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对肺磨玻璃结节(GGN)良恶性及判断病理成份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从行胸部CT检查发现GGN的患者中随机选取符合条件的44例纳入研究.根据病理结果分成腺癌组GGN与炎性病变组GGN,然后根据贴壁成份的占比不同将腺癌组GGN分成高占比组和低占比组,记录2组测量参数(包括病灶长径、平均CT值、CT值标准差、紧凑度、球形度及患者年龄).采用SPSS 20.0软件统计分析2组间差异,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定量参数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评价各测量参数鉴别良恶性GGN及判断恶性GGN病理成分的能力,同时根据最大约登指数(YI)计算该测量参数的最佳诊断阈值,获得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度,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鉴别良恶性GGN及判断恶性GGN组织成分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①在腺癌组GGN与炎性病变组GGN测量数据对比中,腺癌组GGN病灶长径、平均CT值、CT值标准差大于炎性病变组GGN(P＜0.05),腺癌组GGN紧凑度、球形度均小于炎性病变组GGN(P＜0.05),而2组GGN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在高占比腺癌组GGN和低占比腺癌组GGN测量数据对比中,仅发现高占比腺癌组GGN平均CT值小于低占比腺癌组GGN(P＜0.05),其他无差异.③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鉴别腺癌GGN与炎症GGN的独立因素为病灶长径;鉴别高占比腺癌GGN和低占比腺癌GGN的独立因素为平均CT值.结论 基于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CT特征定量分析有助于鉴别良恶性GGN,以各项指标联合诊断的效能最佳;但在判断恶性GGN的病理成份方面能力有限,但仍需结合临床其他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做出更准确的诊断.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对GGN良恶性及判断病理成份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以各项指标联合诊断的效能最佳.

目的 探讨基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构建Nomogram模型预测原位腺癌(AIS)、微浸润腺癌(MIA)及浸润性腺癌(IAC)的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 97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且病理亚型明确的肺腺癌患者,将AIS和MIA归为第 1 组,IAC为第 2 组,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长径、短径及免疫组化Ki-67 等临床医学特征差异,采用 3D Slicer软件进行图像分割,特征提取与选择,通过LASSO算法对特征进行降维,筛选影像组学特征构建预测模型.再采用R软件的rms工具包构建Nomogram模型,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价Nomogram模型鉴别肺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的效能.结果 1)性别、吸烟史、长径、短径及免疫组化Ki-67 等临床医学特征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筛选 7 个 CT 影 像 组 学 特 征:平面度、大依赖低灰度强调、小波变换LHL第十百分位、小波变换HLL第十百分位、小波变换最小值、小波变换均值及小依赖低灰度强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3)基于CT影像组学特征建立预测肺磨玻璃结节病理亚型的Nomogram模型,训练集中AUC为 0.863,准确率为 87.9%,灵敏度为 67.9%,特异度为 91.1%;验证集中 AUC为 0.792,准确率为 75.0%,灵敏度为66.7%,特异度为 90.5%,可见此Nomogram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结论 对于预测肺腺癌浸润程度,Nomogram 模型具有明显优势,可作为一种鉴别手段.

食管癌(EC)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前列的肿瘤,影像学检查是EC临床分期、疗效评估以及预后判断的主要方法,但传统影像学检查的诊断准确性不高.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影像组学方法在上述领域具有重要价值,深度学习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影像组学技术的发展.本文对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在EC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探讨整形美容医学摄影规范化培训对非摄影专业人员摄影技术提升的效果。2019年1—9月就职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医务人员17名(男7名，女10名，年龄22～29岁，平均25岁)于2019年6—8月进行医学摄影规范化培训。根据开展手术情况，取每位摄影人员培训前、后各10例患者共170例照片，对培训前、后医学摄影质量进行分类比较。由10名高级职称整形美容外科医师从取景范围规范度、体位规范度、照片清晰度、暴露规范度及照片亮度5个方面进行5分法评估，满分25分，求得均值录入数据。培训前医学摄影照片的主要问题有照片清晰度差、取景范围不合适、体位不规范及缺少特殊体位照片、暴露不规范、照片亮度不佳。通过规范化培训，医学照片质量明显提高，由培训前总分(11.42±2.10)分提升至(21.91±0.92)分( P<0.05)。对非摄影专业医学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显著提升了医务人员的医学摄影技术，能较好满足整形美容医学临床的需求。

