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对海口市社区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探讨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技术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控制效果，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防治提供参考。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至12月期间在海口市15个社区招募295名高血压高危人群，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5个社区随机分为空白组、传统组和互联网+组3个组。空白组即课题组不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组（99名），所在社区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之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进行常规干预；传统组（95名）在空白组的基础上，由课题组额外采取举办讲座和分发科普书籍等传统方式进行干预；互联网+组（101名）在传统组的干预基础上额外采取互联网手段进行干预。于6个月后对其进行一般状况调查、实验室生化检查和体格测量。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干预前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干预后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区间）即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使用k样本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用构成比或率描述计数资料，在干预前组间均衡可比的前提下，干预后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结果显示，共纳入295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35.6%（105名），女性占64.4%（190名）；年龄范围为55~74岁、（64.69±5.73）岁；95.6%（282名）为已婚。三组调查对象入组时在性别、年龄、家族史、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饮酒习惯、规律运动、膳食情况、SBP（收缩压）、DBP（舒张压）、脉压差、BMI（身体质量指数）、叶酸、24 h尿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饮酒率表现为互联网+组（29名，28.7%）<传统组（47名，49.5%）<空白组（66名，66.7%）（ χ2=28.948， P<0.001）；规律运动率表现为互联网+组（37名，36.6%）高于传统组（18名，18.9%）和空白组（16名，16.2%）（ χ2=13.476， P=0.001）。干预后，与空白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和叶酸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传统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互联网+组［SBP：（128.95±6.55）mmHg，DBP：（79.88±5.75）mmHg］和传统组的的血压水平［SBP：（129.63±8.41）mmHg，DBP：（79.77±7.73）mmHg］均低于空白组［SBP：（132.93±8.41）mmHg，DBP：（82.42±7.76）mmHg］（SBP： F=9.417， P<0.001；DBP： F=6.967， P=0.001），而互联网+组的24 h尿钠水平（143.63±38.58）mmol/24 h低于传统组（163.31±35.67）mmol/24 h和空白组（154.14±35.52）mmol/24 h（ F=11.509， P<0.001）。综上，和传统干预方式相比，“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模式更可能促进高血压高危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血压与24 h尿钠水平，利于CVD预防。

目的:调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合并结核菌(TB)感染患者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IRIS)发生情况，并分析Th17/Treg细胞因子、CD4 +T淋巴细胞水平与IRIS的关系。 方法:选择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HIV合并TB感染患者，按照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后是否发生IRIS分为IRIS组(31例)和非IRIS组(93例)，比较两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IV合并TB感染患者发生IRIS的影响因素。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IRIS组和非IRIS组机会性感染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194， P<0.05)。IRIS组HIV RNA、IL-17、IL-23水平高于非IRIS组(均 P<0.05)，γ干扰素(IFN-γ)、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非IRIS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17( OR：1.266，95% CI：1.095~1.464)、IL-23( OR：1.384，95% CI：1.120~1.710)、TGF-β( OR：0.589，95% CI：0.436~0.797)是HIV合并TB感染患者发生IRIS的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对于高IL-17水平、高IL-23水平和低TGF-β水平的HIV合并TB感染患者应尽早进行临床防控，警惕IRIS的出现。

