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粒酶存在于细胞毒性颗粒中，是高度同源的丝氨酸蛋白酶家族，由自然杀伤细胞、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合成并释放，在穿孔素的参与下介导多种程序性死亡方式，是免疫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的重要介质。文章对颗粒酶介导肿瘤细胞死亡、颗粒酶与各种细胞凋亡方式的关系进行综述，以期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治疗策略。

目的:观察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患者的免疫重建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在北京陆道培医院接受CAR-T细胞桥接allo-HSCT治疗的所有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年龄14（7，30）岁，其中男39例，女22例。CAR-T细胞免疫治疗 32例，非CAR-T细胞免疫治疗 29例。随访时间561（235，784）d。用多色流式检测患者移植前及移植后1、2、3、6、8、10、12个月外周血各淋巴细胞亚群即总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辅助性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B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Treg细胞计数，以评估患者在移植后免疫重建表现。结果:移植前血清球蛋白：CAR-T组IgA水平0.18（0.06，0.49）g/L低于非CAR-T组1.03（0.63，1.56）g/L患者（ U=103.5， P<0.001）。CAR-T组IgG水平5.54（4.04，7.09）g/L低于非CAR-T组6.78（5.27，9.26）g/L（ U=1 298.5， P=0.017），CAR-T组IgM水平0.18（0.05，0.30）g/L低于非CAR-T组0.40（0.26，0.71）g/L（ U=166.0， P<0.001）。CAR-T组移植前外周血免疫细胞总淋巴细胞计数833.00（335.00，1 727.5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1 052.00（545.75，1 812.50）个/μl（ U=404.0， P<0.001）。移植前CAR-T组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686.00（233.00，1 307.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860.00（391.00，1 419.75）个/μl（ U=406.0， P<0.001）。CAR-T组辅助性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146.00（40.50，327.5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162.50（66.00，384.75）个/μl，（ U=494.0， P=0.002）。CAR-T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343.00（56.50，924.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478.00（143.50，992.25）个/μl（ U=483.5， P=0.001）。CAR-T组B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22.00（6.00，186.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33.00（8.00，220.00）个/μl（ U=498.0， P=0.002）。而2组患者移植后监测时间点上述各免疫细胞亚群细胞绝对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2组患者临床特征，CAR-T组患者移植前病史981.00（368.50，1 514.75）d比非CAR-T组323.00（167.50，450.50）d长（ U=263.0， P=0.004），CAR-T组患者预处理方案中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TG）用量5.00（5.00，7.50）mg/kg比非CAR-T组患者7.00（5.00，7.50）mg/kg低（ U=288.5， P=0.018），CAR-T组移植物CD34 +回输剂量5.91（4.23，6.02）×10 6/kg比非CAR-T组患者高 4.51（4.00，5.93）×10 6/kg（ U=291.0， P=0.012），CAR-T组移植后环孢素应用时间167.00（119.25，299.50）d，比非CAR-T组患者197.00（102.50，450.50）d短（ U=421.0， P=0.001）。 结论:对于移植前免疫功能偏低的CAR-T患者，可通过降低预处理ATG剂量、增加移植物CD34 +输注剂量、移植后尽早停用环孢素等方式，使其与非CAR-T患者达到相似的免疫重建状态。

目的:探讨自然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受配体模式对血液病患者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sUCBT）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8年6月270例接受sUCBT的血液病患者。移植前脐血及患者均进行HLA12个位点高分辨配型，选择移植物（脐血）的KIR均同时表达2DL1和2DL2/2DL3抑制性基因，根据患者KIR配体情况分为缺失组（C1/C1或C2/C2）和无缺失组（C1/C2）。结果:270例血液病患者中男146例（54.1%），女124例（45.9%），中位年龄13（1~62）岁；缺失组174例（64.4%），无缺失组96例（35.6%）。全部患者均采用不含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缺失组、无缺失组粒细胞植入率均为98.9%（172/174、95/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6（10~41）d、17（11~33）d（ P=0.705）；血小板植入率分别为88.5%（154/174）、87.5%（84/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35（11~113）d、38.5（13~96）d（ P=0.317）；缺失组、无缺失组Ⅱ~Ⅳ级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38.7%（95% CI 31.4%~45.9%）、50.0%（95% CI 39.6%~59.6%）（ P=0.075），多因素分析显示KIR配体缺失是影响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P=0.036）。移植后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7.7%（95% CI 11.7%~24.9%）、22.7%（95% CI 14.4%~32.2%）（ P=0.288）。中位随访时间742（335~2 512）d，缺失组、无缺失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2.1%（95% CI 64.1%~78.6%）、60.5%（95% CI 47.9%~69.2%）（ χ2=3.629， P=0.079），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64.9%（95% CI 56.2%~72.3%）、55.4%（95% CI 44.4%~65.0%）（ χ2=3.027， P=0.082），移植后180 d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12.1%（95% CI 7.7%~17.4%）、16.7%（95% CI 10.0%~24.8%）（ P=0.328）。 结论:在不含ATG清髓性预处理sUCBT血液病治疗体系中，缺失抑制性KIR配体患者移植后急性GVHD发生率更低。

