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初步探讨基于迭代锥形线束CT（iCBCT）引导的在线自适应放疗在盆腔恶性肿瘤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开展了基于iCBCT引导的在线自适应放疗在盆腔恶性肿瘤中应用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本研究初步分析了2022年8—11月接受在线自适应放疗的13例盆腔恶性肿瘤（2例宫颈癌、4例宫颈癌术后、3例子宫内膜癌术后、3例膀胱癌、1例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数据，探讨在线自适应放疗的可行性、自适应放疗相关流程时间、危及器官及靶区的修改程度、靶区剂量覆盖度、相关危及器官受量等。采SPSS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 xˉ±s表示，否则用 M（ Q1， Q3）表示。方差齐性数据采用 t检验分析，非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的数据则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在自适应治疗过程中，在线自适应平均时间为15 min 38 s（从接受CBCT扫描到最后计划选择完成的时间）。85.4%（830/972分次）的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influencer结构（与临床靶区、计划靶区相邻并可能对靶区轮廓生成有高度影响的器官，在盆腔肿瘤中通常为膀胱、直肠、小肠）不需要任何修改或只需进行小修，89.8%（491/547分次）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临床靶区无需修改或只需要小修。98.5%（319/324分次）的放疗分次选择了adapted计划，与scheduled计划相比，adapted计划展示出较好的靶区剂量覆盖度，同时可以降低危及器官的受量。结论:在临床可接受的时间内可实现基于iCBCT的盆腔恶性肿瘤在线自适应放疗，且更好的靶区剂量覆盖展现了在线自适应放疗的优势。

目的:比较质子调强和光子容积旋转调强在胰腺癌大分割放射治疗计划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选取10例胰腺癌患者临床资料，分别使用Eclipse和RayStation进行容积旋转调强治疗(VMAT)和质子调强治疗(IMPT)的计划设计。完成计划后的剂量文件统一导入MIM软件以提取评估参数。主要评估参数包括计划靶区(PTV)的 Dmin、 Dmean、 Dmax、适形指数(CI)和新适形指数(nCI)、均匀指数(HI)、梯度指数(GI)、覆盖率(coverage)和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 结果:靶区方面两组的适形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VMAT组取得了更高的PTV Dmin、 Dmax、D 98%、D 2%、HI和覆盖率以及更优的剂量梯度GI和 D2 cm( t/ Z＝-4.63~5.32， P<0.05)，IMPT组则获得了更低的10%_PD( t＝-7.47， P<0.05)。危及器官方面，两组的空回肠最大剂量 Dmax、胃 Dmax、十二指肠 Dmax以及左肾的平均剂量 Dmea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IMPT组在空回肠的体积剂量 D5 cm3、胃的 D10 cm 3、十二指肠的 D5 cm 3及 D10 cm 3、左肾的 D2/3、右肾的 Dmean及 D2/3上均低于VMAT组( t/ Z＝-8.12~-2.60， P<0.05)，但是IMPT组脊髓的 Dmax和 D0.35 cm 3均高于VMAT组( t＝7.30、6.77， P<0.05)。 结论:VMAT和IMPT都能实现满足临床要求的胰腺癌大分割放射治疗计划。二者在在毗邻胰腺靶区的胃肠道组织最大受量上的保护无差异，在胃肠道的体积受量保护上IMPT拥有更大优势，但对射束肿瘤靶区前缘的危及器官保护上可能弱于VMAT。

目的:探讨Halo-Vest支架对颈椎原发恶性肿瘤不同放疗技术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择10例曾接受Halo-Vest支架手术后进行放射治疗的颈椎原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Monaco计划系统，在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设计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然后复制相同射野参数的IMRT和VMAT计划到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重新计算剂量分布，比较靶区、危及器官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分布差异。结果:对于VMAT计划，两组计划的计划靶区(PTV)和计划肿瘤靶区(PGTV)的剂量学参数除PGTV 107%外的各参数平均差异均< 1%。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和脊髓-PRV平均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38和0.42 Gy( Z＝-2.803、-2.803， P<0.05)，脊髓和脊髓PRV Dmean分别增加0.35和0.37 Gy( Z＝-2.703、-2.801， P<0.05)。黏膜、甲状腺、腮腺、下颌骨、下颌关节和正常组织的 V5、 V30和 Dmean最大差异为0.74%。对于IMRT计划，两组计划的PTV和PGTV间剂量学参数差异较VMAT技术的差异增大，大部分差异超过1%，最大差异为4.55%。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平均最大剂量和脊髓-PRV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48和0.59 Gy( P>0.05)，脊髓和脊髓PRV的平均 Dmean分别增加0.57和0.59 Gy( Z＝-2.293、-2.293， P<0.05)。其他危及器官的最大差异为1.98%。 结论:CT图像外轮廓勾画或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VMAT计划间剂量差异很小，临床上可以忽略，但IMRT计划间剂量差异偏大，需要考虑忽略或部分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的外轮廓时对剂量分布带来的影响。

