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回顾性分析直肠癌患者行根治术前的直肠高分辨磁共振检查资料，观察患者直肠侧系膜结构并结合临床资料分析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术前行直肠高分辨磁共振成像（MRI）的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根据MRI图像观察直肠系膜筋膜（MRF）双侧的直肠侧系膜结构及直肠中动脉（MRA）并测量相关参数，包含直肠侧系膜中断宽度、直肠中动脉类型和直肠中动脉最大管径，结合临床资料与患者无病生存（DFS）资料进行Cox回归分析，构建患者术前预测模型及绘制Nomogram图和（ROC）曲线。结果:最终258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术前直肠高分辨MRI中所有患者双侧均观察到MRF的中断及MRA走行。MRA可分为4种类型：前外侧型、外侧型、后外侧型、细小分支型。根据术后有无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将患者分为复发转移组和未复发转移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右侧直肠中动脉最大管径（HR：3.042，95%CI：1.928~4.798，P<0.001）、mrT分期（HR：3.618，95%CI：1.223~10.705，P=0.021）和右侧侧系膜宽度（HR：1.001，95%CI：1.000~1.001，P=0.012）为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预测因素。Nomogram预测模型C-index指数为0.733（95%CI：0.686~0.781）。1、3及5年DFS的AUC分别为0.784、0.808以及0.888。结论:直肠高分辨MRI可观察到直肠侧系膜和直肠中动脉固有存在，右侧侧系膜中断宽度和右侧直肠中动脉最大管径是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术中更好地处理直肠侧系膜，可能会为患者带来更好的预后，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探讨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可疑前列腺癌患者在局麻下行经会阴前列腺多参数磁共振-经直肠彩超（mpMRI-TRUS）影像融合靶向穿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至2023年11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51例行经会阴前列腺mpMRI-TRUS影像融合靶向穿刺活检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术前ASA分级，将患者分为观察组（ASA分级≥Ⅲ级）和对照组（ASA分级<Ⅲ级）。应用视觉模拟评分（VAS）和视觉数字评分（VNS）评估患者前列腺穿刺活检的疼痛感和麻醉满意度。比较两组患者穿刺活检时（VAS-1和VNS-1）和穿刺术后1 h（VAS-2和VNS-2）的疼痛及满意度评分、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肿瘤阳性检出率的差异。结果:本研究151例患者，其中观察组45例，对照组106例。观察组患者年龄（72±8）岁显著高于对照组（67±8）岁（P=0.001）。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前列腺体积[43（21，167）cm3 vs 47（15，186）cm3]、PSA[18.8（3.3，550.2）ng/ml vs 17.6（2.1，457.8）ng/ml]、手术时间[（15±4）min vs（16±3）min]、前列腺穿刺活检时VAS-1[（1.8±0.7）分vs（1.7±0.7）分]与VNS-1[（2.78±0.52）分vs（2.79±0.45）分]、穿刺术后1 h的VAS-2[（1.1±0.6）分vs（1.1±0.5）分]与VNS-2[（3.7±0.5）分vs（3.7±0.4）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PI-RADS评分2、3、4、5分者分别为9、11、8、17例，对照组分别为19、28、21、38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并发症血尿[19.75%（9/45）vs 20.75%（22/106）]、尿潴留[4.65%（2/43）vs 4.95%（5/101）]和肿瘤阳性检出率[60.00%（27/45） vs 62.26%（66/106）]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ASA分级≥Ⅲ级可疑前列腺癌患者，局麻下行经会阴前列腺多模态影像融合靶向穿刺活检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探讨基于临床变量结合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1年12月青岛市中心医院接受化疗的150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化疗前均行乳腺MRI检查,利用分割软件手动勾画多参数乳腺MRI肿瘤感兴趣区,提取最佳影像组学特征.对所有患者随访2年,根据疾病复发、转移及死亡等预后情况分成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并将患者按7:3比例分为训练集(n=105)和测试集(n=45).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特征,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构建临床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及联合列线图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3种模型对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150例乳腺癌化疗患者中复发转移33例、死亡19例,共52例纳入预后不良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NM分期、雌激素受体(ER)及孕激素受体(PR)是影响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的临床预测因子(P<0.05).训练集中预后良好、预后不良患者分别有69、36例,测试集中预后良好、预后不良患者分别有29、16例;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法分别从TIRM、DWI、DCE-MRI序列中筛选出16个与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相关的组学特征并计算影像组学评分,且训练集、测试集中预后良好患者的影像组学评分均高于预后不良组(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影像组学模型、临床模型及联合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53、0.741、0.923(P<0.05);影像组学模型、临床模型及联合列线图模型在测试集的AUC为0.797、0.749、0.896(P<0.05).结论:基于化疗前的影像组学评分、TNM分期、ER及PR是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而临床-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的列线图可有效提高乳腺癌化疗患者预后的预测效能.

