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是一种因宿主对病原菌感染严重反应失调所致的以持续过度炎症和免疫抑制为特征的异质性较强的病理综合征[1]。宿主对脓毒症的反应涉及免疫细胞、细胞因子、补体系统、凝血级联系统、内皮反应及神经内分泌系统等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2]，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可导致脓毒症的不同表现、进展及预后，继而给脓毒症的治疗和处理造成困难。在脓毒症引发的器官功能障碍中，肺部是最早且最易受累的器官[3]，常表现为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肺损伤（sepsis-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S-ALI）。据报道，超过半数的脓毒症患者合并S-ALI，且病死率超过30%[4,5]。尽管对S-ALI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对其机制仍有待进一步了解。S-ALI疾病进程中的潜在机制涉及复杂的信号通路，本研究拟就此综述如下。

目的:探究人体中与结核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Rv1705c蛋白相互作用的蛋白质。 方法:原核表达Rv1705c蛋白基因，收集包涵体，裂解后透析纯化Rv1705c并测定其浓度，ELISA法检测细菌Rv1705c刺激巨噬细胞后细胞因子IFN-γ的分泌量，使用纯化并带有生物素标记的Rv1705c孵育人蛋白质组芯片HuProt?，筛选与Rv1705c相互作用的人类蛋白质，使用GenePix Pro 6.0软件对蛋白质芯片的信号图像进行数据提取，使用GO、KEGG等多个数据库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GST pulldown验证Rv1705c与PSMA3、RSAD2的相互作用。结果:纯化结果显示，Rv1705c在包涵体中表达，Rv1705c刺激巨噬细胞后IFN-γ分泌量显著上升。芯片结果显示共筛选出了29个与Rv1705c相互作用的潜在阳性蛋白质，其中PSMA3、NLN、THOP1、UPF3A、RSAD2、OMG、PNKD、STEAP3、MED8共9个蛋白质的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SNR)>1.6。进一步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候选蛋白PSMA3、RSAD2、C1QBP参与固有免疫应答激活信号转导，并且PSMA3、RSAD2与干扰素存在交互作用，GST pulldown验证PSMA3、RSAD2与Rv1705c确有相互作用。结论:发现并验证PSMA3、RSAD2与Rv1705c存在相互作用，为 Mtb感染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脓毒症是一种由于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1]。2017年全球共有4 890万脓毒症病例，其中1 100万例死亡 [2]。脓毒症病情发展迅速，脓毒症患者的死亡率保持在25%~30%，合并休克时其病死率甚至高达40%~50% [3]。脓毒症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如今仍是重症监护领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目前脓毒症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抗生素的使用、液体复苏和支持性护理等对症治疗 [4]。脓毒症的发病机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异性，这也一直是脓毒症的主要研究方向。脓毒症发病初期，病原体会进入血液，激活免疫反应，触发细胞因子级联反应，释放大量促炎细胞因子 [5]。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会出现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同时，过度炎症会破坏内皮屏障的完整性，导致血管内蛋白质和血浆泄漏到血管外空间，致使组织水肿和微血管灌注减少 [6]。研究发现由病原体成分脂多糖和炎症细胞因子引发的坏死性凋亡，在脓毒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的:分析脓毒症外源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大鼠的差异表达基因（DEG），从转录组水平探讨脓毒症ARDS的早期诊断及防护机制。方法:将12只6~8周龄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脂多糖（LPS）致脓毒症ARDS模型组（模型组，腹腔注射LPS 15 mg/kg）与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每组6只。分别提取两组大鼠左肺组织RNA，采用illumina Hiseq测序平台的双端测序模式进行高通量测序。采用DESeq2软件以| log 2差异倍数（FC）|≥3且 P<0.001筛选DEG。对DEG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KEGG）通路富集分析。使用STRING在线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并筛选关键基因。分离并提取2021年3月至11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收治的20例脓毒症患者及20例年龄匹配的同期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对关键基因进行验证。 结果:共筛选出DEG 286个，其中上调基因202个，下调基因84个。GO富集分析表明，DEG主要参与了中性粒细胞趋化迁移、抗菌体液反应、宿主免疫应答及体液免疫反应等生物学过程；KEGG富集分析显示，DEG主要通过参与白细胞介素-17（IL-17）信号通路、肿瘤坏死因子（TNF）信号通路及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发挥生物学作用。PPI分析共筛选出节点蛋白262个，相互作用关系852条边；筛选出前15位关键基因，分别为IL-6、TNF、IL-10、IL-1β、CXC趋化因子配体1（CXCL1）、CXCL10、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CXCR2、CXCL9、CC趋化因子配体7（CCL7）、CXCL11、CCL1、CXCL13、CCL12、CCL22。采用RT-qPCR对脓毒症ARDS患者与健康对照者PBMC进行差异基因测序验证，结果显示，脓毒症患者5个代表性关键基因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IL-6 mRNA（2 -ΔΔCt）：2.803±1.081比0.951±0.359，TNF mRNA（2 -ΔΔCt）：2.376±0.799比1.150±0.504，CXCL10 mRNA（2 -ΔΔCt）：2.500±0.815比1.107±0.515，CXCR3 mRNA（2 -ΔΔCt）：1.655±0.628比0.720±0.388，CCL22 mRNA（2 -ΔΔCt）：1.804±0.878比1.010±0.850，均 P<0.05〕，与RNA测序结果一致。 结论:炎症细胞趋化迁移脱颗粒、细胞因子免疫应答反应等生物学过程和CXCL10/CXCR3、IL-17等信号通路在脓毒症外源性ARDS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肺损伤机制和临床防治的新思路及新靶点。

