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陵旧石器地点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境内.2005年旧石器专项调查时发现该地点,2015年进行复查,2021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50 m2,出土石制品158件.石制品原料系就地取材于遗址附近河床或基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以及断块等.剥片采用锤击和砸击法;石器以小型为主,包括边刮器、凹缺器、尖刃器和砍砸器等,加工方向以正向居多.根据地层堆积以及石制品面貌判断,该地点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另外,在该地点的第6文化层出土了 1件研磨类石器,这件具有磨光痕迹的砺石为东亚地区研磨类石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显示了中国北方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与欧亚大陆的紧密联系.

旅游景区作为在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和发展区域旅游经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系统,近年来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景区生态脆弱性监测评估重要性显现.本文使用多源影像构建了遥感生态脆弱性指数(RSEVI),以安徽省12个国家5A级景区为例,选取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研究景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分异,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5A级景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分布整体上存在较大差异,景区内脆弱性以中度脆弱为主;大部分地文景观类景区与文化遗址类景区的生态脆弱性总体得到缓解,水域风光类及娱乐购物类景区则逐年恶化;不同景区间主导因素与主导交互因素存在差异,其中人类干扰指标与其他评价因子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旅游景区生态环境评价和保护提供方法借鉴,为区域生态建设及治理规划提供依据.

生态安全格局如何结合地域生态风险和地方生态需求进行构建,是该领域服务于国土空间治理并且能否有效应用的主要议题之一.本研究以咸阳市为对象,结合市域地貌形态、地域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和景观特征,基于"源地"空间可达性和空间质量,融合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生态抗性、生态连通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综合评价结果,叠加生态梯度分析,以源地-廊道-节点的方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咸阳市生态源地66 个,总面积2506.65 km2,约占全市总面积的24.6%,主要分布于东北、西侧、中部山区;生态廊道106 条,总长823.5 km,包括潜在廊道、水系、灌渠遗址、秦直道等自然与人文系统,沿生态源地向西北、南部渭河延伸;提升生态连通性的生态节点20 处,主要分布于二道塬与旱腰带之间.

不可移动文物是反映过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是文物研究的重要对象.长期处于室外环境使不可移动文物遭受各种劣化,由虫害引起的生物劣化是文物损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古建筑、壁画及土遗址3类不可移动文物受虫害影响尤为严重.本文根据文物种类划分阐述了古建筑、壁画及土遗址中主要虫害类型及机理,对当前的文物虫害防治方法进行归纳总结.传统的文物虫害防治以物理、化学治理方法为主.化学方法是较为快速有效的除虫方法,但化学药剂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污染,且文物自身的脆弱性使化学杀虫剂应用受到限制.当前,多种具有长效性和环境友好性的绿色杀虫剂对传统化学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此外,利用生物天敌或寄生生物控制害虫的生物防治法不仅对生态系统影响较小,且具有较长持效性,是新型害虫防治研究的热点,但用于防治的生物种类是否会对文物造成危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文物虫害防治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建筑、农业等领域的虫害防治方法对其有较大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最后,本文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常见害虫的防治研究现状进行讨论和展望,期望为文物害虫防治研究提供参考.

三星堆遗址城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不同维护措施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根系与土壤抗冲性的关系对防止遗址城墙水土流失、发挥原生植被的水土保持作用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样地调查,以三星堆遗址城墙的草本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自然更新、种植、弃耕、灌木去除、修剪5种维护措施下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根系和土壤抗冲性特征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1)研究区共记录草本植物103种,隶属40科81属,以菊科及禾本科植物占优,多年生草本植物居多.(2)灌木去除样地的物种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自然更新样地次之,再次是修剪样地和种植样地,弃耕样地物种多样性水平显著低于其余样地(P＜0.05).(3)灌木去除样地和自然更新样地的土壤抗冲系数(分别为138.86 L/g和118.31 L/g,二者无显著差异(P＞0.05))显著高于其余类型(P＜0.05).除根长密度外,灌木去除样地的根表面积密度、根体积密度和平均根径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P＜0.05).(4)4种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物种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根长密度、平均根径、分叉数均与土壤抗冲系数极显著正相关(P＜0.01);根表面积密度、根体积密度与土壤抗冲系数亦显著正相关(P＜0.05).综上,灌木去除样地与自然更新样地的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根系参数与土壤抗冲性较好.结合城墙区域的植被特点和遗址保护的原真性,建议实行以自然更新为主的原生境保护措施,必要时辅以如灌木去除、修剪等维护措施,有效提升物种多样性和土壤抗冲性,促进三星堆遗址城墙植被的可持续发展和原生态展现.

