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石蜡切片技术对小勾儿茶(Berchemiella wilsonii)进行生殖生物学观察,探讨其大小孢子发生和雌雄配体发育过程是否存在濒危环节.结果显示:小勾儿茶的花具5个雄蕊和4个花药室,成熟的花药壁由花药内壁(1层)、中层(2层)和绒毡层(1层)组成.绒毡层发育正常,细胞排列整齐规则,与中层细胞联系紧密,细胞中常多核.小孢子母细胞在减数分裂时胞质分裂方式为同时型,四分体主要以四面体形式存在,花粉粒在成熟时为二细胞型、圆形或椭圆形,多数有3根萌发管.花药发育过程中绒毡层发育存在少量异常,花粉存在少量败育.小勾儿茶子房2室,只发育1室.胚珠为倒生的双珠被和厚珠心,合点端大孢子发育成功能性大孢子,经过3次有丝分裂,进一步发育成具有7个细胞和8个核的胚囊,胚囊发育方式为蓼型.子房中的胚珠发育基本一致.小勾儿茶大小孢子发生和雌雄配子体发育基本正常,不是导致其结实率低的原因.

烟曲霉是一种环境中丝状真菌，也是一种机会致病菌，其感染宿主后能够引起慢性曲霉病和侵袭性曲霉病。曲霉病的发生发展是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免疫状态不同的患者感染曲霉后临床症状存在差异。宿主对吸入真菌孢子的固有免疫应答是曲霉病发生的关键决定因素。本综述主要总结了目前对烟曲霉孢子侵入后宿主固有免疫细胞防御真菌感染的作用，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及肥大细胞，为曲霉感染的致病机制解析、临床防治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肺孢子菌肺炎（PCP）是一种由肺孢子菌引起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性真菌感染。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出现，HIV/AIDS患者罹患PCP感染的概率降低，且治疗效果明显改善。而另一方面PCP在肿瘤放化疗、免疫治疗、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等因素所致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功能受损等非HIV/AIDS患者中越来越常见。全球范围内PCP的研究热点正在从HIV感染合并PCP（HIV-PCP）向非HIV-PCP转变。与HIV-PCP相比，非HIV-PCP临床进展迅速，病情严重，病死率也更高。研究显示90%的非HIV-PCP患者在感染前有糖皮质激素使用史，如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实体器官移植和风湿病患者中，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是PCP易感的重要风险。临床观察发现，PCP经常发生在糖皮质激素减量过程中，发生PCP时，较高比例的患者会出现肺部弥漫性病变，严重者出现急性呼吸衰竭，危及患者生命。目前非HIV-PCP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也缺少有效的治疗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分析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探索其预后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我院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特征以及病情转归等资料。结果:共纳入70例临床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例，其中男57例（57/70，81%），女13例（13/70，19%）；70例患者年龄45~78（65.2±6.3）岁，46例（66%）有吸烟史，26例（37%）合并肺气肿，19例（27%）既往合并间质性肺疾病，26例（37%）既往有胸部放疗史。开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到出现免疫性肺炎的时间间距为（122.7±106.9）d（范围：2~458 d），胸部CT表现主要为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30例）、机化性肺炎型（26例）及混合型（11例），病情分级主要为2级及3级（分别为21例、34例），有17例合并其他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包括皮疹、肝炎、肠炎、甲状腺炎等）。半数（36例）患者存在发热，所有患者血沉升高，52例C反应蛋白升高，34例患者血乳酸脱氢酶升高。大部分（50例，71%）患者接受泼尼松［或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当量］≥1 mg·kg -1·d -1作为起始治疗方案。并发肺部感染（ OR值为4.44， P=0.03）、使用抗真菌药物（ OR值为5.10， P=0.03）或治疗量磺胺（ OR值为4.86， P=0.04）、泼尼松（或激素当量）1 mg·kg -1·d -1应用时间越长（ Z值为-2.33， P=0.02）可能是免疫性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结论:有吸烟史的、老年男性患者是本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主要人群。胸部CT以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机化性肺炎型为主；并发肺部真菌感染或肺孢子菌感染、足量激素使用时间更长可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随着移植的普及和免疫抑制剂的大量使用等，HIV阴性肺孢子菌肺炎（HIV-negative pneumocystis pneumonia，HIVn-PCP）发生率逐渐增加，且病情进展迅速，易发生严重呼吸衰竭，其病死率较HIV阳性PCP患者更高（高达35%~55%） [1,2,3]，其中需要机械通气者病死率更是高达60%~75% [4,5]。目前关于HIV阳性PCP临床文章相对较多，但针对HIVn-PCP的研究比较少，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由于PCP的确诊需要在痰、肺泡灌洗液或肺组织等标本中检出肺孢子菌 [6]，这需要六胺银染色或者特异PCR检测等技术，而诱导痰及自行咳出痰的阳性率较低，且目前能常规开展这些检测的医疗机构较少，故临床上PCP确诊存在较大难度。目前发表的研究大都是结合病史、临床特征以及影像学的疑诊PCP病例，而针对PCP尤其是HIVn-PCP确诊病例的研究甚少。为此，本研究拟分析HIVn-PCP确诊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相关因素等，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HIVn-PCP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目的:研究体内微进化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及耐药性的影响。方法:阿萨希毛孢子菌标准株源自荷兰真菌多态性保藏中心，阿萨希毛孢子菌原代株TO（氟康唑敏感）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1例毛孢子菌病的临床分离株，进化株TEVO（氟康唑耐药）在该患者2014年复诊时分离。体外构建上述菌株的生物膜，使用四甲基氮盐（XTT）还原法及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评估生物膜生长动力学并测定生物膜厚度；体外测定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对不同生长阶段生物膜的最低抑菌浓度（SMIC），评估生物膜的耐药性。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Hartley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若方差齐，选用LSD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若方差不齐，选用Tamhane′ T2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结果: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0 h）及形成阶段（4 ~ 24 h），进化株TEVO代谢活性最弱（ F黏附 = 35.705， P < 0.001； F形成 = 15.042， P < 0.001）。而黏附后第48小时生物膜成熟，此时生物膜代谢活性最弱的菌株为TO株（ F = 10.985， P < 0.001）。生物膜厚度测量结果显示，成熟阶段TEVO株生物膜厚度[（26.1 ± 1.18）μm]大于TO株[（22.8 ± 1.73）μm， P = 0.001]，但小于标准株[（29.5 ± 1.28）μm， P = 0.001]。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显示，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及形成阶段，唑类抗真菌药物对TEVO株的SMIC值大于TO株；生物膜成熟阶段，3株菌生物膜的SMIC值均大于1 024 mg/L。 结论:在宿主内环境和抗真菌药物的双重压力下，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发生了适应性改变，并增强了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