目的:比较0.05%环孢素与0.1%他克莫司滴眼液治疗慢性眼部移植物抗宿主病(oGVHD)后患者眼表干眼相关指标及泪液炎症因子的改变。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纳入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确诊为慢性oGVHD的患者60例60眼，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他克莫司组30例30眼和环孢素组30例30眼。他克莫司组主要采用0.1%他克莫司滴眼液点眼，2次/日；环孢素组采用0.05%环孢素滴眼液点眼，4次/日。此外，2个组患眼均采用0.1%氟米龙滴眼液2次/日、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3次/日、0.1%玻璃酸钠滴眼液8次/日点眼，进行抗炎和润滑治疗。用药后1个月随访并依据排除标准筛选患者，最终将他克莫司组21例21眼和环孢素组12例12眼纳入后续研究。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对患眼进行检查，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眼表疾病指数(OSDI)问卷评分、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和泪膜破裂时间(BUT)。采用Luminex芯片法检测患眼治疗前后泪液中白细胞介素(IL)-6、IL-8、IL-17、表皮生长因子(EGF)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质量浓度并进行组间比较。结果:他克莫司组和环孢素组治疗前后OSDI差值分别为0.4(－5.6，21.5)和27.2(4.6，45.0)，环孢素组OSDI改善程度明显优于他克莫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547， P＝0.009)。他克莫司组和环孢素组治疗前后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差值分别为5.0(2.5，10.0)分和3.5(－0.5，13.8)分，BUT差值分别为0.0(－3.0，0.0)s和－1.5(－3.0，0.0)s，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526、－0.804，均 P>0.05)。他克莫司组与环孢素组治疗前后IL-6、IL-8、IL-17、EGF和TNF-α表达量差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487、－0.112、－0.412、－1.085、－1.198，均 P>0.05)。 结论:2种药物治疗慢性oGVHD后，患者泪液中各因子含量的改变程度均未见显著差异。慢性oGVHD患者应用0.05%环孢素滴眼液治疗可能比0.1%他克莫司滴眼液有更好的舒适度。