妊娠的建立依赖于子宫内膜正常的功能状态，CD55在分泌期子宫内膜表达逐渐上调并在分泌中期达到峰值，而CD55的异常表达与反复流产和着床失败、子宫内膜异位症、内膜癌等多种子宫内膜相关疾病有关。除了作为补体调节蛋白抑制补体介导的细胞杀伤作用以外，CD55在子宫内膜中还参与调节细胞周期，促进细胞增殖抑制凋亡，促进细胞侵袭迁移与黏附等生物学行为；此外，CD55还可结合其配体CD97作为T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的抑制性调节信号，在非免疫细胞则参与促进细胞的侵袭迁移。本文通过对CD55在子宫内膜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进行综述，为探究CD55在子宫内膜容受性建立和胚胎着床中的作用提供更多依据。

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结构域(TIGIT)是一种新兴的免疫检查点，主要通过对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调控，在肿瘤免疫循环中的多个环节发挥免疫抑制作用。TIGIT在肺癌中高表达，往往与不良预后有关。因此，靶向TIGIT的免疫治疗可能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本文就TIGIT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慢性肝损伤激活肝星状细胞产生I型胶原纤维，造成大量的细胞外基质堆积，从而形成肝纤维化。免疫微环境的变化在肝纤维化的进展和转归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是肝脏重要的固有免疫细胞，能够通过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和产生γ-干扰素等效应分子杀死肝星状细胞，起到明显的抗肝纤维化作用，同时也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NK细胞的作用受到其受体和各种免疫细胞和分子的调控。

目的:探讨利妥昔单抗治疗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和肾小球微小病变（minimal change disease，MCD）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来自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FSGS和MCD患者，所有入选者均经临床和肾活组织病理检查确诊并接受了利妥昔单抗治疗（用药剂量为375 mg/m 2体表面积，共治疗4次，每次治疗间隔时间7~14 d）。比较基线和利妥昔单抗治疗后3、6、9、12个月患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淋巴细胞CD19 +、CD20 +、CD3 +、CD3 +CD4 +、CD3 +CD8 +、自然杀伤细胞（CD56 +CD16 +）水平的差异。 结果:96例FSGS和MCD患者入选本研究，中位年龄28岁（14~77岁），男女比为1.8∶1，MCD 65例，FSGS 31例。利妥昔单抗治疗后患者尿蛋白量较治疗前显著下降，血白蛋白水平上升（均 P<0.01）。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外周血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计数均<5个/μl，治疗后3、6、9、12个月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值显著下降（均 P<0.05），6个月后逐渐恢复。与基线值比较，利妥昔单抗治疗后3、6、9、12个月血IgG水平显著上升（ P值分别为0.004、<0.001、<0.001、<0.001），血IgM水平显著下降（ P值分别为<0.001、0.008、0.005、<0.001）但中位数水平仍在正常范围（400~3 450 mg/L），而血IgA水平无明显变化（均 P>0.05）。T淋巴细胞（CD3 +、CD3 +CD4 +、CD3 +CD8 +）和自然杀伤细胞（CD56 +CD16 +）计数与基线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利妥昔单抗可有效清除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对除外CD19 +、CD20 +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及免疫球蛋白的影响较小。规范的利妥昔单抗用药可安全用于FSGS和MCD患者的治疗。

