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首次胸部高分辨率CT(HRCT）影像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3日至25日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确诊的106例COVID-19患者的首次胸部HRCT图像，对病灶分布、形态及周围受累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106例COVID-19患者首次肺部HRCT均发现病灶，单侧肺分布11例（10.4%），双侧肺分布95例（89.6%）；肺外周分布65例（61.3%），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41例（38.7%）；1个病灶8例（7.5%），2个病灶5例（4.7%），多发病灶93例（87.8%）；结节状病灶12例（11.3%），磨玻璃状病灶94例（88.7%），条索状病灶7例（6.6%），2种及以上形态共存病灶15例（14.2%）；累及一个肺叶10例（9.4%），累及2个及以上肺叶96例（90.6%）；纵隔淋巴结增大24例（22.6%）（>60岁患者19例，占79.2%），胸腔积液3例（2.8%），心包积液1例（0.9%），胸膜受累／增厚2例（1.9%）。>60岁患者多表现为多病灶，多形态，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累及多个肺叶，纵隔淋巴结增大。结论:COVID-19患者首次胸部HRCT检查能发现肺部病灶，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胸部HRCT扫描检查在NCP的早期诊断中有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ECD）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诊断的ECD，分析4例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的临床及病理资料，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BRAF V600E基因，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4例ECD患者，男女各2例，年龄2岁11个月至69岁，病变分别位于肺（2例）、中枢神经系统（1例）及睾丸（1例）。1例偶发夜间发热，1例有恶心、呕吐，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2例肺ECD表现为双肺弥漫分布的磨玻璃结节影，中枢神经系统及睾丸的病例表现为实性占位。镜下均见纤维化背景中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伴数量不等的多核巨细胞、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其中肺ECD的肿瘤细胞浸润主要出现在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纤维化在胸膜和小叶间隔更为明显，在肺泡间隔中不明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均表达CD68、CD163及F a，不表达CD1α及Langerin，仅1例表达S-100蛋白，3例BRAF V600E阳性。RT-PCR法检测4例均具有BRAF V600E基因突变。 结论: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罕见且起病隐匿，临床上容易误诊，需通过活检予以明确诊断。肺ECD与其他脏器ECD的影像学改变显著不同，其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浸润的组织学特点也有助于与其他肺疾病进行鉴别。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或RT-PCR技术检测BRAF V600E基因突变状态有助于诊断，且2种检测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目的:分析IgG4相关性肺疾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2月至2021年5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为IgG4相关性肺疾病60例的患者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预后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60例患者中，男40例，年龄（58.2±12.9）岁，发病年龄（57.1±13.2）岁，31.7%（19例）患者有过敏疾病史。36.7%（22例）患者病程中出现呼吸系统症状。94.6%（53/56）患者血清IgG4>1.35 g/L，24.1%（14/58）患者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升高，79.2%（38/48）患者IgE升高，53.7%（29/54）患者补体C3或C4下降。常见影像学表现包括结节样改变38例（63.3%），纵隔和（或）肺门淋巴结肿大34例（56.7%），磨玻璃影31例（51.7%），53例（88.3%）患者存在2种及以上影像学改变。病理学检查以淋巴浆细胞浸润及纤维增生为主要表现，仅1例可见闭塞性静脉炎。有呼吸系统症状组（22例）血清总IgG（及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均高于无症状组（38例），分别为43.2比17.8 g/L和0.30×10 9/L比0.14×10 9/L，均 P<0.05；合并过敏性疾病比例低于无症状组，胸部CT存在实变影比例高于无症状组，均 P<0.05；两组血清IgG4、IgE、补体水平及治疗后影像学转归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IgG4相关性肺疾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无呼吸系统症状患者占较高比例；胸部CT表现具有高度异质性，且易出现多种影像学改变共存。有无呼吸系统症状组患者主要临床特征及治疗后影像学转归差别不大。

