1周后羊水穿刺时复查超声：原左下肢膝关节下方外侧皮肤处膜带状回声较前次检查缩短(图1E)，右下肢膝关节下方外侧皮肤可见新发膜带状强回声漂浮(图1F)；双足拇趾与第2趾间距增大，似"草鞋足"，左足较明显，且大拇趾增粗(图1G，H)。孕妇等待羊水穿刺结果期间再次复查超声：原下肢皮肤表面多处异常回声处未见明显漂浮的带状回声(图1I)。家族史：夫妻双方、双方父母及孕妇的1妹、1弟身体均健康，否认家族性传染病史、遗传病史及类似病史。孕产史：孕妇怀孕3次，第一胎，男性，出生后疑似有皮肤性疾病，21 d夭折，未进一步明确诊断；第二胎，男性，目前生长发育正常，未见明显阳性体征；本次为第三次妊娠，经孕妇同意后行羊水穿刺检查家系外显子，结果提示胎儿的COL7A1基因中检测到一个纯合子突变c.7411C>T(p.Arg2471Ter，474)，突变来源是父母均为杂合子携带者c.7411(exon97)C>T(图2)。综合产前超声检查结果及遗传咨询分析判断：本例COL7A1基因变异的危害性与患者表型存在相关。孕妇及家属慎重考虑后决定终止妊娠，于本院引产一男性儿，引产儿外观见双下肢皮肤呈剥脱性改变，皮肤大面积脱落、创面破溃、有少量渗液，左足足底增厚变形、皮肤肿胀、表皮黏附松动，颜色灰白，左足第一足趾增粗、皮肤肿胀，右足底表皮脱落，裸露面红润，有渗出，双足拇趾与第2趾间距增大，呈"草鞋足"样改变，左足明显(图3)，上肢、颈前、后背有零星皮肤脱落。经孕妇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引产儿皮肤组织病理：常规HE染色下见表皮下大疱(图4A)，电子显微镜检查基底膜致密板下真皮层见水疱及裂缝(图4B)，从病理上符合诊断营养不良型大疱表皮松解症。

目的:研究代谢（紊乱）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不同病变阶段，即单纯性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病变阶段中肠道菌群的具体差异，为MAFLD相关的肠道菌群移植及靶向肠道菌群治疗提供新的方向。方法:分别以正常饮食、蛋氨酸-胆碱缺乏饮食（MCD）和高脂高果糖饮食（HFHF）喂养小鼠12周，构建单纯性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模型；通过肝脏HE染色和天狼猩红染色观察其病理改变，应用qPCR方法对炎症和肝纤维化因子进行评估，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转氨酶及血脂变化，同时用16S rRNA测序观察各组小鼠粪便中肠道菌群的差异。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结果:通过小鼠肝脏HE病理切片和天狼猩红染色进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活动度评分可知，MCD和HFHF组的炎症评分分别为2.12±0.18和1.06±0.24，肝纤维化评分为2.22±0.16和0.46±0.10，MCD饮食组小鼠肝脏炎症及纤维化程度明显重于HFHF饮食组（ P < 0.001及 P < 0.01）；HFHF组的脂质沉积重于MCD饮食组（ P < 0.001），其评分值分别为2.36±0.17和1.60±0.24。同时炎症指标肿瘤坏死因子-a、趋化因子-2和肝纤维化指标血管平滑肌肌动蛋白、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在转录水平上对上述结果得到了验证。除此之外，相对于HFHF组，MCD组小鼠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 P < 0.05），其Simpson指数分别为0.31±0.10和0.42±0.05，Shannon指数为2.03±0.33和1.70±0.28，不同分组间菌群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MCD饮食组，HFHF组中Desulfovibrio、Odoribacter、Roseburia菌群水平明显升高；相对于HFHF组，MCD饮食组小鼠Faecalibaculum、Parasutterella、Alistipes、Butyricimonas_virosa、Turicibacter_sp、Romboutsia_ilealis菌群水平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单纯性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模型中肠道菌群差别显著，明确两者差异可能为分阶段治疗MAFLD提供新的方向。

吴银根教授认为，肺磨玻璃结节主要病机为肺脏虚弱，痰瘀郁结于肺，可涉及肺、脾、肝、肾，发病以整体属虚，局部属实。临床可从“痰瘀”“痰核”论治，治需化痰消瘀、散结除积、扶助正气。吴教授治疗本病时，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善用药组和药对，自创散结方、益气养阴汤等，常获佳效。

目的:探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对预防慢性放射性肠损伤（CRE）术后吻合口漏和短肠综合征等并发症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合并肠狭窄和肠梗阻的小肠CRE可分为以下两种分型：（1）Ⅰ型：回肠末端病变，但在回肠病变与回盲部之间始终存在2~20 cm的正常回肠段；（2）Ⅱ型：病灶位于距离回盲部较远的小肠，病灶外的肠段通常广泛受损。最小化肠切除术适应证：Ⅰ型小肠CRE、直肠乙状结肠无放射性损伤、无结肠梗阻。禁忌证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盲肠远端狭窄性或穿透性病变、急诊手术、恶性肿瘤复发或复发性恶性肿瘤的放疗史、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6个月、术前小肠切除史或腹腔化疗史。根据上述指征，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接受最小化肠切除术策略治疗的40例Ⅰ型CRE患者病例资料（最小化肠切除组，其中东部战区总医院1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16例，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1例）；同时纳入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40例接受切除肠狭窄病变及回盲部的Ⅰ型CRE患者作为历史对照（传统肠切除组，均来自东部战区总医院）。