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gests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一种以血糖升高为表现的糖代谢异常相关的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高血糖是在慢性胰岛素抵抗基础上,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导致的糖耐量受损的结果.全球约7％的孕妇受到GDM影响[1],我国GDM患病率已从2010年的4％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21％[2].GDM患者发生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和产后2型糖尿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娩出巨大儿和新生儿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增加,故需要加强对GDM患者的管理.GDM患者治疗的基石是饮食和胰岛素治疗[3].下面就GDM的医学营养治疗在膳食管理、体重管理和围产结局等方面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CRISPR/Cas是原核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免疫防御系统,用于抵抗外来遗传物质的入侵,近年来被开发成为高效的基因编辑、基因调控以及分子诊断工具.其可编程靶向机制揭开了利用该系统进行基因组操作的序幕,并允许在活性范围内实现动态调节和控制基因表达.作为现有基因修饰手段中灵活性最强和成本最低的技术之一,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治疗、工农业生产、可持续染料开发和化学品加工等领域.随着对CRISPR/Cas系统的不断深入挖掘和探索,大量研究报道了 gRNA工程改造及优化方法,包括改变间隔序列长度、调节恒定区和可变区的结构、向末端或中间延伸添加额外功能序列及化学合成修饰等,以期降低脱靶突变率,提高作用效率,充分激发CRISPR基因操纵工具在生物医学方面的潜力.基于此,本综述将介绍CRISPR/Cas9和CRISPR/Cas12系统中gRNA工程化设计方法及应用研究的最新进展,分析探讨了当前工程化gRNA技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旨在为获得性能更加优异的gRNA提供思路和方向,从而提高利用CRISPR/Cas系统探测人类细胞基因组的能力,进一步为可编程生物学带来更多可能性.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的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高血糖引发的代谢通路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重要发病机制,主要包括多元醇通路、蛋白激酶C途径、己糖胺途径以及糖基化终产物生成4种途径.现代医学证明上述4种途径的过度开启会导致DPN或加快其进展.中医理论认为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主要由瘀血所致.临床上采用针灸疗法可活血祛瘀,明显改善症状.研究证实针灸治疗机制与作用于上述4种异常通路途径相关,可降低山梨醇、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途径、己糖胺途径以及糖基化终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AGEs)的含量,纠正神经细胞水肿等.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分子机制缺乏深入探索、针灸治疗选穴无标准化、干预方式实际作用无对比效果等问题.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探究针灸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具体分子机制,如结合微小RNA(microRNA,miRNA)、雪旺细胞等相关研究热点以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完善相关选穴及干预方式的理论依据.该文通过对基于高血糖引发的代谢通路的相关作用以及针灸有效性进行综述及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与思路.

目的:对围生期丧失再妊娠时父母心理状态的相关研究进行范围综述，总结研究现状，为今后研究和干预提供参考。方法:检索从建库至2020年12月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Medline、CINAHL、Web of Science、psychINFO、Cochrane Library的文献，筛选与该人群心理状态、感受、经历等相关的研究，并以JBI范围综述指南为方法学框架进行分析。结果:最终纳入25篇文献，包括11篇质性研究及14篇量性研究。围生期丧失导致父母再妊娠时心理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面临新的希望与不确定感复杂交织，父亲更面临了双重身份的困扰，但部分父母仍能从围生期丧失中获得益处。结论:目前我国缺乏对围生期丧失再妊娠父母的关注，医护人员应尊重父母情感表达的差异性，制订针对性干预措施，降低围生期丧失的消极影响，引导再妊娠父母积极心理的产生。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输血在心脏手术中难以避免且已被证实对患者总体预后产生不利影响，但患者血液管理（PBM）作为一种基于循证医学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化方案，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血制品暴露，改善患者预后。文章综述了心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PBM的研究进展，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不同阶段，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术前阶段重点关注高危出血风险患者的评估以及贫血管理；术中PBM策略的优化涵盖了微创技术、逆行自体血预充、自体血回输、凝血因子浓缩物、抗纤溶剂及粘弹性凝血试验的应用；术后则采取限制性输血策略。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是造成早产儿视力损伤甚至致盲的一个主要原因。及时的检查、诊断和干预能有效预防ROP进一步恶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对ROP的诊断存在主观性强、筛查效率低、不同区域筛查普及率差异大、儿童眼底病医师严重不足等问题。人工智能（AI）在ROP诊断和治疗的应用作为人工诊断的辅助工具或者作为一个自动化的ROP诊断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ROP诊断的效率和客观性，扩大筛查的覆盖面，实现筛查的自动化和诊断结果的量化。在全球重视医学影像AI发展和应用的大环境下，开发更准确的诊断网络，探索更有效的AI辅助诊断方法，增强AI辅助诊断的可解释性，可以更快推动ROP的AI相关政策的完善以及AI产品的落地，促进ROP诊断和治疗行业的发展。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是早产儿常见的一种肠道危重症，难以早期发现、治疗棘手且往往预后不良。随着围生医学的发展，早产儿救治水平得以提高，NEC已成为严重影响早产儿生存率及生存质量的主要并发症之一。近年来，腹部超声已广泛应用于NEC的早期诊断、指导治疗和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无创、实时、敏感性和特异性高等优点。该文就腹部超声在NEC的早期预测、诊断、病变程度评估及指导治疗等方面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建立扬州地区妊娠妇女各孕期游离甲状腺素（FT 4）、促甲状腺激素（TSH）以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参考区间，并分析各指标的动态变化趋势，为临床及时、准确诊断孕期甲状腺疾病提供依据，促进优生优育。 方法:收集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门诊定期产检的3 726例健康孕早（1 747例）、中（1 481例）、晚（498例）期妇女的临床资料，选择同期407例非妊娠妇女作为正常对照。采用美国贝克曼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观察对象血清FT 4、TSH、TPOAb水平，采用双侧限值的95%参考值建立参考区间，并比较孕早、中、晚期各指标的差异。 结果:孕早、中、晚期，FT 4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82.56， P < 0.01），其中孕早期高于孕中期（ P < 0.01），孕中期高于孕晚期（ P < 0.01）；TSH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91.27， P < 0.01），其中孕早期低于孕中期（ P < 0.01），孕中期低于孕晚期（ P < 0.01）；TPOAb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30.36， P < 0.01），其中孕早期与孕中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孕早、中期高于孕晚期（ P均< 0.01）。不同孕期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孕早期：FT 4为8.28 ~ 15.66 pmol/L，TSH为0.11 ~ 4.23 mU/L，TPOAb为0.10 ~ 16.46 U/ml；孕中期：FT 4为7.38 ~ 14.36 pmol/L，TSH为0.13 ~ 4.67 mU/L，TPOAb为0.10 ~ 18.97 U/ml；孕晚期：FT 4为6.33 ~ 11.39 pmol/L，TSH为0.40 ~ 3.96 mU/L，TPOAb为0.10 ~ 6.17 U/ml。 结论:妊娠妇女不同孕期血清甲状腺功能指标有明显差异。成功建立不同孕期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这对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以及促进优生优育有重要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