目的:调查乡镇社区居民肺功能改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防控措施。方法: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对青岛市某乡镇社区接受公共卫生服务的居民进行调查，采集受试者人口学、行为学及病史信息，采用简易肺功能仪测定用力肺活量（FVC）、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共调查5 184例，男性2 199例（42.4%），女性2 985例（57.6%）。肺功能不达标者1 322例，占25.5%。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 ≥ 60岁居民发生肺功能不达标的风险明显高于 < 60岁者（26.1%比14.3%，χ 2=19.34， P < 0.001），且男性高于女性（32.9%比20.0%，χ 2=110.74， P < 0.001）。随着体质量的增加，肺功能下降的发生率逐渐降低，体质量过轻者的肺功能不达标率（43.4%）高于体质量正常者（27.8%）和超重者（22.8%）（χ 2=8.86、17.63， P=0.003、< 0.001）。既往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或阻塞性肺疾病病史的患者肺功能不达标率显著高于无该类病史的居民（68.3%比23.2%，χ 2=263.33， P < 0.001）。有吸烟史者无论是否已戒烟，其肺功能未达标率明显高于不吸烟者（35.1%、36.3%比22.8%，χ 2=48.83、86.46，均 P < 0.001）。而肺功能达标率与粉尘化学毒物接触史、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均无关（χ 2=0.38、2.29， P=0.535、0.130）。多因素分析显示，60岁及以上、男性、体质量过轻、吸烟和有呼吸系统既往病史是肺功能不达标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吸烟人群中，肺功能不达标者的吸烟量比肺功能达标者高（ t=-2.39， P=0.009）。 结论:肺功能不达标有较多危险因素，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开展肺功能检测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策略，从而实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目的:评估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以下简称人工肝)治疗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疗效，观察治疗前后患者淋巴细胞亚群和细胞因子的变化。方法:纳入2020年1月31日至2月18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公共卫生中心病房收治的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其中重型3例，危重型3例。根据患者病情制订人工肝治疗方案，回顾性分析患者流行病学史、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和患者人工肝治疗前后淋巴细胞亚群和细胞因子变化。结果:截至2020年2月24日，2例重型患者治愈出院，1例好转出院，平均住院时间为19 d；2例危重型患者仍在院治疗中，1例死亡。3例重型患者均采用血液滤过治疗；2例危重型采用血浆置换＋血液滤过治疗模式，1例采用持续床旁血液滤过治疗。治疗前6例患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分别为6.42、2.63、15.00、15.09、12.04和30.41，治疗后分别为4.77、6.05、4.86、5.43、32.77和23.46，变化无规律。6例患者淋巴细胞绝对数在治疗前偏低，中位数为382/μL，人工肝治疗后淋巴细胞绝对数上升，中位数为476/μL。检测3例危重型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2例在治疗后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分别从26 042.00 ng/L和282.03 ng/L下降至226.85 ng/L和26.15 ng/L，1例患者IL-6水平持续升高，从30.14 ng/L上升至709.25 ng/L，该例患者最终死亡。结论:人工肝治疗可改善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炎症反应，提升其淋巴细胞和各淋巴细胞亚群绝对数；IL-6水平与疾病进展有关，或能作为早期鉴别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后因素。

微观模拟模型通过使用个体水平的数据估计状态转换概率，模拟人群中个体的疾病发展过程。这种方法可以处理人群异质性或疾病史等个体特征的影响，从而解决流行病学中复杂疾病筛查的成本效果问题。本文介绍了微观模拟模型的基本原理、构建步骤、分析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结合在美国人群中开展的一项慢性肾脏病微量蛋白尿筛查的成本效果分析的研究实例，从模型构建、模型分析和结果解读等方面，详细讨论了微观模拟模型在筛查成本效果分析中应用的要点。微观模拟模型通过估计广泛的个体特征，并考虑复杂疾病的动态发展过程，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马尔科夫模型假设受限的复杂问题。为了更好地支持公共卫生领域的循证决策，后续研究应注意决策模型参数的准确性和研究结果的透明度，并且需要按照相应的报告规范开展流行病学筛查的成本效果分析。

目的：:评估糖尿病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设计：基于人群的横断面研究。背景：:2015-2017年中国大陆31省份全国横断面数据。调查对象：:75 880名18周岁及以上代表中国大陆人口的成年人样本。主要观察指标：:根据2018年美国糖尿病学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诊断中国成人不同性别、区域和种族的糖尿病患病率。通过问卷的方式记录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信息、生活方式和疾病史。临床检测包括空腹血糖(单次)、餐后2 h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AlC。结果：:根据2018年美国糖尿病学会诊断标准，中国成人总糖尿病( n＝9 772)患病率为12.8%(95% CI：12.0%～13.6%)，已知糖尿病患病率为6.0%(95% CI：5.4%～6.7%)，新诊断糖尿病患病率为6.8%(95% CI：6.1%～7.4%)，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35.2%(95% CI：33.5%～37.0%)。总糖尿病患病率在男性年龄大于50岁的人群最高。全国31省份的糖尿病患病率从贵州的6.2%到内蒙古自治区的19.9%不等。在被调查的5个民族中，汉族的糖尿病患病率最高(12.8%)，回族最低(6.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诊断的总糖尿病( n＝8 385)患病率为11.2%(95% CI：10.5%～11.9%)。 结论：: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略有上升，提示糖尿病仍是中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0~15岁儿童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5.2%，术前科学准确的麻醉评估是保障患儿手术安全的重要环节，围手术期风险预测是以数字量化评价围手术期风险水平，对危险程度进行分层。为进一步规范儿童麻醉评估方法，识别危险因素，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组织了儿童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的麻醉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学院的统计学专家共同撰写了《儿童麻醉评估与围手术期风险预测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其中麻醉评估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全身状况分级、困难气道评估、危重症患儿识别与评估等，围手术期风险预测包括术前焦虑、围手术期呼吸不良事件、反流误吸、苏醒期谵妄、术后恶心呕吐、术后转入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术后急性肾损伤、围手术期死亡、非心脏手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院内死亡风险预测。本共识共形成16条推荐意见，旨在推动麻醉医师熟悉儿童麻醉评估的内容，识别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患儿围手术期安全。

