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对城镇空间扩张的响应,对区域城镇空间格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广佛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及自然生态环境等相关数据,选取景观格局指数测度城镇空间的规模、分布、形态维度的扩张特征,利用InVEST模型计算降温服务、生境质量、自然游憩和水源涵养4项主要生态系统服务,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多元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对城镇空间多维扩张的响应.结果表明:2000-2020年,广佛都市圈城镇用地规模持续增加,且2010-2020年间的增速加快,中心区城镇用地平均斑块面积增加和东北部小斑块的城镇用地增加,都市圈由"双中心"向"单中心"演化.广佛都市圈城镇用地斑块间距离较小,分布较为紧凑,新增城镇用地间距离较小,但近年来逐渐增大.城镇用地斑块形态整体较规整,复杂度较小,新增城镇用地的形态复杂度逐渐增加.广佛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变动较为剧烈,协同关系减少,权衡关系增加,且极度权衡关系逐渐占主导地位.广佛都市圈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对城镇用地规模变化的响应最剧烈且具有空间异质性,对城镇用地分布和形态变化的响应存在阶段性差异.

目的 基于城乡视角对中国家庭多维健康贫困进行测度与解构,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健康贫困差距以及消除健康贫困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收集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12494户中国家庭(城镇家庭6409户、农村家庭6085户)的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身心健康等数据,采用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及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创新性地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三大维度测度解构多维贫困的贡献归属.结果 2018年中国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216和0.472,城乡分解测度显示城市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184和0.410,农村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249和0.537;维度分解表明健康风险、健康能力和健康权利的贡献度分别为0.478、0.268和0.254,全国、城市和农村在健康权利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254、0.267和0.244,在健康能力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268、0.228和0.299,在健康风险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478、0.505和0.457.结论 201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均高于城市家庭,健康风险已成为多维健康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而健康能力则是城乡差异最大的维度,对农村健康能力的提高应加以重视.

目的 了解中国中老年人群健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作用在时空上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特征,为多元协同治理网络下区域健康减贫行政效率的提升提供时空特异性证据.方法 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7296户≥45岁中老年家庭的相关数据,基于自行开发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测度工具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模型(OLS)、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时间加权回归模型(TWR)和时空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2011-2018年中国中老年家庭健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进行建模,并进一步对最优模型估计系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勾勒.结果 在控制了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后,全局OL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慢性病患病率、残疾患病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医疗自付费用和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的提高,多维健康贫困指数随之增长;而随着人口密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每万人口护士数的提高,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则随之降低.在所有的局部模型中,GWR模型的表现最优,与全局OLS模型相比,其调整后R2值从70.57％上升至88.68％,残差平方和从797.791下降至585.277.GWR模型中慢性病患病率、残疾患病率、人口密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平均医疗自付费用、每万人口护士数和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8个协变量与响应变量的作用均存在非平稳性.GWR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患病率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和贵州省达到最强;残疾患病率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达到最强;人口密度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负向抑制作用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北京市达到最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山西省也表现为相对较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每万人口护士数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负向抑制作用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甘肃省达到最强;平均医疗自付费用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河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达到最强;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北京市、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向外减弱,辐射了整个环渤海区域.结论 健康贫困与其影响因素间的时空特征存在着空间非平稳性,引入局部加权回归技术为提供有助于提升区域健康减贫行政效率的时空特异性证据奠定了技术基础.

目的 了解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时空分布格局,为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的精准消除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37296户中国家庭≥45岁中老年人群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收入和消费等相关数据,采用课题组构建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及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创新性地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三大维度测算2011-2018年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并进行地区分解测度,分析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时空分布格局.结果 中国中老年人群2011、2013、2015、2018年的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320和69.7％、0.326和69.0％、0.349和71.9％、0.291和63.0％,2011-2018年中老年人群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的贡献度均值分别为0.143、0.450和0.416:基于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地区分解测度结果显示,2011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贵州(0.365)、甘肃(0.364)、新疆(0.395)、四川(0.377)、安徽(0.402)和吉林(0.413)6个省(自治区),2013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云南(0.359)、青海(0.361)、内蒙古(0.381)、四川(0.378)、安徽(0.389)和贵州(0.402)6个省(自治区),2015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云南(0.395)、新疆(0.388)、青海(0.448)、四川(0.406)、内蒙古(0.390)、安徽(0.388)、重庆(0.391)、贵州(0.373)、天津(0.370)、黑龙江(0.366)、广西(0.362)、山东(0.362)、江西(0.359)、吉林(0.355)、福建(0.351)和辽宁(0.350)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8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四川(0.352)、贵州(0.352)和云南(0.351)3个省份.结论 中国中老年人群2011-2018年的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总体上均有所下降,西南地区始终是多维健康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区,已陷入整体性的多维健康贫困.

