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 男性，38岁。因“双下肢水肿1个月，发现肝脏占位1周”于2021年4月20日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患者1个月前出现双下肢对称性水肿，进行性加重。1周前外院腹部超声检查、腹部增强CT检查和PET-CT检查结果提示肝脏6段占位伴下腔静脉癌栓，左侧腹内斜肌转移。既往慢性乙肝病史10年余，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否认手术史、输血史、冶游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后腹部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肝右叶见低回声占位，考虑恶性可能性大。腹部增强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性病变，考虑原发性肝癌；（2）肝右静脉、下腔静脉及双侧肾静脉近段充盈缺损、明显强化，考虑癌栓形成；（3）腹水（图1）。PET-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代谢明显升高，考虑原发性肝癌；（2）下腔静脉全程充盈缺损伴代谢升高，考虑癌栓形成；（3）左侧腹内斜肌（L3层面）见结节状异常高代谢，考虑转移。实验室检查：乙肝表面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均为阳性；乙肝病毒DNA为1.12×10 4 U/ml；AST为376.5 U/L，ALT为106.3 U/L；甲胎蛋白为87.43 μg/L。其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诊断：（1）原发性肝癌，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b期；（2）慢性乙肝。

目的:探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及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的表达及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选择2016年3月至2018年1月本院收治的肝癌根治术患者78例作为对象，设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拟行肝癌根治术治疗。选择同期治疗的肝脏良性疾病手术患者58例，设为对照组。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完成患者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水平，计算NLR、PLR值；利用公式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算SII；记录患者性别、年龄、术前ALT、肿瘤直径、术前甲胎蛋白(AFP)、肝功能分级等指标，并对观察组患者NLR、PLR和SII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患者治疗后进行18个月随访，根据预后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记录两组患者NLR、PLR、SII水平，并分析其与预后的相关性。结果:观察组原发性肝癌患者NLR(7.48±1.21)、PLR(25.31±4.23)、SII(452.98±43.69)，均高于对照组NLR(2.35±0.96)、PLR(10.49±2.44)、SII(253.23±25.31)( t＝6.391、5.328、8.562， P<0.05)；观察组NLR、PLR、SII水平与术前ALT、肿瘤直径、术前AFP、肝功能分级有关( P<0.05)；原发性肝癌患者随访18个月，存活患者55例，死亡23例。存活组原发性肝癌患者NLR(4.39±1.46)、PLR(15.93±4.39)、SII(275.69±21.53)，低于死亡组NLR(13.59±2.49)、PLR(53.29±6.41)、SII(574.67±46.39)( t＝7.398、4.395、6.781，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患者NLR、PLR、SII水平与患者治疗预后呈负相关( r＝-0.693、-0.771、-0.709， P<0.05)。 结论:NLR、PLR、SII在肝癌根治术患者呈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存在相关性，监测其表达水平能评估预后，指导临床治疗。