目的:分析贵州省2017—2021年克-雅病（CJD）的发病情况、流行病学、临床特征，为贵州省CJD的监测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收集贵州省9家医院报告的CJD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及临床信息，同时结合患者脑脊液、血液、皮肤标本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2017年至2021年，贵州省共报告47例疑似病例，发现CJD病例22例，其中散发型CJD（sCJD）临床诊断病例18例（18/22），sCJD临床疑似病例2例（2/22），遗传型CJD（gCJD）确诊病例2例（2/22）。患者的首发症状以快速进行性痴呆为主要表现，辅助检查以头颅核磁共振成像（MRI）异常为主（16/20）；脑脊液14-3-3蛋白阳性率较高（14/21），血液中朊蛋白基因（PRNP）129个氨基酸和219个氨基酸均为M/M纯合子和E/E纯合子。除2例gCJD确诊病例PRNP基因检测发现T188K、E200K突变外，其余的都没有发现突变，5例病例的皮肤朊病毒蛋白（PrPSc）呈阳性。病例的长久居住地呈散在分布，职业分布广泛，男女性别比例为13∶9，年龄中位数为64岁，主要为汉族，流行病学史未见特别之处。结论:2017年至2021年，贵州省发现的CJD病例以sCJD为主，其居住地、职业、性别比例、年龄分布等均符合sCJD的发病特点。

为加快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以健康中国战略下的“新医科”建设对公共卫生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为出发点，指出当下存在“孤岛式”公共卫生教育的瓶颈问题，从树立新理念、构建新结构和建立协同育人新体系三方面来说明发展公共卫生融合创新式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和深远意义。从逻辑路径和实践路径分别提出建设全链条式的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构建医教研一体化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多渠道、多元化融合创新的“公卫”课程资源，下好数字化公共卫生教育新形态的先手棋等一系列举措，以期全面推动“医防融合”“学科交叉融合”的公共卫生教育改革创新，为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下全方位培养复合创新型医学人才提供建设思路和有效参考。

目的:分析上海地区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特点，探讨其进展为重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292例成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重症患者21例，轻症患者271例。比较两组患者人口学特征、流行病学史、基础疾病和实验室检查等指标。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影响患者进展为重症的危险因素。 结果:292例患者中，重症患者21例，重症率为7.2%，死亡1例，重症病死率为4.8%。21例重症患者年龄为(65.5±15.7)岁，其中男19例(90.5%)，11例(52.4%)合并有基础疾病，7例(33.3%)亲属中存在确诊患者；271例轻症患者年龄为(48.7±15.7)岁，其中男135例(49.8%)，74例(27.3%)有基础疾病，36例(13.3%)亲属中存在确诊患者；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30, χ2＝12.930、5.938、4.744，均 P<0.05)。与轻症患者比较，重症患者入院时的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乳酸脱氢酶、肌酐、血清胱抑素C、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 D-二聚体、B型钠尿肽前体、肌红蛋白、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血清肌钙蛋白I水平较高( U＝2 091.5、1 928.0、1 215.5、729.0、1 580.5、1 375.5、947.5、789.5、1 209.0、1 434.0、638.0、964.5、1 747.5、1 258.0)，而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转铁蛋白、CD3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较低( U＝1 263.5， t＝4.716， U＝1 214.0、962.0、1 167.5、98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进一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患者入院时白蛋白[比值比(odds ratio， OR)＝0.806，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675～0.961]、肌红蛋白( OR＝1.010，95% CI 1.004～1.016)、C反应蛋白( OR＝1.016，95% CI 1.000～1.032)、CD3 ＋T淋巴细胞计数( OR＝0.996，95% CI 0.991～1.000)、CD8 ＋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 OR＝1.006，95% CI 1.001～1.010)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相关，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进展为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 结论:上海地区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重症病例以老年男性居多，且多合并有基础疾病。白蛋白、肌红蛋白、C反应蛋白、CD3 ＋T淋巴细胞计数和CD8 ＋T淋巴细胞计数可作为重症患者的早期预警指标之一，值得更多临床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