目的 突破现有健康贫困测度工具缺乏的研究局限,构建以"健康能力-健康权利-健康风险"为内容维度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与多维测度指数,为健康贫困测度提供相应工具集.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初步确定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和定性访谈法征询来自健康贫困较为严重的边境地区以及在健康扶贫实践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地区的10名资深专家的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从多维角度构建健康贫困测度工具集,并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法及"双界限法"构建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结果 2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均为100％,专家咨询的权威系数分别为0.815和0.867;第1,2轮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342和0.233、0.487和0.353(均P＜0.05),专家意见的协调性较好;经过2轮专家咨询及定性访谈后,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作为框架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9个三级指标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关键绩效指标法及"双界限法"构建了包含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3个维度10个具体指标的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集"评价指标体系-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多维测度指数"为一体的健康贫困测度工具集,实现了对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时空分布格局描绘和健康贫困人群的特征刻画,为多维健康贫困的消除提供了理论方法与测度工具的支撑.

目的:比较分析PLoS ALMs与Altmetrics评分、单篇论文学术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及对单篇论文的评价效度.方法:以PLoS系列期刊PLoS Biology、PLoS Medicine为例,基于PLoS ALMs论文层面计量指标数据,分析比较其阅览量、下载量、讨论量、保存量、被引频次、推荐量与Altmetrics评分、h指数、学术迹T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对单篇论文的评价效果.结果:阅览量、下载量、讨论量与被引频次、h指数有正相关性,推荐量与h指数、学术迹无关. Altmetrics评分与阅览量、下载量和讨论量呈中度相关性,与被引频次呈弱相关.结论:PLoS ALMs是一个多维评价,应该应用多指标测度,才能体现研究成果的综合实力.

贫困是人类在21世纪发展所要长期面对的困境,消除贫困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单纯依据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对贫困状况的测度缺乏空间视角,无法直观地分析贫困状况的空间差异、地域特征及致贫原因的生态地理背景分异机制.引入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构建了可持续生计的测度指标体系,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辖县区为样本,借助遥感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建立了2002年和2013年夜间灯光指数和可持续生计指数(SLI)间的回归模型,并以青海省所有县区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利用检验后的模型将持续生计指数空间化;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了县域持续生计指数的空间集聚状况.结果表明:2002年和2013年估算的SL1平均相对误差为10.84％和12.19％,精度较高.中国所有县区SLI的全局Moran's I值分别为0.636和0.579,具有较高的空间依赖性,“低-低”型贫困区域即空间贫困陷阱区集中在扎兰屯-百色一线以西.两时点上分别识别出 642个、612个多维贫困县.2013年,多维贫困县区在空间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岛状、块状、连片状3种地域类型.研究发现夜间灯光数据是一种有效的空间贫困测度数据源,可实现数据缺乏地区大尺度上的多维贫困动态监测.

基于资本框架的福祉测度是可持续发展导向下多维福祉研究的重要趋势.基于资本框架构建多维福祉指数,应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2006-2018年鄱阳湖区38个区县多维福祉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鄱阳湖区多维福祉系统,模拟不同发展情景下鄱阳湖区福祉系统的变化态势.研究发现:(1) 2006-2018年鄱阳湖区多维福祉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福祉水平空间差异持续缩小.西湖区、东湖区、青山湖区、青云谱区等一直是鄱阳湖区福祉水平高值区,也是福祉水平的高-高集聚区;余干县、九江县、都昌县、庐山市等滨湖地区的福祉水平相对较低,但其后进优势明显,并逐步退出福祉低—低集聚区,福祉水平低-低集聚区的范围大幅缩小.(2)鄱阳湖区多维福祉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提升鄱阳湖区福祉水平的优选途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提升鄱阳湖区福祉最有效的手段,有助于福祉水平的短期提升;经济资本是鄱阳湖区福祉水平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注重发挥高福祉集聚区的带动作用,着力激发低福祉区县的福祉后发优势,加强四大资本间的协同作用,发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福祉水平的快速提升效应,培育经济资本以实现对区域福祉水平的长期驱动,是推动鄱阳湖区福祉空间均衡发展,减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诸多生态问题,一个共同结果是物种多样性的急剧丧失.鸟类是受城市化进程影响最深的生物类群之一,其中最显著的影响是城市化降低了鸟类多样性并改变了鸟类群落的物种组成.人类主导的城市生态系统取代了原生栖息地,城市基础设施、植被和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栖息地环境.本文从城市景观、城市绿地生境异质性和人类干扰3个角度总结了城市鸟类多样性的研究进展,介绍了新的多样性测度方法和解释城市生态系统3种不同维度的鸟类多样性指数.文章提出,未来城市建设中,应增强斑块连通性、增加绿地异质性和增添活动缓冲区等具体措施,以保护城市鸟类多样性;并为我国城市鸟类多样性的深入研究提出5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