目的:研究不同高危临床靶体积（HR-CTV）下单纯腔内治疗与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腔内+插植）治疗技术在宫颈癌三维后装治疗中的剂量学差异，并探讨HR-CTV是否存在阈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1年2月于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100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5~63岁，中位年龄51岁。根据后装治疗技术不同将患者分为单纯腔内治疗组（45例）、腔内+插植治疗组（55例）。按患者每个计划的HR-CTV大小分为6个体积范围进行分析，即HR-CTV≤40 cm 3、40 cm 380 cm 3。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2种后装治疗技术在不同体积范围内的靶区和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学参数。 结果:当HR-CTV≤40 cm 3时，单纯腔内治疗组的靶区剂量（D 90、D 100）、靶区覆盖度（V 100）及靶区高量（D 50、V 150、V 200）均高于腔内+插植治疗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26~3.927，均 P<0.05），但靶区适形指数（CI）、OAR膀胱和直肠D 2 cm3（2 cm 3的OAR体积接受的最低照射剂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186、1.871、0.258，均 P>0.05）。当70 cm 380 cm 3时，腔内+插植治疗组的靶区剂量（D 90、D 100）、靶区覆盖度（V 100）、CI、OAR直肠和膀胱D 2 cm3剂量均显著优于单纯腔内治疗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872~3.782，均 P<0.05），而2种治疗技术的靶区高量（D 50、V 150、V 200）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13~1.918，均 P>0.05）。当40 cm 30.05），但腔内+插植治疗组的CI显著优于单纯腔内治疗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590、-4.577、-3.144，均 P<0.05）。 结论:对于小体积靶区（≤40 cm 3），单纯腔内治疗技术在不增加OAR剂量的情况下能更好地提高靶区剂量和靶区内高剂量体积；当靶区体积较大特别是>70 cm 3时，腔内+插植治疗技术能在显著提高靶区处方剂量和适形度的同时更好地保护OAR。

目的:设计一种基于先验知识的宫颈癌自动计划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子宫内膜癌及直肠癌的病例，探讨模型的泛化性。方法:收集179例盆腔部位不同处方剂量下的双弧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临床计划，其中处方剂量50.4 Gy的99例宫颈癌临床计划作为训练集建立RapidPlan模型，剩余80例临床计划分为4个验证组(处方剂量50.4 Gy的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临床计划各20例，为A、B组；处方剂量45 Gy的子宫内膜癌和直肠癌临床计划各20例，为C、D组)，利用模型分别对4组中的临床计划进行重新优化设计并得到自动计划，对比自动计划与临床计划靶区(PTV)和危及器官(OAR)的剂量学参数。结果:A、B、C、D组中自动计划靶区的适形度指数(CI)与临床计划相当，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A、B、C组中自动计划的均匀性指数(HI)和 D2%均小于临床计划，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I： Z＝-3.248、-3.360、-2.329， P<0.05； D2%： Z＝-2.987、-3.397、-2.442， P<0.05)。D组自动计划的HI和 D2%与临床计划相当，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保证PTV受量的同时，所有组中自动计划的OAR剂量学参数的平均值均低于临床计划。 结论:由宫颈癌临床计划建立的RapidPlan模型能够完成对不同处方剂量下子宫内膜癌及直肠癌的自动计划设计，初步证明了RapidPlan模型泛化的可能性。