随着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MRI凭借其多参数、多平面成像的特点及出色的软组织分辨率，已成为前列腺癌影像学检查的首选方法。本文从当前MRI在前列腺癌术前定性诊断、分期评估以及术后复发监测等方面的应用与研究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加深临床医师及影像医师对前列腺癌MRI价值的认识，并促进MRI在前列腺癌诊治中的探索。

目的:探讨基于孕期MRI检查的原始数据集采用阈值分割方式构建子宫颈数字化三维模型的方法及意义。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共招募了2023年6至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进行盆腔MRI检查的12例健康孕妇，包括6例孕中期、6例孕晚期，利用快速平衡稳态采集序列获得层厚为4 mm、层间距为0 mm的MRI原始数据集，将原始数据集导入Mimics软件中进行子宫颈数字化三维重建，同时测量并比较孕中期与孕晚期孕妇子宫颈长度、直径、前角和后角、内口面积、表面积及体积等各项参数。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2例孕妇均成功重建孕期子宫颈的数字化三维模型，该模型可以多视角、多平面地观察子宫颈的整体形态和结构，并可对子宫颈进行三维测量。孕中期孕妇的子宫颈长度［（4.15±0.80）与（2.71±0.72）cm］、子宫颈体积［（42.58±9.24）与（28.44±10.18）cm 3］和子宫颈长度与直径比值（1.06±0.21与0.72±0.19）明显大于孕晚期（ t值分别为3.30、-2.52及-2.98， P值均<0.05），但子宫颈内口面积明显小于孕晚期［（18.56±5.97）与（27.68±4.72）mm 2， t=2.93， P=0.016］；孕中期与孕晚期的子宫颈前角、后角及表面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基于MRI数据利用阈值分割的三维重建方法可以构建在体孕期子宫颈数字化三维模型，模型能够立体呈现孕期子宫颈的形态学特征，显示不同孕周子宫颈的结构差异，为孕期子宫颈的孕期监测、形态学观察及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目的:探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质量比(PSAMR)联合前列腺影像学报告和数据系统第2版(PI-RADS v2)评分对高级别前列腺癌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行前列腺穿刺并有明确病理诊断的20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辅助检查资料。所有患者均抽血查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多参数磁共振检查、前列腺穿刺活检。以病理穿刺活检诊断结果为诊断金标准，将患者分为两组，高级别前列腺癌组( n＝95)和非高级别前列腺癌组( n＝112)(其中低级别前列腺癌26例、良性前列腺疾病86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前列腺体积、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PSAD)、PSAMR及PI-RADS v2评分，采用多因素分析筛选出高级别前列腺癌的独立预测指标；建立独立预测指标联合预测高级别前列腺癌的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预测价值，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高级别前列腺癌组与非高级别前列腺癌组患者年龄分别为(77.34±7.76)岁和(67.96±7.02)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2， P<0.001)；前列腺体积分别为(44.00±15.31)cm 3和(63.90±28.45)cm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9.05， P<0.001)；PSA分别为(35.42±12.90)μg/L和(18.85±8.69)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55， P<0.001)；PSAD分别为(0.86±0.36)μg/(L·cm 3)和(0.32±0.13)μg/(L·cm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85， P<0.001)；PSAMR分别为4.71±0.30和1.79±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23， P<0.001)；PI-RADS v2评分分别为(4.31±0.88)分和(2.73±0.8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2， 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SA、前列腺体积、PSAMR、PSAD及PI-RADS v2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SAMR预测高级别前列腺癌的AUC值为0.834(阈值为2.480， P<0.001)，敏感性为0.804，特异性为0.726；PI-RADS v2评分的AUC值为0.874(阈值为3.500， P<0.001)，敏感性为0.800，特异性为0.821；二者联合的AUC值为0.922(阈值为0.690， P<0.001)，敏感性为0.995，特异性为0.758。 结论:PSAMR联合PI-RADS v2评分可提高预测高级别前列腺癌的诊断效能。