目的:探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病原分布特点及耐药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8月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童医院PICU住院有明确病原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患儿的病历资料。根据脓毒症28 d结局分为存活组及死亡组。结果:纳入176例患儿，发生脓毒症202次，血流感染144例次（71.3%），肺部感染59例次（29.2%），腹部感染21例次（10.4%），软组织感染9例次（4.5%），神经系统感染9例次（4.5%），泌尿系统感染3例次（1.5%）。共确定病原菌244株，革兰阳性菌74株（30.3%）：前3位分别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21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9株）、肺炎链球菌（13株）；革兰阴性菌122株（50.0%）：前3位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33株）、大肠埃希菌（25株）、铜绿假单胞菌（23株）；真菌48株（19.7%）：前3位分别是热带念珠菌（14株）、白色念珠菌（10株）、曲霉菌属及耶氏肺孢子菌（均为7株）。死亡组患儿的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及铜绿假单胞菌检出比例均高于存活组[9.0%（6/67）比2.3%（4/177）， χ2＝3.971 ，P＝0.046；9.0%（6/67）比1.1%（2/177）， χ2＝7.080 ，P＝0.008；16.4%（11/67）比6.8%（12/177）， χ2＝5.288 ，P＝0.021]。57例患儿标本同时送检培养及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mNGS）技术测定：25例培养和mNGS均检测出病原；30例mNGS检测阳性但培养阴性；2例培养阳性但mNGS检测阴性。多重耐药菌感染79株（46.8%）：革兰阳性菌27株（34.2%）、革兰阴性菌52株（65.8%）。174例次（86.1%）脓毒症患儿在发热24 h内接受了经验性抗感染药物治疗。124例次（61.4%）初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正确覆盖了感染病原菌种类，40例次（19.8%）未覆盖，10例次（5.0%）覆盖不全。22例次（10.9%）尽管覆盖了病原菌种类，但药敏显示对初始抗生素耐药。51例患儿死亡。 结论:入住PICU的血液病/恶性肿瘤合并脓毒症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和真菌。多重耐药菌感染比例高。早期识别并结合本地区的病原学分布及耐药情况，经验性选择合理抗感染治疗策略，有助于提高救治成功率。