目的:探索多种因素致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时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lveolar type Ⅱ, ATⅡ）损伤的相关分子标志物，为ALI/ARDS的疾病认知及治疗提供新依据。方法: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公共数据GEO获得RNA-Seq数据集，应用R语言包筛选差异表达基因（DEGs），进行GO功能注释和KEGG富集分析。通过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计算蛋白互作网络分析中节点度排名前10及MCODE得分最高模块，取交集为核心基因，通过DGIdb数据库预测其潜在治疗药物。结果:最终在不同的数据集中筛选出了78个共表达DEGs。GO分析发现其产物主要作为宿主细胞成分及蛋白酶体核心复合体等参与粒细胞迁移、细菌源性分子反应及细胞因子介导的信号通路等生物学过程，具有细胞因子活性、趋化因子活性及受体-配体活性等。KEGG分析发现其相关通路主要为TNF信号通路、NF-κB信号通路及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作用信号通路等；蛋白网络分析最终确定了IRF7、IFIT1、IFIT3、PSMB8、PSMB9、BST2、OASL2及ZBP1共8个核心基因，均表达上调。结论:ATⅡ与ALI/ARDS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分析ATⅡ相关差异基因，从分子与细胞层面探讨治疗策略，为疾病带来新的治疗思路。

近年来，细胞治疗显现出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临床价值。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治疗在血液肿瘤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CD19 CAR-T治疗B-ALL完全缓解率高达90% [1]。但CAR-T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①自体T细胞质量不足，异体T细胞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风险；②制备耗时；③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等不良反应；④复发；⑤价格高昂。CAR-自然杀伤（NK）细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CAR-T治疗的局限，是最具潜力的新一代CAR细胞治疗产品。2020年一项靶向CD19 CAR-NK治疗B系肿瘤的临床研究实现了73%的缓解率和64%的完全缓解率，并且无GVHD、CRS和ICANS发生，首次确定CAR-NK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本文我们主要对NK细胞生物学特点、CAR-NK作用机制、CAR-NK与CAR-T的比较、血液肿瘤CAR-NK研究现状、目前的优化措施进行了总结归纳。

支气管扩张症已经成为国内外常见呼吸系统疾病，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是支气管扩张症常见的细菌感染，致病性强，且易耐药。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容易反复感染，与病原体、宿主体内微生物群以及免疫调节等方面的相互作用有关，淋巴细胞及各种炎症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在支气管扩张症的免疫机制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当支气管扩张症合并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时，引起Th17/Treg、Th1/Th17失调以及IL-17a水平升高等，进一步加重支气管扩张症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本文综述二者的免疫机制，为支气管扩张症预防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和进一步的免疫调节治疗提供思路。

目的:探究苦瓜多糖( Momordica charantia polysaccharide，MCP)对右旋糖酐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诱导的小鼠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提取MCP，用其治疗DSS诱导的UC。将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DSS组和DSS＋MCP组，每组5只，每天监测小鼠的体重和疾病活动指数(disease activity index，DAI)。收集小鼠结肠组织和血清，采用HE染色、ELISA、RT-qPCR和流式细胞术分析肠道组织、炎症因子、CD4 ＋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变化。 结果:MCP通过恢复小鼠体重和大便黏稠度降低DAI，减少出血，从而改善DSS诱导的UC。另外，MCP能够修复结肠组织的黏膜屏障功能，降低炎症细胞浸润，减轻黏膜层和肌肉层水肿，保护UC小鼠的肠道。MCP处理后小鼠结肠组织中炎症因子TNF-α和IL-1β的表达水平降低，CD4 ＋T细胞水平也降低。 结论:MCP通过抑制小鼠体重下降、修复结肠组织损伤、改善免疫系统紊乱、抑制DSS诱导的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升高等途径改善DSS诱导的UC。本研究为MCP作为UC治疗的一种潜在饮食干预提供了参考。

自然杀伤细胞(NK)和树突状细胞(DCs)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调节固有免疫应答的早期阶段以及随后的适应性免疫应答中的作用机制近年来才被阐明。NK细胞与DCs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NK细胞活化、DCs成熟或凋亡，并涉及细胞因子与细胞间的直接接触。NK细胞通过诱导偏向Th1免疫应答的DCs成熟，为DCs提供抗原和杀伤未经适当成熟的iDC，来控制和增强DCs介导的抗病毒免疫应答；DCs通过可溶性和细胞接触性激活剂刺激NK细胞，从而增强其细胞增殖、存活和细胞毒性来调节固有免疫应答的强弱。最近的研究表明，NK细胞和DCs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几种抗病毒反应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综述了NK-DC相互作用及其与抗病毒反应的关系，以此为病毒感染疾病中NK-DC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