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联合体的建设旨在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围绕人的健康管理，统筹、规划资源，努力全方位、全周期地保障人民健康。作者提出要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健康联合体，贯穿健康管理、预防、医疗、康复与养老等全生命周期，统筹空间、时间、信息、人力、物力与财力等多元资源，协调责任、管理、利益与服务等全方位职能，延展健康核心链条，多维度把握人民健康核心主旨、多元素组合健康需求-供给模式、多领域实践健康保障体系。健康联合体对推动区域健康产能的良性循环、获得更高的生命健康红利、减少贫困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等，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健康贫困作为多维贫困的重要构成,其有效识别对于国家精准减贫和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归纳和评析现有文献对健康贫困概念的界定与逻辑推演,参考国内外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标体系,立足于中国的贫困现状,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和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构建贫困函数模型,绘制适用于中国居民的多维健康贫困轮.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已经发生变种,"贫困—疾病"的闭环困境是健康贫困掣肘中国贫困治理的核心要素.因此,精准标定健康贫困人群,实证测度多维健康贫困,是推进扶贫与减贫工作部署的要诀之一.

目的 基于城乡视角对中国家庭多维健康贫困进行测度与解构,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健康贫困差距以及消除健康贫困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收集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12494户中国家庭(城镇家庭6409户、农村家庭6085户)的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身心健康等数据,采用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及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创新性地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三大维度测度解构多维贫困的贡献归属.结果 2018年中国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216和0.472,城乡分解测度显示城市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184和0.410,农村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249和0.537;维度分解表明健康风险、健康能力和健康权利的贡献度分别为0.478、0.268和0.254,全国、城市和农村在健康权利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254、0.267和0.244,在健康能力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268、0.228和0.299,在健康风险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478、0.505和0.457.结论 201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均高于城市家庭,健康风险已成为多维健康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而健康能力则是城乡差异最大的维度,对农村健康能力的提高应加以重视.

目的 了解中国中老年人群健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作用在时空上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特征,为多元协同治理网络下区域健康减贫行政效率的提升提供时空特异性证据.方法 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7296户≥45岁中老年家庭的相关数据,基于自行开发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测度工具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模型(OLS)、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时间加权回归模型(TWR)和时空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2011-2018年中国中老年家庭健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进行建模,并进一步对最优模型估计系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勾勒.结果 在控制了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后,全局OL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慢性病患病率、残疾患病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医疗自付费用和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的提高,多维健康贫困指数随之增长;而随着人口密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每万人口护士数的提高,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则随之降低.在所有的局部模型中,GWR模型的表现最优,与全局OLS模型相比,其调整后R2值从70.57％上升至88.68％,残差平方和从797.791下降至585.277.GWR模型中慢性病患病率、残疾患病率、人口密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平均医疗自付费用、每万人口护士数和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8个协变量与响应变量的作用均存在非平稳性.GWR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患病率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和贵州省达到最强;残疾患病率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达到最强;人口密度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负向抑制作用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北京市达到最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山西省也表现为相对较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每万人口护士数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负向抑制作用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甘肃省达到最强;平均医疗自付费用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河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达到最强;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北京市、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向外减弱,辐射了整个环渤海区域.结论 健康贫困与其影响因素间的时空特征存在着空间非平稳性,引入局部加权回归技术为提供有助于提升区域健康减贫行政效率的时空特异性证据奠定了技术基础.

疾病与贫困结局、负担之间的负向叠加与循环已成为触发中国现有贫困发生的核心驱动因素,并构成健康贫困的本质特征因素.与经济、文化贫困相比,健康贫困已成为脱贫攻坚的关键掣肘,是中国后减贫时代成果维系的重要风险和挑战.本文瞄准健康贫困概念、理论、形成机制的研究空白,创新性将健康贫困嵌入在疾病、经济、文化与教育、制度与环境的多维耦合视域下,基于文献计量与专家定性访谈锁定健康贫困的特征要素,界定并阐释多维健康贫困的概念内涵;探索性构建了基于健康能力-权利-风险三维视角的健康贫困三角理论模型,深度解构健康能力、健康权利与健康风险在健康贫困产生、扩散与固化、消除全链条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解释框架.

目的 了解中国社会区域多维健康贫困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叠加耦合驱动特征,为下一阶段精准扶贫和健康贫困空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2、2014、2016、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网络中的相关数据,以课题组构建的"能力-权利-风险"多维健康贫困理论模型为框架,最终纳入了健康能力、健康权利、健康风险3个维度的13个指标作为多维健康贫困的驱动因子,采用地理探测器实现单一及耦合驱动作用特征的捕捉,分析驱动因子的空间差异.结果 与2011、2013和2015年比较,2018年健康能力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居民年住院率的排位均有所上升,而健康权利维度的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公众健康教育活动次数的排位均有所下降,权利赋能对于抵御健康贫困发生的效应增强.驱动因子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 1-2018年东部地区的风险驱动因子主要为城镇失业率,中部地区的风险驱动因子主要为调查前3年PM2.5浓度,而西部地区的多维健康贫困则是健康能力、健康权利和健康风险3个维度联合驱动的结果.从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健康能力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与健康权利维度的政府卫生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交互作用类型始终为双因子增强,健康能力与健康权利的联合作用会改善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调查前3年PM2.5浓度这一健康风险指标与居民年住院率、老年抚养比2011年、2013年、2018年的交互作用类型亦为双因子增强.结论 多维健康贫困在中国社会区域空间存在时空分异格局,是多维因素耦合驱动的结果,而多维因素耦合对多维健康贫困发生的复杂机制则要求多领域、多部门、多机制、多阶段的综合健康治理.

