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教士借医传道，将传道的宗教性与医疗的世俗性和社会适应性结合起来，试图避开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利影响。1864年，传教士杜若兰受法国领事爱棠的委托创办医院，名为General Hospital（综合医院）。1877年迁至苏州河北岸，取名公济医院。1940年，公济医院被日军指定为病囚医院。1945年，由国民政府作为敌产接管，成为公立医院，对国人开放。1953年，公济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立第一人民医院”。研究教会医院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和中西医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932年8月，为阻止霍乱疫情在国民政府行都所在地洛阳蔓延，由国民政府考试院牵头，发起成立行都防疫委员会。行都防疫委员会在驻洛中央各机关及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组建了阵容强大的防疫队伍，募集了较为充裕的防疫经费和药品，保障了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各项防疫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防疫策略上治防并重，一方面对感染患者进行医疗救治，一方面开展积极预防工作，施行疫苗注射、井水消毒和防疫宣传，迅速控制了霍乱疫情在洛阳及周边的蔓延。各方对行都防疫委员会和洛阳防疫的大力支持，主要基于洛阳的行都身份，抛却这一特殊政治身份，洛阳就如其它内地城市或边缘乡村一样，只能在肆虐的传染病面前自生自灭。

1927—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至少颁布了74种涉疫法规，其中由卫生部、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中央机构颁行的全国性法规38种，行业性法规5种，地方政府颁行的法规31种。这些涉疫法规使得民国的疫病防治从社会化逐渐向法制化过渡，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法制体系的基础，对中国防疫事业近代化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民国涉疫法规还呈现出重视交通海港检疫、关注季节性防疫、加强偏远地区的卫生防疫、注重卫生防疫人员资质考核与保障、加大卫生防疫技术应用与研发的总体特征。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医疗水平、战乱频繁和自然灾害的制约，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涉疫法规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但涉疫法规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却对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防疫法规立法在人本主义原则、立法适应性、专业性和科学性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作用。

建立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建校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高水平”和“本土化”是其建校初期的两大主要办学方针.但从协和医学院最早的华人系主任林可胜就职生理学系以及留任协和的个案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协和医学院的“本土化”方针是让位于“高水平”方针的,其“本土化”之路相当曲折且缓慢.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协和医学院迫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才加快了“本土化”的进程.

2018年5月16日12时30分,时间凝固在这一刻.我国麻风病防治领域杰出的专家,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原主任邓云山教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邓云山教授1922年农历3月生于宁夏银川,1944年6月以年级成绩第一从宁夏中学毕业并保送国立西北医学院,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荐书未达之时又通过考试合格入学.1949年6月课程学习完毕即在附属医院皮肤科跟随刘蔚同教授工作.

1939年4月,湘雅在石硐坡建临时校舍,竣工后迁入授课,该地从此叫湘雅村.是年7月2日,湘雅举行贵阳临时校舍落成仪式.学校虽流落异乡,已站稳脚跟,初具规模.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决定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国立时,当然会考虑院长一职的人选.据湖南省档案馆的馆藏记载:1940年6月16日,张孝骞院长特意致函部长陈立夫,陈述湘雅的沿革、人事的变迁,就学院国立后的院长人选,力推了湘雅第4届毕业的校友姚克方、首届毕业的校友肖元定、汤飞凡等3人.尽管如此,部里最终还是定了由张孝骞继任院长.

本文以张灿玾教授口述资料为主,研究民国时期山东荣成乡村中医生存状况.据张灿玾先生回忆,民国时期荣成乡村医生主要可分为儒医、乡医、巫医、铃医等,医疗水平有高低之别;中医习医者以自学、师承、弃儒从医等各种形式进入中医行业,不需考试.1929年2月,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提案,但在全国中医界的反对下未能付诸实行.虽然废止旧医提案未能实行,但国民党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中医的管理.抗战后,国民党政府曾组织中医从业者考试.政府成立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肆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从荣成基层贯彻实施的情况看,政府的管理并不严格.当时荣成西医很少,中医仍为民国时期治疗疾病的主流医学方法.

金宝善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基于自己的留学经历与丰富的卫生行政经验,他提出了卫生行政建设的一系列主张,1927年～1937年渐成系统,主要表现在重视卫生行政的地位与作用、主张建构完整的卫生行政系统、提出保障卫生行政运行的策略等方面.金宝善的卫生行政观既有时代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得到了当时部分社会精英的认可.此外,金宝善还将自己的卫生行政主张付诸实践,对民国卫生行政建设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居祖国内陆,多山地丘陵,交通不便,较为闭塞.全面抗战初期,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卫生条件也较为简陋,在全国医疗卫生水平排名中处于较低地位.而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成为抗战领导组织的核心地区,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战略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卫生资源的调整,医疗卫生需求的急剧增加和国内外卫生发展支持力量的帮助,给四川医疗卫生发展以难得的机遇.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当时四川的社会稳定和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奠定了战后四川医疗卫生事业大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