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日俱增，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其中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是导致肝癌的主要病因和危险因素。随着对病毒性肝炎的有效防治，以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迅速增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已成为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原因，因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进行肝癌筛查刻不容缓。现综述概括总结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其相关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高危因素，以及筛查监测手段，进而探讨肝癌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目的:探讨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北京地坛医院普外科收治的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组和肝切除联合Hassab术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是否输血、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指标以及两组患者的1、3、5年累积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结果:共53例患者纳入研究。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组30例，其中男性28例，女性2例，平均年龄46.3(27.0～64.0)岁；肝切除联合Hassab术组23例，其中男性20例，女性3例，平均年龄44.7(33.0～59.0)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最大径、术前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肝功能、肿瘤标记物)以及Child-Pugh分级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组术中出血量少于肝切除联合Hassab术组[(401.67±183.12)ml比(552.17±333.88)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是否输血、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肝切除联合Hassab术组的术后严重并发症(Clavein-Dindo分级≥IIIb)发生率为47.8%(11/23)，高于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组的20.0%(6/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组患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2.8%、49.9%、33.2%，肝切除联合Hassab术组患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1.0%、58.2%、43.7%，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组患者术后1、3、5年的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79.2%、38.8%和21.6%，肝切除联合Hassab术组患者术后1、3、5年的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76.4%、41.7%和27.8%，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射频消融联合Hassab术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肝癌人群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后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及该治疗中HBV再激活和非再激活人群的预后差别。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肿瘤治疗反应、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等临床资料进行 t检验、χ 2检验和Kaplan-Meier生存分析。 结果:共66例入组患者，其中17例发生HBV再激活，发生率为25.76%；其中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分别为6.06%(4/66)、12.12%(8/66)、19.70%(13/66)、22.73%(15/66)、25.76%(17/66)。HBV再激活组和非HBV再激活组在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HBV再激活组的PFS和OS明显低于非HBV再激活组，分别为4.00个月vs 8.50个月( P＝0.002)和12.90个月vs 19.77个月( P＝0.014)。 结论: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有HBV再激活风险，且发生HBV再激活后的患者肿瘤进展和生存预后明显差于非HBV再激活者。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我国目前仍有超过一半的肝癌患者在初诊时即为中晚期，丧失手术切除机会，而部分可手术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率高，导致患者总体生存较差。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革新、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手段的丰富和进步，通过多模式综合治疗策略为肿瘤转化提供可能、使患者获得手术切除机会，同时有效降低术后复发转移率，从而实现患者长期生存获益。此外，近年来研究者对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过程中手术时机的选择、病灶评估、疗效预测、并发症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有益探索。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提出了在肝癌转化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治疗策略和实施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期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基础。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探讨肝癌肝移植术前及术后 18F-脱氧葡萄糖(FDG) PET/CT代谢负荷参数变化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0月至2017年5月期间术前、术后均行PET/CT检查的肝癌肝移植患者92例。依据多维尔标准将病灶分为PET阴性、弱阳性、强阳性。测量或计算肝癌病灶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瘦体标准摄取值(SUL)，肿瘤代谢体积(MTV)，计算肿瘤-纵隔摄取比(TMR)，肿瘤-正常肝摄取比(TLR)，糖醇解总量(TLG)，摄取总量(UVP)等代谢参数，分析其与复发的相关性，并分析了多维尔评分与代谢参数的关系及术前及术后代谢负荷参数的变化特征。 结果:30例未复发组术前PET的多维尔评分分别为3、4、5分的例数分别为16、7、7例。62例复发，术后复发时间(10.90±10.30)个月。代谢体积参数MTV，TLG，UVP-M, UVP-LB在复发转移组明显增高( P<0.05)。肿瘤多维尔评分较低者肝移植术后预后良好，肿瘤Deauville评分4～5分为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5分的高于4分的代谢参数。复发组的代谢负荷参数高于未复发组。复发组术后复发灶MTV、TLG、UVP-M, UVP-LB低于术前水平。而SUV max、TMR、TLR、SUL与术前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肝移植术前应精准评估PET/CT多维尔评分及代谢负荷参数，对于高代谢负荷参数患者，术后应早期行PET/CT检查以提高复发及转移的检出，及时进行相关治疗。

目的:探讨 125I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间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18例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男184例，女34例，年龄(53.8±9.2)岁]资料。对患者行CT引导下 125I粒子植入术，于术后2～3个月复查CT、肝功能，比较治疗前后门静脉癌栓直径、肝功能参数及腹腔积液等并发症情况，并随访2～26个月，计算患者的生存期。应用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比较。 结果:125I粒子植入后2～3个月，218例患者中癌栓完全缓解8例(3.7%)，部分缓解111例(50.9%)，无变化80例(36.7%)，疾病进展19例(8.7%)，总有效率为91.3%(199/218)。治疗后癌栓直径为(12.63±4.64) mm，较治疗前减小[(26.65±10.88) mm； t＝18.74， P<0.01]；血清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分别为(20.59±10.29)、(11.40±8.37) pg/L，与治疗前[(24.27±12.65)、(15.64±7.99) pg/L]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5.37、8.44，均 P<0.05)；治疗前后血清间接胆红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5， P>0.05)。142例有腹腔积液的患者中86例治疗后较治疗前积液情况好转。所有患者均未见与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至随访结束，162例死亡，56例存活，患者总生存期(9.23±0.59)个月。 结论:125I粒子植入可安全、有效地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并改善腹腔积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