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肩关节解剖因素与中小型肩袖修补术后再撕裂率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民航总医院收治的55例中小型肩袖损伤行单排缝合术患者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程、体质指数、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后6个月及术后1、2、3年的再撕裂率，术后3年肩关节Constant-Murley评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肩关节评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shoulder scale，UCLASS）以及基于CT测量的临界肩关节角（critical shoulder angle，CSA）、肩峰指数（acromial index，AI）。根据随访过程中是否发生再撕裂将55例分为再撕裂组和未撕裂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比较两组CSA、AI各随访时点差异，采用Fisher精确检验比较两组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史，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年龄、病程、术后次日CSA、AI、各随访时点UCLA评分、Constant-Murley评分的差异，将术后次日CSA与AI作为术后6个月、1年、2年、3年肩袖再撕裂的易感因素进行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术后次日CSA与AI对术后3年再撕裂的预测效能，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CSA、AI与术后功能恢复的相关性。 结果:55例术后6个月、1年、2年、3年的再撕裂率分别为4%、7%、13%、18%。再撕裂组各随访时点CSA或A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未撕裂组各随访时点CSA或A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4.16， P<0.001； F=4.64， P<0.001）。术后3年再撕裂组Constant-Murley评分、UCLA评分分别为（93.60±2.84）分、（32.30±1.49）分，未撕裂组分别为（92.11±4.10）分、（33.18±1.2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次日CSA是术后1年、2年、3年肩袖再撕裂的危险因素[ OR=4.62，95% CI（1.01，21.06）， P=0.048；OR=7.071，95% CI（1.52，32.87）， P=0.013； OR=3.40，95% CI（1.42，8.12）， P=0.006]。术后次日CSA与AI对肩袖修补术后3年再撕裂有一定预测效能，且CSA特异度较AI更高。术后次日CSA、AI预测术后3年肩袖再撕裂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5.3°、0.69，AUC分别为0.87[ OR=3.40，95% CI（1.42，8.12）， P<0.001]、0.77[ OR=1.33，95% CI（0.87，2.02）， P=0.008]。CSA、AI与术后功能恢复无相关性（ P>0.05）。 结论:术后次日CSA与AI对中小型肩袖撕裂单排修补术后1~3年再撕裂均有预测效能，肩关节CSA与AI增大提示术后再撕裂概率增大，且CSA较AI预测特异性更高，两者与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无关。

肩袖损伤常导致肩关节疼痛及功能障碍。当损伤的肩袖肌腱尚未出现连续性中断时，多采用非手术治疗。由于日常生活中肩关节使用频率高，肩袖肌腱组织血液供应差、自我修复能力较弱，故肩袖损伤一般表现为逐渐加重，最终进展为肩袖完全性撕裂。为逆转肩袖损伤的病理生理改变、促进受损的肩袖肌腱修复，临床上对肩袖损伤的非手术治疗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体外冲击波疗法（ESWT）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但ESWT促进肩袖修复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仍不明确。因此，笔者就ESWT治疗肩袖损伤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和临床应用现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今后ESWT的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评估肩关节镜下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上关节囊重建术治疗大及巨大肩袖损伤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20年9月采用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上关节囊重建术治疗的大及巨大肩袖损伤患者48例，男19例、女29例；年龄（58.7±18.4）岁（范围45~72岁）。记录患者术前及术后肩关节前屈上举、体侧内外旋活动度、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美国肩肘外科协会（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ASES）评分、Constant-Murley肩关节功能评分。术前及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术后12个月行MR检查，评估肩峰下间隙大小或肩袖愈合、再撕裂情况。结果:全部病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4.2±33.5）个月（范围13~53个月）。患者VAS评分由术前（6.4±1.8）分降至术后6个月（4.6±2.2）分、术后12个月（1.9±2.1）分、末次随访时（1.7±2.0）分，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4.47， P<0.001）；ASES评分由术前（56.4±20.9）分降至术后6个月（48.3±29.1）分，术后12个月增加至（77.2±18.2）分、末次随访时（82.3±13.8）分，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6.34， P<0.001）；Constant-Murley评分由术前（52.7±17.5）分降至术后6个月（49.4±27.5）分，术后12个月增加至（80.1±20.1）分、末次随访时（87.4±11.9）分，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2.68， P<0.001）；前屈上举活动度由术前102°±24°增加至术后6个月121°±33°、术后12个月140°±17°、末次随访时148°±15°，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4.24， P<0.001）；体侧外旋活动度由术前57°±32°降至术后6个月45°±37°，术后12个月增加至70°±31°、末次随访时75°±30°，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9.68， P=0.042）；内旋活动度评分术前（8±3）分、术后6个月（7±4）分、术后12个月（9±3）分、末次随访时（10±2）分，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86， P=0.015）。6例经MRI证实出现再撕裂，其中4例于术后3个月复查发现、2例于术后6个月复查发现。 结论:采用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固定联合肩袖修复术治疗大及巨大肩袖损伤，无需额外取材，可明显缓解疼痛症状及改善肩关节功能，再撕裂率较低。

