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探讨中医辨证施护在肝郁脾虚型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术后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1月—2020年1月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经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型的84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时间分为观察组（42例）和对照组（42例）。两组患者均行TACE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常规围术期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医辨证施护。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中文版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量表（C-SUPPH）、肝癌患者生活质量评价量表（QOL-LC）得分，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护理满意度。结果:两组患者干预后C-SUPPH得分、QOL-LC各维度得分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患者干预后C-SUPPH得分、QOL-LC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2.86%（39/42），高于对照组的76.19%（32/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肝郁脾虚型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围手术期采用中医辨证施护，能有效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及生活质量，且患者满意度高。

患者 男性，55岁，因“发现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 4个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4周”，为求进一步治疗于2021年6月29日收入我科。患者5个月前出现腹痛、腹胀，并逐渐加重，2021年2月28日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肿块，考虑为肝癌；2021年3月1日在该院行上腹部MRI检查，提示肝内肿块，肝癌。曾被收入我院介入科，结合患者情况，如行右半肝切除，切除后余肝体积不足，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大，符合TACE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指征，遂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31日于我院介入科接受TACE治疗，期间联合口服仑伐替尼。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未正规治疗。无长期吸烟、饮酒史。患者父亲有肝癌病史。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19 g/L，白细胞计数4.4×10 9/L，血小板计数212×10 9/L；甲胎蛋白498.30 μg/L，癌胚抗原1.64 μg/L，CA19-9 80.31 U/ml；ALT 10 U/L，AST 29 U/L，总胆红素8.8 μmol/L，直接胆红素8.4 μmol/L。CT检查结果显示，病灶占据肝脏5、6、7、8段，大小虽由未接受相关治疗时的11 cm×10 cm增至13 cm×11 cm，但肿瘤内部出现明显坏死，且碘油沉积充分，瘤内出现气体（图1）。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为5.9%；拟行右半肝切除术，余肝比例预计为38%。

原发性肝癌患者1例，在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过程中，栓塞剂经镰状动脉进入正常组织后形成异位栓塞，导致镰状动脉供血区域皮肤组织的损伤。未给予特殊治疗，好转出院。术者应对镰状动脉有充分的认识，减少镰状动脉异位栓塞的发生，提高TACE的安全性。

目的:探讨1M3S护理管理模式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对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微生态分布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海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115例，以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56例患者作为对照组，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59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术后护理，观察组采用1M3S护理管理模式进行术后护理。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海安市人民医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34人作为健康组。收集3组对象一般资料，测定血清内毒素（ET）、ALT和AST水平。收集粪便标本，采用16S rDNA测序法分析粪便菌群结构和组间物种相对丰度，并进行Alpha多样性分析。结果:门水平上，3组的优势菌门均为拟杆菌门、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介入手术后对照组ET、ALT和AST水平为（9.67±2.12） ng/L、（53.24±8.47） U/L、（55.48±8.15） U/L，观察组为（4.36±2.15） ng/L、（45.31±8.36） U/L、（47.25±8.21） U/L，显著低于对照组（ t值为13.328、5.052、5.392， P<0.05）；介入手术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厚壁菌门相对丰度百分比增加（ t值为16.426， P<0.01），变形菌门相对丰度百分比降低（ t值为8.462， P<0.001），毛螺菌科相对丰度百分比增加（ t值为4.527， P<0.01）。 结论: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可影响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细菌构成，导致变形菌门、毛螺菌科相对丰度降低，厚壁菌门相对丰度增加，1M3S护理管理模式不仅可降低体内内毒素水平、改善肝功能，还可减轻因介入手术所致的肠道菌群失衡。