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2015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约为78.7万例，其中大部分肺癌于发现时就已处于中晚期。随着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早期肺腺癌在筛查中被发现。早期肺腺癌的影像学常表现为含有磨玻璃成分的部分实性结节。结节的影像学表现虽然并不能精准的预测结节的病理类型，但实性成分和磨玻璃成分仍然对病理有一定的提示作用，部分实性结节实性成分的最大径比整个结节的最大径能更好的区分预后。随着分子影像学和分子病理学的发展，部分实性结节的影像学表现与侵袭性关系越来越受关注。部分实性结节性质特殊，相较于纯磨玻璃结节其性质活跃，易进展迅速；而相较于纯实性结节，其侵袭性不足，淋巴结转移率低且预后较好。目前，国际上推荐对高度怀疑恶性的部分实性结节采取主动干预的措施。文章聚焦于部分实性结节的诊断和治疗，从结节的分期、随访、手术治疗、基因检测和免疫治疗方面作一系统阐述。

本文报告2例细支气管腺瘤(BA)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病理学特征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并复习相关文献。2例BA中例1为女性，年龄63岁；例2为男性，年龄75岁。影像学均表现为磨玻璃样病变。大体为灰白色结节。显微镜下BA排列呈平坦型或乳头型，部分富含黏液，乳头表面或平坦型结构的腔面被覆不同比例的纤毛细胞及黏液细胞，其下见连续的基底细胞，肿瘤细胞无明显异型性、核分裂及坏死。免疫组织化学示基底细胞CK5/6(+)、p40(+)和p63(+)。本文2例BA均伴发原发性肺腺癌，其中例1与微浸润性腺癌同灶，例2合并右肺中叶原位腺癌。基因检测示例1中BA与微浸润性腺癌同时存在RET基因融合，例2中BA检测出KRAS基因突变，原位腺癌检测出EGFR 19基因突变。2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4~19个月。2例患者随访期间均未出现复发或转移。BA是一种少见的肺外周结节性病变，应结合典型的病理学特征及免疫表型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尤其是术中冷冻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表现为磨玻璃结节（GGN）的早期肺腺癌检出率不断升高，在精准靶向治疗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基于多模态的影像组学（RM）及影像基因组学等非侵入性检查，以辅助诊断、治疗方案制定及随访，减轻临床负担。RM可分析GGN样肺腺癌不同成分、分析瘤周区域、辅助减少过度诊疗、帮助靶向治疗选择及辅助随访，在孤立性GGN样肺腺癌的诊疗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的:探讨深度学习重建（DLR）较混合迭代重建（Hybrid IR）在改善胸部低剂量CT（LDCT）图像质量方面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行胸部LDCT体检或因肺内结节定期复查的77例患者。对所有入组患者的影像资料进行不同算法重建，获得标准级别Hybrid IR图像、标准和强级别DLR图像。在3种图像的肺实质、主动脉、肩胛下肌及腋下脂肪内选取感兴趣区并测量其CT值和标准差，用于计算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同时，由2名影像医师按照Likert 5分量表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且记录肺磨玻璃结节（GGN）的数量，并对其显示情况进行评分。2名医师评分不一致时由第3名医师评分决定。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对3种图像的主观和客观评分进行分析，若总体存在差异，则用Bonferroni校正检验进行组内两两比较。结果:3种图像在肺实质、主动脉、肩胛下肌及腋下脂肪处的CT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图像噪声、SNR和图像的CN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其中标准级别Hybrid IR图像、标准和强级别DLR图像的CNR分别为0.71（0.49，0.88）、1.06（0.78，1.32）和1.14（0.84，1.48）。标准级别和强级别DLR图像均较标准级别Hybrid IR图像的主观和客观噪声低及SNR和CNR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在对主要解剖结构（肺裂、肺血管、气管和支气管、淋巴结、胸膜和心包）和GGN的显示上，标准级别和强级别DLR图像评分明显优于Hybrid IR图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与Hybrid IR相比，DLR可以明显降低LDCT图像的噪声，且对GGN的显示良好，有助于在较低辐射剂量水平时保证图像质量，从而改善采用CT行肺癌筛查及肺结节随访的安全性。