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irreparable rotator cuff tear）在中老年人群中发病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活动能力。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通常由于长时间的磨损、退行性改变或急性外伤导致，且由于肌腱的退变和瘢痕化，使常规的修复手术，如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肌腱转位术、肩峰下球囊间隔术、上关节囊重建术等的临床疗效并不一致。反式全肩关节置换术（reverse total shoulder arthroplasty）颠倒了盂肱关节的球窝解剖结构，内移肱骨头旋转中心，远端化肱骨干，有助于增加外展时三角肌力臂，从而改善肩关节稳定性和活动范围。对肩关节力偶平衡失调影响肩关节功能的患者，采用反式全肩关节置换术能够充分募集三角肌肌力，有效改善因肩袖巨大缺损导致的肩关节功能障碍。盂侧假体的旋转中心及肱骨侧假体的倾角是影响假体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反式全肩关节置换术不仅可以作为治疗老年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的初选方案，而且在其他治疗方案失败后仍可作为补救措施，两者的术后短期及中远期疗效均良好。但是手术的成功率和患者的满意度受多种因素影响。术后应重视反式全肩关节置换术后康复的阶段性目标及方法以确保患者合理地进行日常活动，避免对关节假体造成过度的压力或损伤。此外，对反式全肩关节置换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肩胛盂切迹、肩关节不稳、假体周围骨折及假体感染等，需要通过精心的术前规划、术中操作技术和术后管理来预防，一旦出现需及时识别和正确处理。最后，有关反式全肩关节置换用于不可修复肩袖撕裂治疗的争议问题，如联合肌腱转位以改善外旋功能、修复肩胛下肌以增加内旋肌力以及手术年龄指征，需更多的临床研究和长期随访予以解决。以上结论为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患者的治疗提供了基于证据的指导，明确了反式全肩关节置换术治疗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的优势与注意事项，旨在为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医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目的:探讨动力化与经典上关节囊重建（superior capsule reconstruction，SCR）治疗不可修复性后上型巨大肩袖撕裂的早期临床疗效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至2022年3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中心诊治的不可修复性巨大肩袖撕裂患者29例，分别采用自体阔筋膜行动力化SCR（动力化组，14例）与经典SCR（经典组，15例）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Constant-Murley评分、美国肩肘外科协会（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ASES）评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肩关节评分和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ROM）；采用标准正位X线片评价肩峰下间隙改善情况，于MRI上采用Sugaya分级评价自体阔筋膜移植物完整度，采用Goutallier分级评价脂肪浸润改变程度。结果:29例均获得随访，动力化组与经典组随访时间分别为（36.50±8.18）、（29.33±9.15）个月。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和术前肩肱距离（acromiohumeral distance，AHD）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末次随访时动力化组与经典组前屈（81.79°±36.14°和69.00°±40.19°， t=0.899， P=0.377）、外展[87.50°（71.25°，122.50°）和80.00°（45.00°，95.00°）， Z=-1.400， P=0.172]和内旋[5.00°（5.00°，6.00°）和4.00°（1.00°，6.00°）， Z=-0.871， P=0.400]改善程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动力化组外旋改善程度大于经典组[（37.50°（30.00°，41.25°）和25.00°（15.00°，30.00°）， Z=-2.285， P=0.0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动力化组与经典组手术前后VAS[4.00（3.75，5.00）分和4.00（3.00，5.00）分， Z=-0.029， P=0.949）、ASES评分[（50.99±7.98）分和（46.47±13.73）分， t=1.074， P=0.293]、Constant-Murley评分[62.50（54.00，69.50）分和56.00（47.00，62.00）分， Z=-1.956， P=0.112]和UCLA肩关节评分[（20.21±3.53）分和（18.40±3.87）分， t=1.315， P=0.199]改善程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动力化组末次随访AHD改善程度较经典组更高[（3.66±2.22） mm和（2.00±1.75） mm， t=2.247， P=0.033]。两组Sugaya分级在末次随访时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370， P=0.747）；动力化组末次随访Goutallier分级较术前改善（ Z=-2.101， P=0.036），经典SCR组术前改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700， P>0.05）。 结论:动力化和经典SCR治疗不可修复性巨大肩袖撕裂均可显著改善肩关节功能；动力化SCR组在肩关节外旋活动度、AHD和冈上肌脂肪化改善方面优于经典SCR。