肝细胞癌（HCC）是原发性肝癌的主要类型，多数HCC患者在临床上发现时处于中晚期阶段，已失去了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中期或巴塞罗那（BCLC）B期HCC患者唯一推荐的治疗方式，早期预测治疗后疗效对患者的后续治疗及生存预后至关重要。目前，最常用的肿瘤疗效评价标准包括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欧洲肝脏研究协会标准、修订版RECIST以及半自动体积定量评价标准，这些标准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各有优缺点，其疗效评价的准确性也各不相同。本文中结合人工智能探讨肿瘤疗效评价标准在HCC患者TACE后反应评价中的应用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细节化护理干预在原发性肝癌患者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9月至2019年10月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行TACE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81例。根据干预模式不同分为对照组(常规干预模式，34例)和细节组(细节化护理，47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抑郁、焦虑、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情况。结果:干预后，对照组患者生活质5个项目评分均明显低于细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SAS、SDS评分均为下降趋势，而细节组患者干预后SAS、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手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17.65%，高于细节组为4.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细节化护理干预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中有较高使用价值，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缓解不良情绪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了解原发性肝癌患者接受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期间的症状群，识别症状群内的前哨症状。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6月—2023年1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介入科收治的接受TACE治疗的17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从TACE治疗术后当天起至术后4 d，每天完成中文版安德森症状测评量表、原发性肝癌特异性症状模块和症状首次出现时间表的填写。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症状群，再根据群内症状的首发时间结合Apriori算法确定前哨症状。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63份，有效回收率为95.88%（163/170）。结果:共提取出上消化道、栓塞后、病感、情绪、肝功能受损5个症状群。其中恶心、疼痛、睡眠困难、悲伤分别是上消化道、栓塞后、病感及情绪症状群的前哨症状，肝功能受损症状群未见明确前哨症状。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TACE治疗期间有多种症状群困扰，前哨症状的确定对提高症状管理效率及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中评估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引起的肝功能损伤发生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病科住院，并接受程序性死亡蛋白其配体（PD-1/PD-L1）抗体治疗的65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CTCAE V5.0标准评估治疗前后肝损伤的级别。根据性别、年龄段、是否有肝硬化、基线Child-Pugh评分、BCLC分期和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分组，比较不同情况下患者肝损伤的发生率。多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根据CTCAE V5.0标准，46例（70.77%）患者在治疗观察期间发生了任意级别的肝损伤，规范化抗乙型肝炎病毒（HBV）治疗的6例患者均发生肝损伤；10例（15.38%）患者发生1级肝损伤，15例（23.08%）患者发生2级肝损伤，19例（29.23%）患者发生3级肝损伤，2例（3.08%）患者发生4级肝损伤。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肝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发生率分别为68.33%和100%， P = 0.180）；肝损伤的发生率在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245）；肝硬化组患者的肝损伤发生率为72.22%，非肝硬化组发生率为63.64%（ P = 0.370）；基线Child-Pugh评分为A级、B级和C级的患者肝损伤发生率分别为71.43%、61.11%和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878）；肝损伤发生率在不同的BCLC分期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1.000）；PD-1/PD-L1抗体单药治疗组肝损伤发生率为60.00%，PD-1/PD-L1抗体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组为67.85%，PD-1/PD-L1抗体联合经肝动脉栓塞化疗术/射频消融治疗组为86.67%，各治疗方案之间肝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480）。 结论: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引起的肝功能损伤较为常见，严重危及患者生命安全的肝损伤罕见；患者的性别、年龄、是否合并肝硬化、基线肝功能、BCLC分期和免疫治疗方案对免疫相关性肝损伤的发生率尚无影响。

目的:分析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射频消融(TACE-RFA)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术后短期复发的危险因素，并通过建立列线图模型对术后短期复发率进行预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介入放射科行TACE-RFA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125例患者，其中男性103例，女性22例，年龄(56.6±8.9)岁。根据术后12个月内肿瘤是否复发将患者分为两组：复发组( n＝86)与未复发组( n＝39)。收集患者的基本情况、肿瘤特征及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以门诊复查方式进行随访，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患者短期复发的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并采用C指数、校正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对该模型进行评价。 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1.25( OR＝2.87， P＝0.048)、白蛋白-γ-谷氨酰转移酶比值(AGR)≤0.3( OR＝3.40， P＝0.043)、肿瘤包膜不完整( OR＝3.81， P＝0.007)及较大的肿瘤最大径( OR＝1.98， P＝0.003)是TACE-RFA术后肝细胞癌短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上述因素构建列线图，其C指数为0.767, ROC曲线下面积为0.77(95% CI：0.67~0.85)，且实际曲线与理想曲线存在较好的重合度。 结论:NLR>1.25、AGR≤0.3、肿瘤包膜不完整及较大的肿瘤最大径是肝细胞癌患者行TACE-RFA术后短期复发的危险因素，基于以上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于预测术后短期复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