目的:探讨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淋巴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L）与Lugano标准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期疗效与预后评估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为DLBCL且在治疗前及中期（3~4个疗程）化疗后行 18F-FDG PET/CT检查的8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其中男性40例、女性42例，年龄（53.9±16.6）岁。依据RECIL在中期化疗后对所有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轻微缓解（MR）、疾病稳定（SD）、疾病进展（PD），将MR患者分别定义为PR或SD。再依据Lugano标准在中期化疗后对所有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包括CR、PR、SD、PD. CR和PR患者归为缓解组，SD和PD患者归为未缓解组。采用Kappa检验比较RECIL和Lugano标准的一致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RECIL和Lugano标准缓解组与未缓解组患者的预后；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RECIL和Lugano标准的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结果:当MR患者定义为PR时，RECIL与Lugano标准的一致性为92.7%（76/82），一致性较好（Kappa值=0.855， P<0.01）。当MR患者定义为SD时，二者的一致性为90.2%（74/82），一致性也较好（Kappa值＝0.811， P<0.01）。Lugano标准、RECIL (MR定义为PR）、RECIL (MR定义为SD）缓解组患者的2年无进展生存（PFS）率（69.7%对0、71.4%对0、71.2%对0）和总生存（OS）率（88.2%对33.3%，87.0%对40.0%，90.4%对33.3%）均明显高于未缓解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4.540~65.446，均 P<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年龄、RECIL （MR患者定义为SD）均是影响DLBCL患者中期治疗后PFS率的危险因素[风险比（ HR）= 1.050、3.527，均 P<0.001]，RECIL未缓解组患者进展的风险是缓解组患者的3.527倍。年龄、Ann Arbor分期、RECIL （MR患者定义为SD）均是影响DLBCL患者中期治疗后OS率的危险因素（ HR=1.097、1.884、4.739，均 P<0.05），RECIL未缓解组患者死亡的风险是缓解组患者的4.739倍。 结论:RECIL与Lugano标准对DLBCL患者中期治疗后疗效评估的一致性较好，RECIL能在DLBCL患者的预后预测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 18F－FDG PET/CT显像对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病因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行 18F－FDG PET/CT显像的49例初诊HLH患者(男32例、女17例，年龄19～61岁)。观察并记录PET/CT显像结果及临床资料。以病理学检查及临床随访结果为标准，计算PET/CT、PET、CT显像对HLH病因的诊断效能；采用 χ2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HLH与非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HLH间PET/CT显像特征及临床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计算血液系统肿瘤患者淋巴结SUV max、可溶性CD25(sCD25)预测继发HLH的AUC和最佳阈值。 结果:PET/CT、PET、CT在HLH病因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5.7%(30/35)、8/10、84.4%(38/45)、93.8%(30/32)、8/13；77.1%(27/35)、6/10、73.3%(33/45)、87.1%(27/31)、6/14；62.9%(22/35)、5/10、60.0%(27/45)、81.5%(22/27)、5/18。不同病因组间淋巴结分布及边界、肝脾及骨骼病变特征、淋巴结及肝、脾、骨骼SUV max、性别、年龄、WBC、中性粒细胞(ANC)、PLT、乳酸脱氢酶(LDH)、总胆红素(TBIL)、C反应蛋白(CRP)、sCD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3.91～9.66， t值：3.75～7.90, z值：3.82～4.01，均 P<0.05)。淋巴结SUV max、sCD25为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比值比( OR)：1.28(95% CI：1.09～1.72)、1.56 (95% CI：1.17～2.49)， P值：0.004、0.013]；预测最佳阈值分别为12.6、40 028 ng/L，AUC分别为0.87、0.76，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8.6%(31/35)和8/10、65.7%(23/35)和7/10；两者结合后AUC为0.83，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74.3%(26/35)和9/10。 结论:18F－FDG PET/CT显像对HLH病因诊断具有较高价值；淋巴结SUV max、sCD25为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

目的:探讨适合心房 18F-FDG PET/CT显像的方法，并分析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患者心房异常摄取的特征。 方法:前瞻性入组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间北京朝阳医院69例房颤患者[男43例，女26例，年龄(64±11)岁]行60及120 min 18F-FDG PET/CT双时相显像。另招募10名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男3名，女7名，年龄(66±4)岁]行60 min 18F-FDG PET/CT显像。采用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美国核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血管计算机断层扫描学会(SNMMI/ASNC/SCCT)指南推荐的方法抑制心肌生理性摄取。图像分析：(1)左心室心肌 18F-FDG摄取情况定性分析：0级，左心室心肌摄取低于或等于心血池；1级，轻度高于心血池；2级，明显高于心血池。另观察左心房、左心耳和右心房的 18F-FDG摄取情况，高于心血池判定为异常摄取；采用配对 χ2检验比较早期相与延迟相各心房及心耳结构异常摄取的比例。(2)定量分析：测定左心房、左心耳、右心房的SUV max，并测定左右心房腔的SUV mean，计算左心房、左心耳及右心房的靶本比(TBR)；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各心房及心耳结构早期相与延迟相TBR间的差异。采用 χ2检验及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房颤患者和对照组心房各结构 18F-FDG摄取差异。 结果:84.8%(67/79)的受试者左心室心肌生理性摄取被有效抑制，仅1例由于左心室摄取较高而影响对左心耳的判读。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左心房、右心房及左心耳延迟相异常摄取的比例均高于早期相，其中左心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9%(19/68)与42.6%(29/68); χ2＝8.10， P＝0.020]。定量分析示，左心房、左心耳及右心房延迟相TBR均高于早期相TBR[左心房：1.1(1.0，1.3)与1.1(1.0，1.2)；左心耳：1.2(1.0，1.5)与1.0(0.9，1.2)；右心房：1.4(1.1，1.9)与1.3(1.0，1.5)； z值：-6.81~-3.42，均 P<0.05]。87.0%(60/69)的房颤患者存在心房异常摄取，明显高于对照组[0(0/10); χ2＝31.50， P<0.001]，其中左心耳、右心房异常摄取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左心耳：30.4%(21/69)与0(0/10); χ2＝4.10， P＝0.042；右心房：53.6%(37/69)与0(0/10); χ2＝8.00， P＝0.001]。 结论:采用SNMMI/ASNC/SCCT指南推荐的方法抑制心肌的生理性摄取并适当延长采集间隔，有利于观察心房的 18F-FDG异常摄取。房颤患者心房 18F-FDG摄取增加。