目的:探讨反式肩关节置换治疗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的早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采用反式肩关节置换治疗的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患者23例，男4例、女19例；年龄（69.3±8.6）岁（范围51~89岁），其中>70岁患者8例、≤70岁患者15例；左侧5例、右侧18例；症状持续时间为24（4，36）个月；肩袖病患者7例、非肩袖病16例。采用美国肩肘外科协会（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ASES）评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nia Los Angeles，UCLA）评分、简单肩关节测试（simple shoulder test，SST）评分、Constant-Murley评分、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以及前屈上举、外旋、内旋活动度评价术后疗效，以ASES评分作为主要观察指标，其差异达到11.6分认为存在最小临床差异。同时进一步将患者分为是否为肩袖病和是否>70岁，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疗效。结果:23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4.9±2.2）个月（范围12~19个月）。ASES、UCLA和Constant-Murley评分分别从术前的（46.6±14.8）分、（15.4±5.3）分和（51.1±18.7）分提高到末次随访时的（87.3±4.5）分、（28.3±2.2）分和（78.1±7.6）分，SST评分从术前的2（1，4）分提高到末次随访时的9（8，10）分，VAS评分从术前的4（3，5）分降低到末次随访时的0（0，1）分，前屈上举从术前的77.1°±35.8°提高到末次随访时的125.2°±19.5°，功能指标手术前后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外旋和内旋分别为29.5°±22.2°和（5.0±3.0）分，末次随访时分别为35.0°±13.5°和（5.3±2.8）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患者ASES评分的术后改善均达到最小临床差异。肩袖病与非肩袖病患者术前ASES、Constant-Murley、SST、VAS评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术后各指标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70岁和≤70岁患者功能指标术前及术后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反式肩关节置换治疗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患者具有良好的早期疗效；对肩袖病与非肩袖病患者，尽管术前功能存在一定差异，但通过反式肩关节置换治疗均能缓解疼痛和改善功能；70岁以上患者的治疗效果与相对年轻患者相比术后早期疗效无明显差异。

目的:探讨阔筋膜补片桥接联合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治疗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的早期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市第四医院自2016年3月至2020年3月收治的31例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患者的病历资料。17例行关节镜下自体阔筋膜补片桥接修复（补片组），男10例、女7例，年龄（61.47±6.63）岁（范围51~72岁）；14例行关节镜下自体阔筋膜补片桥接修复联合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联合组），男4例、女10例，年龄（62.57±6.11）岁（范围53~71岁）。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情况，术前及术后1周、术后12个月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术前、术后6、12个月进行患肩关节Constant-Murley评分、美国肩肘外科协会（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ASES）评分，术后第2天及1年复查患肩MRI评估肩袖愈合及补片转归情况。结果: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8.33±6.8）个月（范围12~27个月）。均未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两组手术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周补片组VAS评分为（3.47±2.43）分，高于联合组的（2.07±1.2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9， P=0.048）；术后12个月两组VAS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6和12个月Constant-Murley评分、ASES评分均较术前明显提高（ P<0.05）；术后6个月联合组Constant-Murley评分为（65.07±6.17）分、ASES评分为（72.64±5.56）分，均高于补片组的（53.41±6.19）分和（63.88±5.3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23， P<0.001； t=4.45， P<0.001）；术后12个月两组Constant-Murley评分、ASES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年复查患肩MRI，补片组补片变薄（Sugaya分级Ⅲ型）发生率为53%，补片结构失败率（Sugaya分级Ⅳ、Ⅴ型）为18%；联合组补片变薄（Sugaya分级Ⅲ型）发生率为36%，结构失败率（Sugaya分级Ⅳ、Ⅴ型）为7%，两组补片转归分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12， P=0.028）。 结论:阔筋膜补片桥接修复联合肱二头肌长头腱转位技术治疗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术后1周疼痛更轻、术后半年患肩功能恢复更好，术后1年MRI提示了更好的补片愈合。