磁共振的静态磁场、梯度磁场及射频磁场可使心脏电子器械产生移位、发热及功能改变，一直以来置入传统心脏电子器械（CIED）的患者被认为是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绝对禁忌证。然而约50%~70%置入传统CIED的患者后续仍存在MRI检查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通过合理的患者筛查及适当的器械程控，置入传统CIED的患者可以安全地进行MRI检查，既不会对患者造成伤害，也不会导致CIED程控参数发生明显变化。该文将对置入传统CIED的患者行MRI检查安全性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目的: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探讨失眠障碍患者大脑半球间同伦功能连通性。方法:回顾性选择2017年9月至2019年4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就诊的失眠障碍患者54例为病例组，男16例、女38例，年龄（42±12）岁。招募健康志愿者56名为健康对照组，男21名、女35名，年龄（38±11）岁。病例组行多导睡眠监测，所有受试者行神经心理量表评估和rs-fMRI扫描。计算基于体素的镜像同伦连接（VMHC）和基于种子点的功能连接，统计比较两组的组间差异，与失眠病程、神经心理量表和多导睡眠监测行相关分析，并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rs-fMRI各参数对失眠障碍的诊断效能。结果:病例组双侧颞中回VMHC低于健康对照组（ t=-4.276， P<0.05）。左侧颞中回与右侧丘脑/中扣带回、左侧丘脑、右侧小脑小叶Ⅳ~Ⅴ及左侧小脑小叶Ⅷ（ t=4.719、5.297、6.044、4.129，均 P<0.05）间的功能连接增强，与对侧颞中回（ t=-4.139， P<0.05）间功能连接减弱。病例组颞中回的VMHC值与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 r=0.288， P=0.035）、蒙特利尔认知评分（ r=0.283， P=0.038）呈显著正相关；左侧颞中回与右侧小脑小叶Ⅳ~Ⅴ间功能连接与睡眠潜伏期呈正相关（ r=0.302， P=0.027）。左侧颞中回与右侧丘脑/中扣带回间的功能连接对失眠障碍的诊断效能最高，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14。 结论:失眠障碍患者存在半球间信息交流和整合障碍，双侧颞中回的半球间协同性受损及其与多个脑区间的功能连接异常可能是其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神经病理机制及神经影像学生物标记。

肺动脉高压（PH）是多种原因引起的肺动脉压力进行性升高，肺血管重构，肺血管阻力增高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随着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增加，右心室后负荷增高，发生右心室重构，最终可导致右心功能衰竭。右心衰竭是导致PH患者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对PH患者心室功能评价是目前临床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热点。心脏MR（CMR）可以提供多种右心室结构、功能、应变、心肌组织特征及血流等多种参数，用于评估PH严重性及病因诊断、监测预后情况等，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是评估心室功能的金标准。笔者就CMR在评价PH右心室结构功能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并讨论CMR在未来评价、监测PH的一些重要发展，旨在提高对CMR评价PH的认识和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多参数MR的影像组学融合模型术前预测宫颈鳞癌脉管间隙浸润（LVSI）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6月—2019年3月山西省肿瘤医院宫颈鳞癌患者168例。患者年龄22~76（52.0±10.1）岁，临床分期为国际妇产联盟（FIGO）ⅠB期127例、ⅡA期41例。所有患者术前行多参数盆腔MR扫描，均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收集其临床病理资料和多参数MRI数据，以7∶3的比例按照随机抽样法分为训练集117例和验证集51例。在T 2加权像（T 2WI）、表观弥散系数［ADC，由2个b值的弥散加权成像数据自动生成］及增强T 1加权像（cT 1WI）3个序列的MRI上，对病灶进行手动分割勾画肿瘤轮廓感兴趣区（ROI），得到三维感兴趣区（VOI）并提取特征，通过以最大相关最小冗余和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为主的三步降维法筛选特征并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临床特征并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建立融合模型，制作列线图。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校正曲线、决策分析曲线评估列线图的效能及临床效益。 结果:术后病理检查确诊LVSI阳性42例，阴性126例。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的年龄、FIGO分期、肿瘤最大径、肿瘤分化程度、LVSI状态等临床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基于T 2WI、ADC及cT 1WI多参数MRI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经特征筛选后得到7个关键特征，均与宫颈癌LVSI相关（ P值均<0.05），并构建影像组学模型。训练集T 2WI、ADC及cT 1WI 3个序列独立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30［95%可信区间（ CI）0.557~0.698］、0.686（95% CI 0.563~0.694）、0.761（95% CI 0.702~0.818），3个序列共同构建的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对应的AUC为0.887（95% CI 0.842~0.925），诊断效能最优，并在验证集中得到验证。联合影像组学模型与肿瘤分化程度构建的融合模型列线图预测宫颈癌LVSI，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893（95% CI 0.851~0.929）、0.854（95% CI 0.749~0.943），校正曲线显示出列线图有良好的校正性能；决策曲线表明当风险阈值概率范围在0.50~0.96时，采用影像组学融合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净收益优于“将所有患者视为宫颈癌LVSI阳性或阴性”。 结论:基于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特征的融合模型对宫颈癌LVSI状态有良好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