最小化肠切除组采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即一期回肠部分切除+回肠-回肠吻合术+保护性小肠造口术。传统肠切除组采用回盲部切除+回肠升结肠吻合术。观察两组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恢复情况和手术前后生活质量变化。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采用Clavien-Dindo和综合并发症指数（CCI）评估。采用卡氏评分（KPS）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结果: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传统肠切除组相比，最小化肠切除组的小肠切除长度［51（20~200）cm比91（60~200）cm， Z=5.653， P<0.001］、术后全肠内营养时间［9（3~18）d比12（4~50）d， Z=2.172， P=0.030］和术后住院时间［17（9~24）d比29（13~57）d， Z=6.424， P<0.001］均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20.0%（8/40）比28/40（70.0%），χ 2=19.967， P<0.001］，其中短肠综合征［5.0%（2/40）比25.0%（10/40），χ 2=6.274， P=0.012］、吻合口漏或瘘［2.5%（1/40）比22.5%（9/40），χ 2=7.314， P=0.014］和胸腔积液的发生率［7.5%（3/40）比25.0%（10/40），χ 2=4.500， P=0.034］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最小化肠切除组CCI指数也低于传统肠切除组［CCI>40：2.5%（1/40）比12.5%（5/40）， Z=18.451， P<0.001］。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1个月和3个月的KPS评分均高于术前1 d［（79.9±4.7）分比（75.3±4.1）分，（86.2±4.8）分比（75.3±4.1）分，均 P<0.05］。在最小化肠切除组中，7例患者对目前的生活质量满意，随访时拒绝接受肠造口还纳手术；1例患者由于直肠出血暂缓造口还纳；其余32例于术后3~12个月行造口还纳术，其中26例行回肠-回肠吻合术，余6例切除造口至回盲部肠段，行回肠-升结肠吻合术。 结论: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可以减少切除小肠的长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和严重程度，对改善放射性肠损伤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联合自体Meek微型皮片移植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效果。方法:采用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方法。2019年5月—2022年6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九〇医院收治的16例大面积烧伤患者符合入选标准，按照剔除标准剔除3例患者，最终纳入13例患者，其中男10例、女3例，年龄24~61（42±13）岁。共选择受试区20个（创面40个，大小均为10 cm×10 cm）。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每个受试区中的2个相邻创面分为涂抹含hUCMSC透明质酸凝胶的hUCMSC+凝胶组及涂抹单纯透明质酸凝胶的单纯凝胶组，每组20个创面，随后2组创面均移植扩展比例为1∶6的自体Meek微型皮片。术后2、3、4周，观察创面愈合情况并计算创面愈合率，记录创面愈合时间。术后，若创面出现脓性分泌物，则采集创面分泌物标本行微生物培养。术后3、6、12个月，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评估创面瘢痕增生情况。术后3个月，取创面组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皮肤组织形态学变化，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Ki67阳性和波形蛋白阳性表达情况并统计阳性细胞数。对数据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及Bonferroni校正。 结果:术后2、3、4周，hUCMSC+凝胶组创面愈合率分别为（80±11）%、（84±12）%、（92±9）%，均明显高于单纯凝胶组的（67±18）%、（74±21）%、（84±16）%（ t值分别为4.01、3.52、3.66， P<0.05）。hUCMSC+凝胶组创面愈合时间为（31±11）d，较单纯凝胶组的（36±13）d明显缩短（ t=-3.68， P<0.05）。术后，相邻的2组创面分泌物标本微生物培养情况均相同，4个受试区结果为阴性，16个受试区结果为阳性。术后3、6、12个月，单纯凝胶组创面温哥华瘢痕量表评分分别为（7.8±1.9）、（6.7±2.1）、（5.4±1.6）分，均明显高于hUCMSC+凝胶组的（6.8±1.8）、（5.6±1.6）、（4.0±1.4）分（ t值分别为-4.79、-4.37、-5.47， P<0.05）。术后3个月，HE染色显示，hUCMSC+凝胶组创面表皮层厚度、表皮嵴等较单纯凝胶组增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hUCMSC+凝胶组创面Ki67阳性细胞数较单纯凝胶组明显增加（ t=4.39， P<0.05），2组创面波形蛋白阳性细胞数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将含hUCMSC的透明质酸凝胶涂抹于创面的应用方式操作方便，是一种较佳的给药途径。hUCMSC外用可促进大面积烧伤患者自体Meek微型皮片移植术区愈合，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轻瘢痕增生，可能与创面表皮层厚度、表皮嵴增加和细胞增殖活跃有关。