目的:探讨关节镜下"三明治"补片（自体阔筋膜+LARS人工韧带+自体阔筋膜）重建上关节囊治疗巨大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采用"三明治"补片重建上关节囊的随访2年以上的巨大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患者29例，男12例、女17例；年龄（66.01±5.88）岁（范围55~77岁）。肩胛下肌肌腱完整13例、可修复16例；小圆肌均完整，三角肌功能完整；肩袖损伤Hamada分型2型11例、3型14例、4型4例。术后以患肩主动外展上举角度、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美国肩肘外科协会（American Shoulder & Elbow Surgeons，ASES）评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评分以及Constant-Murley评分评估肩关节疼痛及功能。以肩关节X线及MRI评估肩峰-肱骨头间距（acromiohumeral distance，AHD），判断补片愈合情况。结果:全部病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35.30±7.20）个月（范围24~46个月）。末次随访时患肩主动外展上举角度为158.45°±23.87°（范围70°~180°），较术前的92.59°±45.99 °（范围20°~160°）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90， P<0.001）；ASES评分为（92.92±9.08）分（范围64~100分）、UCLA评分为（31.62±3.93）分（范围19~35分）、Constant-Murley评分为（85.83±8.44）分（范围68~94分），均较术前[分别为（30.69±12.99）分（范围68~95分）、（10.93±3.43）分（范围4~17分）、（39.62±12.68）分（范围14~55分）]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145，21.348，16.333， P<0.001）；VAS评分为（0.41±0.57）分（范围0~2分），较术前的（4.90±1.05）分（范围3~7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267， P<0.001）。末次随访时MRI示AHD由术前（3.31±1.57）mm（范围1.10~6.60 mm）增加至（6.94±1.76）mm（范围3.0~10.8 mm），手术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195， P<0.001）。26例补片获得愈合，愈合率89.7%（26/29）；部分撕裂1例，完全撕裂2例（其中1例感染）。 结论:"三明治"补片重建上关节囊术后短期随访愈合率较高，可使肩关节功能早期恢复，是治疗巨大不可修复性肩袖撕裂的有效术式。

巨大肩袖撕裂骨关节病的特点为巨大肩袖撕裂以及继发的盂肱关节退变，肩关节的动态和静态稳定结构受到破坏，同时伴有严重的骨性畸形，治疗效果欠佳，一直是临床中的治疗难题。反式肩关节置换的出现为此类患者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反式肩关节置换治疗巨大肩袖撕裂骨关节病患者时，存在诸多影响治疗效果的风险因素，包括机械性撞击、肩盂骨缺损以及软组织张力失衡等。面对上述风险因素，选择适合的关键技术对预后至关重要。偏心性锉磨技术适用于合并轻度肩盂骨缺损、潜在机械性撞击风险的患者。对于重度肩盂骨缺损的患者，肩盂植骨或个体化假体置换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对外旋受限、小圆肌脂肪浸润严重的患者需要联合肌腱转位技术。为了平衡软组织张力可通过改变聚乙烯衬垫厚度或者盂球假体直径来实现。

目的:探讨肩关节解剖学因素与肩袖修补术后关节僵硬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1年12月于民航总医院骨科行肩袖修补术的肩袖损伤患者212例，男97例、女115例，年龄（58.87±9.69）岁（范围41~72岁）。根据术后3个月是否发生关节僵硬分为僵硬组与无僵硬组。采用患者肩关节CT三维重建测量并计算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天临界肩关节角（critical shoulder angle，CSA）、肩峰指数（acromial index，AI）、肩峰外侧角（lateral acromion angle，LAA），收集术前和术后3个月肩关节活动度（前屈、外展、外旋）及年龄、性别、病程、体质指数、肩袖肌腱脂肪浸润程度、肩袖撕裂程度、缝合方式、术前是否并发僵硬。比较两组解剖因素及临床特征的差异，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与术后关节僵硬相关因素的预测效能。结果:僵硬组43例，无僵硬组169例。两组年龄、性别、病程、体质指数、肩袖肌腱脂肪浸润程度、肩袖撕裂程度、缝合方式、术前肩关节前屈、外展、体侧外旋活动度等因素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僵硬组术前并发僵硬的患者比例较无僵硬组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0.38， P<0.001）。术后3个月僵硬组患者术后CSA、AI较无僵硬组更大（ t=5.44， P<0.001； t=4.89， P<0.001），术后LAA较无僵硬组更小（ t=-5.86， P<0.001）。术前并发僵硬、术后AI较大及LAA较小均是肩袖缝合术后关节僵硬的危险因素[ OR=9.32，95% CI（3.44，25.27）， P<0.001； OR=2.39，95% CI（1.58，3.62）， P<0.001； OR=0.64，95% CI（0.46，0.91）， P=0.012]。术后CSA、AI及LAA对肩袖修补术后关节僵硬有一定的预测效能，术后LAA灵敏度最高，术后CSA特异性最高，术后CSA、AI、LAA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4.4°、0.70、74.5°，预测术后关节僵硬的AUC分别为0.76[ OR=0.98，95% CI（0.69，0.84）， P<0.001]、0.78[ OR=2.39，95% CI（0.70，0.84）， P<0.001]、0.76[ OR=0.64，95% CI（0.68，0.83）， P<0.001]。 结论:术后CSA、AI和LAA均对肩袖修补术后关节僵硬有一定预测作用；术后第1天CSA、AI较大或LAA较小提示术后关节僵硬的风险升高，且术后LAA灵敏度最高，术后CSA特异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