脓毒症是宿主应对感染时发生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其病理生理核心是在发病初始，机体为了应对病原微生物入侵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随后为了平衡免疫状态，机体开始抗炎、发生免疫细胞功能衰竭，最终引发免疫麻痹或免疫抑制。无论是在天然免疫还是在获得性免疫中，免疫细胞表面的共抑制分子，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分子-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B4（CD244）、B和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及C型凝集素家族成员NKG2A （CD94），在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低下致免疫抑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阻断这些共抑制分子与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显著改善脓毒症动物模型或脓毒症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本文主要概括归纳近年来一些共抑制分子在脓毒症免疫功能障碍中作用的热门研究，以期为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及治疗靶点提供参考方向。

脓毒症（sepsis）是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 [1]。脓毒症及其引发的后续器官功能障碍是急危重症医学领域的难点 [2]。脓毒症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是心肌损伤导致的心功能障碍，发生率高达40%~50%，它的出现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都较差，对患者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3]。目前脓毒症心肌损伤尚无靶向治疗措施，主要是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 [4,5]，患者病死率逐年递增。脓毒症心肌损伤有着极其复杂的致病机制，几乎涵盖心肌细胞病理生理学所有方面，包括促炎/抗炎反应失调、氧化应激损伤、能量缺失以及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凋亡等，目前具体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明。Notch信号通路是一个高度保守且广泛应用于细胞之间通讯的信号通路，对细胞的诸多生理及病理过程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6,7]，现有研究证实Notch信号可调控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生发展。线粒体作为脓毒症心肌损伤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已得到学界公认。研究发现，Notch信号与线粒体会产生交互作用，参与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发展过程。本文就Notch信号和线粒体在脓毒症心肌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交互作用做一综述，以期为脓毒症心肌损伤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新的发展方向。

脓毒症是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临床危重症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的，以细胞内活性氧（ROS）堆积为特征的细胞死亡形式，脓毒症可造成细胞内ROS大量积累，诱导细胞铁死亡。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是抗氧化的关键调节因子，通过调节铁死亡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在脓毒症所致细胞铁死亡中发挥关键保护作用。现有研究显示，激活Nrf2在脓毒症所致细胞铁死亡中有保护作用，本文通过总结Nrf2在细胞铁死亡中的调控机制，以期为脓毒症的治疗提供参考。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危及生命的心血管疾病，许多国家建立了主动脉夹层多中心注册数据库。早期建立的国际主动脉夹层注册数据库产出了多项研究成果，对全球主动脉夹层诊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成人心脏外科数据库总结了主动脉夹层围手术期资料，德国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注册数据库在A型主动脉夹层神经系统保护与器官灌注方面做出了斐然的成绩，北欧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联盟对主动脉夹层围手术期用药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国内第一个主动脉夹层注册研究尽管得出了国人的发病特点，但近5年未再报告新的主动脉夹层数据。因此，建立我国自己的主动脉夹层数据库十分必要。

目的:探讨提高带金属植入物患者放射治疗计划剂量计算准确度的方法。方法:利用具有金属伪影消减技术的CT模拟机对插入金属棒的CIRS调强模体和8例椎体中植入了钢钉并接受放疗的患者进行扫描，在获得的常规CT图像、金属伪影消减技术CT图像及对其金属区域进行密度填充的图像上设计治疗计划。在模体中比较单个射野及IMRT计划的计算结果与剂量测量结果，同时对患者IMRT计划中金属植入物及其伪影对照射剂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基于常规CT图像的放疗计划中，射野入射路径未通过金属区域时，单个射野的剂量计算误差为3.85%，通过金属区域时射野计算误差范围达4.46%～74.11%。IMRT计划中存在入射路径通过金属区域的射野时，其误差可能超出临床可接受的范围，计算误差随这种射野所占剂量权重的增加而变大。当采用密度填充及伪影消减技术处理图像后，上述单个射野的计算误差分别为1.23%和0.89%～4.73%，IMRT计划的剂量误差为1.84%。若单独采用密度填充技术处理金属区域，IMRT计划的剂量误差为1.88%。基于常规CT图像的患者IMRT计划中，受金属植入物及其伪影的影响，实际靶区受到的最小剂量、平均剂量及处方剂量覆盖率较计划结果下降，危及器官剂量相近。结论:基于常规CT图像的放疗计划中，入射路径通过金属区域的射野可能产生较大的剂量计算误差。如果植入的金属材料已知，在计划系统中对金属区域进行密度填充能有效提高计划的剂量计算准确度。伪影消减技术能显著改善图像质量，进一步减少剂量计算误差，对于配备这种功能的CT机进行带金属植入物患者的模拟定位时应作为常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