脓毒症是宿主应对感染时发生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其病理生理核心是在发病初始，机体为了应对病原微生物入侵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随后为了平衡免疫状态，机体开始抗炎、发生免疫细胞功能衰竭，最终引发免疫麻痹或免疫抑制。无论是在天然免疫还是在获得性免疫中，免疫细胞表面的共抑制分子，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分子-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B4（CD244）、B和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及C型凝集素家族成员NKG2A （CD94），在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低下致免疫抑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阻断这些共抑制分子与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显著改善脓毒症动物模型或脓毒症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本文主要概括归纳近年来一些共抑制分子在脓毒症免疫功能障碍中作用的热门研究，以期为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及治疗靶点提供参考方向。

目的:通过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方法，探讨炎性细胞因子与纤维肌痛症之间的因果关联。方法:通过对GWAS Catalog数据库与FinnGen数据库进行挖掘，设置暴露因素为炎症细胞因子，结局为纤维肌痛症。主要采用逆方差加权法（IVW）进行分析，MR-Egger、简单中位数法（Simple Mode）法、加权中位数法（WM）和加权中值方法（Weighted Mode）等统计方法作为补充进行孟德尔随机化分析。随后通过调换暴露因素与结局，检验分析的方向性。结果:在91种已知炎症细胞因子中，发现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B4（CD244）、单细胞趋化蛋白2（MCP-2）、C-X-C趋化因子6（CXCL6）、IL-12β亚单位（IL-12B）与纤维肌痛症之间存在因果关联，CD244[ OR值（95% CI）：1.21（1.08，1.35）， P<0.001]，MCP-2[ OR值（95% CI）：0.91（0.87，0.96）， P<0.001]，CXCL6[ OR值（95% CI）：1.15（1.06，1.24）， P<0.001]，IL-12B[ OR值（95% CI）=1.13（1.06，1.20）， P<0.001]。敏感性分析中未发现分析结果存在多效性、异质性以及弱相关性。 结论:CD244、CXCL 6和IL-12B的水平升高会增加FM的疾病风险，而MCP-2水平的升高则会降低FM的疾病风险。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早期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细胞）水平与患者肠道损伤和预后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脓毒症提供免疫治疗依据。 方法:采用前瞻性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以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收治的61例脓毒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脓毒症组），选择同期17例普通术后非脓毒症患者作为对照（非脓毒症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入住ICU 24 h内外周静脉血样本，测定T淋巴细胞亚群和NK细胞水平。同时，从脓毒症组中选择既往无慢性胃肠道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35例，测定其和非脓毒症组患者血清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I-FABP）、D-乳酸水平。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评估脓毒症组入ICU 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评分），随访患者28 d生存情况。对脓毒症组和非脓毒症组之间T淋巴细胞亚群和NK细胞、I-FABP、D-乳酸水平进行比较，对比存活组和死亡组之间T淋巴细胞亚群和NK细胞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脓毒症早期血清I-FABP、D-乳酸分别与CD3 +、CD4 +、CD8 +、NK细胞水平的相关性，采用二分类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与非脓毒症组相比，脓毒症组血清I-FABP、D-乳酸水平均升高[I-FABP（μg/L）：18.36 （14.75,28.34） vs 16.17（12.12,18.40），D-乳酸（mg/L）：18.70 （10.10,40.60） vs 8.85（7.10,15.76），均 P<0.05],脓毒症组外周血CD3 +、CD4 +、NK细胞水平均下降[CD3 +（%）：54.30（37.48,61.65） vs 60.75（48.88,69.95），CD4 +（%）：24.60 （17.65,32.15） vs 31.90（24.95,37.10），NK细胞（%）：18.20 （11.95,31.10） vs 24.70 （19.30,32.65），均 P<0.05]，但是早期外周血CD8 +水平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存活组与死亡组之间外周血CD3 +、CD4 +、CD8 +、NK细胞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淋巴细胞亚群、NK细胞和肠道损伤标志物的相关性分析显示，I-FABP与CD3 +、CD8 +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478、-0.415，均 P<0.05），但与CD4 +、NK细胞之间无相关性（均 P>0.05）。D-乳酸与CD3 +、CD4 +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344、-0.423，均 P<0.05），与NK细胞呈正相关（ r=0.393， P<0.05），但是D-乳酸与CD8 +之间无相关性（ P>0.05）。61例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仅APACHEⅡ评分是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222，95% CI：1.084~1.378， P<0.01]，早期CD3 +、CD4 +、CD8 +、NK细胞水平与脓毒症患者28 d预后无关（ P>0.05）。 结论:脓毒症早期可发生免疫抑制，其与肠道损伤相关，但是与患者预后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