本文对双槐树遗址出土的14例儿童骨遗存进行了古病理学研究,探讨了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儿童的死亡年龄、健康情况和生存压力.墓葬Ⅰ区的9例和Ⅱ区的5例儿童骨骼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病理和创伤情况.Ⅰ区和Ⅱ区的死亡年龄高峰均为5～10岁.Ⅰ区儿童患龋率高达75％,乳齿患龋率21.54％,恒齿患龋率5.26％,其中臼齿患龋率较高;上颌乳齿患龋率高于下颌,而恒齿患龋率低于下颌;上、下颌臼齿龋患率和患龋程度均较门齿和犬齿高,乳齿龋损3级较常见.Ⅱ区儿童患龋率为0.牙釉质发育不全、眶上筛孔、哈里斯生长停滞线和创伤均有发现.总之,Ⅰ区儿童的高患龋率、高龋均与牙釉质发育水平、口腔卫生状况、高碳水饮食等原因有关;相比较而言,Ⅱ区儿童的口腔卫生状况和饮食条件较好;古病理学研究反映出双槐树古代社会儿童患有营养不良、贫血等生存压力,少数个体遭受虐待和暴力创伤.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位于成都双流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此外还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石制品原料主要来自附近河滩砾石及牧马山组下部砂砾石层,以石英岩为主,附少量脉石英.石核剥片均采用硬锤法,主要为单台面石核,另有少量双台面石核.石片的尺寸变异较大,少量石片具有制作手斧等重型石器的潜力,石片台面以石皮为主.部分石片边缘可见明显的破损痕迹,可能为使用所致.石器以重型类为主,其中包括手斧和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古人类活动的时间不晚于距今8.9万年.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发现和发掘,拓展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蒙古国位于中国北方和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原之间,这一独特地理位置促使它成为了自更新世以来的区域文化的联系走廊.蒙古国西南部的巴彦洪格尔省察干阿贵和奇肯阿贵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蒙古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可追溯到距今3.3～2.7万年前.本文对巴彦洪格尔省北部Galuut区TsagaanTuruut河谷6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与遗迹进行了考古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遗址的剥片技术主要基于盘状石核和棱柱状石叶石核,新发现的这些遗址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蒙古国中部以及更大的中亚地区史前史的了解.对这6处遗址的石制品组合分析表明,这些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具有文化的连续性,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尖状器与大型两面器.Tsagaan-Baast谷地中从石器样本层位下出土的骨样本的14C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不晚于距今43500年前.

细石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在古人类狩猎和动植物加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细石叶的功能开展研究是探索旧石器时代遗址功能、古人类生计模式和古人群迁徙扩散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梳理细石叶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石器功能的研究方法入手,归纳总结典型案例,并概括这些研究对分析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和传播、遗址功能、古人类适应环境的行为及生计模式的改变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细石叶功能研究在实验考古、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等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提取到细石叶用于狩猎、加工肉类、采集和收割植物、钻孔、刻槽等活动的考古学证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标本抽样方法和分析手段有待细化、实验和研究案例较少以及研究方法有局限性等问题.未来对细石叶功能的研究仍需以考古学问题为导向,在模拟实验、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的定量化方面做出努力,在更多遗址和地区开展细石叶的功能研究,并结合遗址出土的其他材料和古环境背景做出有关人类行为的考古学阐释.

云南鹤庆蝙蝠洞旧石器遗址地处金沙江中游,是一处废弃的采石场.洞穴顶部、入口与前部受早期采石破坏严重.2019年,我们为配合基本建设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区距离洞口位置约30余米.遗址地层堆积可划分为文化堆积和洞穴下部裂隙堆积两部分;其中,文化堆积厚2.3 m,包含10个小层堆积,分上与下两个文化层.本次在文化层发现部分人类化石、石制品和大量动物化石,在下部裂隙堆积中仅发现一些动物化石.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制品数量较多,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共存;上文化层以石片石器为主.动物化石以鹿和牛为主,属于100余个个体,部分碎骨表面还分布有人工痕迹.铀系法测年显示,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在距今18-14万年之间,上文化层顶部的年代距今约为7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