研究肺磨玻璃结节（GGN）患者CT影像预测肺腺癌浸润程度及对肺结节病理性质的判定价值。研究发现，良性组以及恶性组患者的影像学特征、CT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01）；不同浸润情况患者的CT平均值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01）。GGN患者CT影像对于肺腺癌浸润程度及病理性质的判定具有显著的意义。

目的:探讨CT在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GGN)不同时期肺腺癌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从2017年—2020年经手术病理证实的153例肺部局灶性磨玻璃样结节肺腺癌，通过统计学处理，分析病变的部位、大小、形态、边界、密度、血管及支气管等变化，判断CT特征与不同时期肺腺癌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53例局灶性磨玻璃结节表现为纯磨玻璃样结节(pGGN)21例，混合磨玻璃样结节(mGGN)132例。不同时期的肺腺癌中浸润前病变32例，其中非典型腺瘤样增生(AAH)13例，原位癌(AIS)19例；浸润性病变121例，其中微浸润腺癌(MIA)35例，浸润性腺癌(IA)86例；四种不同时期的肺磨玻璃结节腺癌患者的病变CT影像特征在边缘分叶、粗短毛刺，支气管正常穿行、闭塞，血管增粗、纠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病变的边界清晰与否、形状、细长毛刺、支气管轻度扩张、血管通过不规则征象方面，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153例肺磨玻璃样结节患者中，浸润前病变和浸润性病变的最大层面长径及CT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ROC曲线分析发现病变的最大层面长径和CT值联合评估对肺腺癌有无浸润性有很好的诊断价值，截断值分别为13.04 mm，-447.48 Hu。pGGN与mGGN最大层面长径和CT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通过对肺局灶性磨玻璃结节不同时期肺腺癌的CT表现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征象对不同时期腺癌的病理类型有不同的价值，mGGN更倾向于浸润性病变。GGN出现分叶、粗短毛刺及血管纠集、支气管闭塞，并且病变长径>13.04 mm、平均CT值>-447.48 Hu，高度提示浸润性肺腺癌。

目的:探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单能量图像（VMI）及电子云密度图（EDM）在肺磨玻璃结节（GGN）良性与恶性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0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鼓楼医学院经病理证实的65例GGN患者影像资料。65例中，良性27例、恶性38例，均于术前2周内接受双层探测器光谱CT扫描，并在后处理工作站重建出常规120 kVp混合能量图像（PI）、电子云密度图及40~80 keV虚拟单能量图。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良性与恶性GGN在PI、40~80 keV VMI中的CT值及电子云密度（ED）；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良性与恶性GGN的大小；采用χ2检验分析并比较良性与恶性GGN的CT征象，包括病灶大小、部位、形态、边缘、内部结构、邻近结构、结节类型等。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不同能谱定量参数对良性与恶性GGN的鉴别诊断效能。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CT征象及各能谱定量参数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找出预测GGN为恶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然后将各独立危险因素单独或联合行ROC曲线分析。 结果:病灶形态、毛刺、分叶、部位、大小在肺良性与恶性GGN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良性与恶性GGN的PI、40~80 keV VMI中CT值及EDM中的ED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PI、40~80 keV VMI中CT值及EDM中的ED值鉴别诊断良性与恶性GGN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80、0.682、0.683、0.686、0.694、0.676、0.722，其中ED值的AUC最高。以GGN形态、毛刺、分叶、部位、大小、ED值及PI、40~80 keV VMI中CT值为自变量，GGN为恶性或良性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ED值（OR=1.045，95%CI 1.001~1.090， P=0.044）、病灶大小（OR=1.582，95%CI 1.159~2.158， P=0.004）、毛刺征（OR=11.352，95%CI 2.379~54.172， P=0.002）均为恶性GGN的独立危险因素。对ED值、病灶大小、毛刺征单独及三者联合进行ROC曲线分析，鉴别诊断GGN良性与恶性的AUC为0.722、0.772、0.698、0.885，ED+病灶大小+毛刺征联合诊断的AUC最大，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2.1%、74.1%。 结论:双层探测器光谱CT平扫图像鉴别诊断肺GGN时，EDM的诊断效能高于其他VMI；当EDM联合病灶大小及毛刺征进行综合诊断时效能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