患者女，24岁，因"胸骨体疼痛3个月余，检查发现胸骨体肿瘤2个月余"入院。体格检查：胸骨体中段可见一包块，质中，无红肿及压痛，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楚，双肺叩诊清音，听诊双肺呼吸音对称、清晰，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为明确感染扩散情况，行胸部增强CT检查及 18F-FDG PET/CT显像(图1)。为明确肿块性质，行B超引导下胸骨体肿物穿刺活组织检查，术后病理考虑为球孢子菌性肉芽肿(图2)。后予以口服伊曲康唑(每日2次，每次200 mg)抗真菌治疗，治疗3个月后复查胸部CT(平扫+增强；图3)。追问病史得知患者因求学曾在美国华盛顿州居住7年，而华盛顿州是球孢子菌感染的高发地带 [3]。本例患者的肿块病理诊断为球孢子菌性肉芽肿，PET/CT检查发现疾病累及右侧胸大肌及右肺上叶尖段，提示球孢子菌感染时可行 18F-FDG PET/CT检查以评估疾病的播散范围，以减少漏诊、误诊的发生 [4]。

目的:通过分析艾滋病合并播散性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特征，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收治的71例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和病原学资料。结果:71例患者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发热，其次是咳嗽、咳痰，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70.4%(50/71)的患者至少存在2种合并症，以口腔念珠菌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梅毒、肺孢子菌肺炎、细菌性肺炎较常见。患者多存在血红蛋白[(87.8±24.2) g/L]和白蛋白[(27.3±7.0) g/L]的明显降低，以及红细胞沉降率[(59.8±28.6) mm/1 h]和C反应蛋白[(74.7±50.8) mg/L]的明显升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为7×10 6/L。外周血NTM培养报阳的中位时间为260 h。71例患者中，鸟分枝杆菌40例(56.3%)，胞内分枝杆菌15例(21.1%)，哥伦比亚分枝杆菌10例(14.1%)，马萨分枝杆菌3例(4.2%)，堪萨斯分枝杆菌3例(4.2%)。影像学检查以肺部斑片影和小结节影最为常见，患者大多存在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和脾大。 结论: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多发生在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患者，所感染菌种绝大多数属于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尽早获得NTM的病原学证据是指导临床正确诊断和精准治疗的关键。

探讨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患者并发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JP）的临床特点及死亡风险因素。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06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或呼吸科就诊的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合并PJP的52例患者，根据患者临床结局，分为存活组（36例）和死亡组（16例），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病例临床特点的差异，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风险因素。结果显示，临床资料分析显示52例患者入院时中位血肌酐192.5（109.8，293.7）μmol/L，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为63.5%（33/52例）。单因素分析示存活组和死亡组在年龄（ t=1.197， P=0.030）、C反应蛋白水平（ t=2.378， P=0.022）、PJP起病至确诊时间（ χ 2=6.62， P=0.010）、PJP严重程度（ χ 2=5.482， P=0.019）、并发脓毒症休克（ χ 2=3.997， P=0.046）、机械通气（ χ 2=11.755， P=0.001）和血液净化治疗（ χ 2=4.748， P=0.029）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性别、PJP发病前激素治疗时间和使用剂量、甲基泼尼松龙冲击、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和住院抗PJP治疗前后血肌酐水平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进一步多因素分析显示PJP起病至确诊时间>10 d（ OR=40.945，95% CI：1.738~451.214； P=0.021）和重度PJP（ OR=25.502，95% CI：1.426~74.806； P=0.028）为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合并PJP患者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综上，PJP起病至确诊时间和重度PJP是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合并PJP患者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应密切关注患者氧合情况，早期确诊以预防PJP加重并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