目的:探索定向排列的三维多孔网状（A型）结构和蜂窝煤状垂直贯穿的三维多孔网状（B型）结构对人工真皮血管化速率的影响。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本研究中的人工真皮为硅胶层和支架层双层结构，根据支架层结构不同，分为含A型结构和B型结构的人工真皮（以下分别简称A型真皮、B型真皮），其中的A型结构和B型结构分别采用梯度冷冻干燥技术和物理制孔技术制得。采用扫描电镜观测2种真皮支架的微观形貌。采用比重瓶法测定2种真皮支架的孔隙率。参照国家医药行业标准中的方法，于降解4、8、13、24 h测定2种真皮降解液及残留物中羟脯氨酸的含量，反映2种真皮降解率。取L929细胞，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型真皮组、B型真皮组、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加入含体积分数5%二甲基亚砜的MEM培养基，阴性对照组加入高密度聚乙烯浸提液，其余2组加入相应的浸提液培养24 h，采用噻唑蓝试剂测定细胞增殖率，并对细胞毒性进行定级。取L929细胞和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接种于预先置有2种真皮的孔板。接种后1、4、7、14 d，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L929细胞在2种真皮支架表面的黏附生长状况。接种后7 d，采用免疫荧光法和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检测前述2种细胞长入2种真皮支架的情况。在3只6个月龄雄性巴马小型猪背部两侧各制作3个5.0 cm×5.0 cm的全层皮肤缺损创面，6列创面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型真皮两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支架一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的创面分别先行A型真皮或B型真皮移植后，再行自体刃厚皮片的移植，B型支架一步法组的创面行B型真皮（揭除硅胶层）+自体刃厚皮片一步法移植。大体观察Ⅱ期术后7 d 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及Ⅰ期术后14 d B型支架一步法组的猪背创面出血、渗液和感染情况。同时，采用透明胶片网格法测定自体皮移植面积并计算其存活率。Ⅰ期术后4、7、14 d，HE染色法检测3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炎症细胞、成纤维细胞（Fb）和毛细血管浸润情况。Ⅰ期术后7 d，免疫组织化学法进一步检测3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血管化情况。Ⅰ期术后28 d、3个月，HE染色法检测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支架一步法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降解情况。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Bonferroni校正。 结果:A型真皮支架表面均匀分布着大量圆形和椭圆形的微孔，纵切面可观察到柱状孔壁大体呈平行定向排列；B型真皮支架表面的蜂窝煤状贯穿大孔呈矩阵有序排列，纵切面蜂窝煤状贯穿孔的孔壁由微孔相互连通成网络结构。A型真皮支架的孔隙率为（93.2±0.7）%，与B型的（95.9±1.0）%相近（ t=4.653， P>0.05）。A型真皮在4、8、13、24 h的降解率与B型真皮对应时间点的降解率相近（ t=0.232、0.856、0.258、7.716， P>0.05）。培养24 h，A型真皮组、B型真皮组、阴性对照组L929细胞的增殖率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 t=2 393.460、2 538.270、1 077.770， P<0.01）；阳性对照组细胞毒性评级为4级，其余3组为0级。接种后1、4、7、14 d，L929细胞和HUVEC在2种真皮支架中均呈时间依赖性增殖；且2种细胞在B型真皮上的黏附生长、增殖速率高于A型真皮。接种后7 d，L929细胞和HUVEC均已长满B型真皮支架层且至硅胶层一侧；而前述2种细胞向A型真皮内部迁移速度较慢，硅胶层一侧仅见少量细胞。Ⅱ期术后7 d 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及Ⅰ期术后14 d B型支架一步法组创面均未出现出血、渗液、感染等情况；3组各6个创面的自体皮植皮存活率均为100%。Ⅰ期术后4、7、14 d，炎症细胞、Fb、毛细血管等逐渐向创面的支架层浸润，且细胞浸润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B型支架一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Ⅰ期术后7 d 3组创面中支架的血管化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B型支架一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B型支架一步法组猪背创面中的支架在术后28 d逐渐溃散，术后3个月完全降解；A型真皮两步法组猪背创面中的支架降解情况与前述相似。 结论:与A型结构相比，B型结构可加速人工真皮支架血管化进程，利于联合自体刃厚皮一步法移植修复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一步法移植的效果与分次移植人工真皮与自体刃厚皮的两步法一致，可为创面治疗提供更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