目的 了解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时空分布格局,为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的精准消除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37296户中国家庭≥45岁中老年人群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收入和消费等相关数据,采用课题组构建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及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创新性地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三大维度测算2011-2018年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并进行地区分解测度,分析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时空分布格局.结果 中国中老年人群2011、2013、2015、2018年的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320和69.7％、0.326和69.0％、0.349和71.9％、0.291和63.0％,2011-2018年中老年人群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的贡献度均值分别为0.143、0.450和0.416:基于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地区分解测度结果显示,2011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贵州(0.365)、甘肃(0.364)、新疆(0.395)、四川(0.377)、安徽(0.402)和吉林(0.413)6个省(自治区),2013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云南(0.359)、青海(0.361)、内蒙古(0.381)、四川(0.378)、安徽(0.389)和贵州(0.402)6个省(自治区),2015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云南(0.395)、新疆(0.388)、青海(0.448)、四川(0.406)、内蒙古(0.390)、安徽(0.388)、重庆(0.391)、贵州(0.373)、天津(0.370)、黑龙江(0.366)、广西(0.362)、山东(0.362)、江西(0.359)、吉林(0.355)、福建(0.351)和辽宁(0.350)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8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四川(0.352)、贵州(0.352)和云南(0.351)3个省份.结论 中国中老年人群2011-2018年的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总体上均有所下降,西南地区始终是多维健康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区,已陷入整体性的多维健康贫困.

目的 突破现有健康贫困测度工具缺乏的研究局限,构建以"健康能力-健康权利-健康风险"为内容维度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与多维测度指数,为健康贫困测度提供相应工具集.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初步确定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和定性访谈法征询来自健康贫困较为严重的边境地区以及在健康扶贫实践方面处于领先水平地区的10名资深专家的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从多维角度构建健康贫困测度工具集,并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法及"双界限法"构建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结果 2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均为100％,专家咨询的权威系数分别为0.815和0.867;第1,2轮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342和0.233、0.487和0.353(均P＜0.05),专家意见的协调性较好;经过2轮专家咨询及定性访谈后,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作为框架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9个三级指标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关键绩效指标法及"双界限法"构建了包含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3个维度10个具体指标的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集"评价指标体系-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多维测度指数"为一体的健康贫困测度工具集,实现了对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时空分布格局描绘和健康贫困人群的特征刻画,为多维健康贫困的消除提供了理论方法与测度工具的支撑.

目的 分析儿童早期发展综合干预策略对改善贫困地区0～35月龄儿童早期家庭养育照护的效果.方法 儿童早期发展综合干预项目(IECD)于2014年开始在4个贫困县农村地区试点开展,通过多种途径为项目地区0～35月龄儿童及其看护人提供儿童养育照护多维度综合干预.采用人群干预对照设计,评价干预对看护人健康与心理、儿童营养、早期学习、儿童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效果,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开展基线和中期调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干预效果,并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等混杂因素.结果 基线调查纳入0～35月龄儿童干预组1 468名、对照组1 485名,中期调查分别纳入1 384名和1 361名.干预组通过2年的干预,看护人抑郁患病率下降9.1％[中期34.8％ (479/1 377)比基线43.9％ (621/1 414)],对照组下降1.6％[34.3％ (464/1 353)比35.9％(509/1 419)],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因素混杂后,结果显示干预组下降幅度较同期对照组高7.0％(P=0.008);6～23月龄儿童辅食添加频次合格的比例上升10.4％[69.0％ (532/771)比58.6％(481/821)],对照组上升幅度2.9％[66.4％ (469/706)比63.5％(508/800)],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混杂因素后,干预组上升幅度比对照组高8.2％(P=0.021);干预组儿童遭受暴力管教的比例下降6.2％ [49.1％ (478/973)比55.3％(554/1 001)],同期对照组上升4.5％[58.4％ (560/959)比53.9％(558/1 036)],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混杂因素后,两组变化幅度相差11.0％(P=0.001);干预组家庭拥有儿童图书≥3本的比例上升12.7％[42.7％ (588/1 378)比30.0％ (432/1 440)],同期对照组上升幅度4.2％[25.7％ (349/1 357)比21.5％(298/1 388)]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混杂因素后,干预组比对照组幅度高6.1％(P=0.007).结论 多部门合作儿童早期发展综合干预策略可以有效改善看护人心理状况、促进儿童喂养、支持儿童早期学习,并减少暴力管教等不恰当的养育行为,从而为儿童早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养育照护环境.

目的 探讨适合中国农村地区0～ 35月龄儿童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了解部分贫困地区儿童贫困状况.方法 资料来自2013年7-9月于山西和贵州贫困地区开展的横断面调查,选取其中资料完整的1 754名＜3岁儿童及其看护人进行分析.多维儿童贫困测量维度包括水和卫生设施、营养、健康、早期教育、保护、参与.用多重交叠剥夺分析法分析多维贫困,家庭收入法分析收入贫困.结果 多维贫困率为53.08％,收入贫困率为47.04％.水和卫生设施维度剥夺比例最高,为90.25％,其他维度剥夺比例依次为早期教育52.96％、保护46.69％、健康35.58％、参与25.66％、营养15.30％.水和卫生设施维度和早期教育维度对儿童贫困的贡献最大,分别为26.53％和22.06％.贵州儿童贫困率明显高于山西,小月龄、少数民族、母亲文化程度低、家中人口多、家中经济条件差的儿童群体贫困率更高.结论 调查地区婴幼儿面临严重的多维度贫困,单纯经济导向的扶贫难以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利于识别和定位儿童贫困,制定特异性策略来改善儿童福利,促进儿童早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