目的:建立一种三维定量测量方法用于评估颞下颌关节髁突骨改建。方法:将2014年11月至2019年8月就诊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颞下颌关节病及口颌面疼痛诊治中心且诊断为颞下颌关节急性不可复性关节盘前移位或关节盘绞锁、采用手法复位关节盘结合前伸再定位 垫治疗的41例患者（共82侧髁突）资料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0例，女性31例，年龄为12~30（19.7±4.4）岁。获取治疗前后6~12个月的锥形束CT图像。根据髁突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影像中“双线征”数目定性评价髁突骨改建，将82侧髁突分为无改建组（0个“双线征”）、部分改建组（1~4个“双线征”）和显著改建组（5~6个“双线征”）3组。应用锥形束CT数据进行髁突骨改建的三维定量测量。采用基于人工预标注结合分水岭算法的半自动分割方法分别对治疗前后的锥形束CT影像进行分割，重建颞下颌关节髁突的表面模型，应用基于距离图的初始配准和基于灰度信息的二次配准，将治疗前后的髁突图像配准重叠后髁突和髁头的体积差定量反映髁突骨改建程度。 结果:二维定性评价的 Kappa值为0.66~0.87。三维定量测量髁突及髁头体积的同一研究者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值分别为0.998和0.941，不同研究者组间ICC值分别为0.999和0.942。治疗后髁突和髁头的体积较治疗前增加量分别为（41.7±90.2） mm3和（62.8±70.9） mm3。82侧髁突中无改建组21侧、部分改建组20侧，显著改建组41侧。显著改建组治疗后较治疗前髁突和髁头体积增加量均为最大，部分改建组次之，无改建组最小（ P<0.05）。 结论:三维定量测量评价髁突骨改建程度的方法一致性和可靠性良好，定量变化值可以反映不同程度的髁突骨改建，其中将髁头作为感兴趣区计算的体积变化量更敏感。

目的:探讨成人Still病(AOSD)的 18F-脱氧葡萄糖(FDG) PET/CT影像表现以及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与疾病活动度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2例[男6例、女16例；年龄19～73(41.5±16.3)岁]AOSD患者的资料，AOSD依据Yamaguchi标准诊断，患者均行 18F-FDG PET/CT显像。总结AOSD显像特点，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患者淋巴结、脾及骨髓SUV max与实验室检查指标及临床活动度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18F-FDG PET/CT在22例AOSD患者的诊断流程中均有贡献。21例患者(95.5%)有淋巴结 18F-FDG摄取增高，22例脾(100%)及骨髓(100%)均有 18F-FDG摄取增高。此外，6例患者双侧肩关节(27.3%)、9例双侧颌下腺(40.9%)及7例双侧腮腺(31.8%)有 18F-FDG摄取增高。AOSD患者淋巴结SUV max与C反应蛋白(CRP)、血红细胞沉降率(ESR)呈正相关( r s值：0.622、0.538，均 P<0.05)，脾SUV max与CRP、ESR呈正相关( r s值：0.543、0.475，均 P<0.05)，骨髓SUV max与CRP、血浆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 r s值：0.497、0.431，均 P<0.05)。然而，淋巴结、脾及骨髓SUV max与临床活动度评分均无相关性( r s值：0.008、0.102、0.210，均 P>0.05)。 结论:18F-FDG PET/CT能够在AOSD鉴别诊断及显示病变累及范围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AOSD诊断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SUV max可能会在反映AOSD疾病活动度方面提供帮助，但仍需要大样本前瞻性研究结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