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研究体内微进化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及耐药性的影响。方法:阿萨希毛孢子菌标准株源自荷兰真菌多态性保藏中心，阿萨希毛孢子菌原代株TO（氟康唑敏感）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1例毛孢子菌病的临床分离株，进化株TEVO（氟康唑耐药）在该患者2014年复诊时分离。体外构建上述菌株的生物膜，使用四甲基氮盐（XTT）还原法及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评估生物膜生长动力学并测定生物膜厚度；体外测定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对不同生长阶段生物膜的最低抑菌浓度（SMIC），评估生物膜的耐药性。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Hartley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若方差齐，选用LSD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若方差不齐，选用Tamhane′ T2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结果: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0 h）及形成阶段（4 ~ 24 h），进化株TEVO代谢活性最弱（ F黏附 = 35.705， P < 0.001； F形成 = 15.042， P < 0.001）。而黏附后第48小时生物膜成熟，此时生物膜代谢活性最弱的菌株为TO株（ F = 10.985， P < 0.001）。生物膜厚度测量结果显示，成熟阶段TEVO株生物膜厚度[（26.1 ± 1.18）μm]大于TO株[（22.8 ± 1.73）μm， P = 0.001]，但小于标准株[（29.5 ± 1.28）μm， P = 0.001]。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显示，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及形成阶段，唑类抗真菌药物对TEVO株的SMIC值大于TO株；生物膜成熟阶段，3株菌生物膜的SMIC值均大于1 024 mg/L。 结论:在宿主内环境和抗真菌药物的双重压力下，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发生了适应性改变，并增强了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

目的:分析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探索其预后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我院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特征以及病情转归等资料。结果:共纳入70例临床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例，其中男57例（57/70，81%），女13例（13/70，19%）；70例患者年龄45~78（65.2±6.3）岁，46例（66%）有吸烟史，26例（37%）合并肺气肿，19例（27%）既往合并间质性肺疾病，26例（37%）既往有胸部放疗史。开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到出现免疫性肺炎的时间间距为（122.7±106.9）d（范围：2~458 d），胸部CT表现主要为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30例）、机化性肺炎型（26例）及混合型（11例），病情分级主要为2级及3级（分别为21例、34例），有17例合并其他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包括皮疹、肝炎、肠炎、甲状腺炎等）。半数（36例）患者存在发热，所有患者血沉升高，52例C反应蛋白升高，34例患者血乳酸脱氢酶升高。大部分（50例，71%）患者接受泼尼松［或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当量］≥1 mg·kg -1·d -1作为起始治疗方案。并发肺部感染（ OR值为4.44， P=0.03）、使用抗真菌药物（ OR值为5.10， P=0.03）或治疗量磺胺（ OR值为4.86， P=0.04）、泼尼松（或激素当量）1 mg·kg -1·d -1应用时间越长（ Z值为-2.33， P=0.02）可能是免疫性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结论:有吸烟史的、老年男性患者是本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主要人群。胸部CT以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机化性肺炎型为主；并发肺部真菌感染或肺孢子菌感染、足量激素使用时间更长可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目的:通过分析艾滋病合并播散性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特征，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收治的71例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和病原学资料。结果:71例患者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发热，其次是咳嗽、咳痰，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70.4%(50/71)的患者至少存在2种合并症，以口腔念珠菌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梅毒、肺孢子菌肺炎、细菌性肺炎较常见。患者多存在血红蛋白[(87.8±24.2) g/L]和白蛋白[(27.3±7.0) g/L]的明显降低，以及红细胞沉降率[(59.8±28.6) mm/1 h]和C反应蛋白[(74.7±50.8) mg/L]的明显升高。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为7×10 6/L。外周血NTM培养报阳的中位时间为260 h。71例患者中，鸟分枝杆菌40例(56.3%)，胞内分枝杆菌15例(21.1%)，哥伦比亚分枝杆菌10例(14.1%)，马萨分枝杆菌3例(4.2%)，堪萨斯分枝杆菌3例(4.2%)。影像学检查以肺部斑片影和小结节影最为常见，患者大多存在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和脾大。 结论:艾滋病合并播散性NTM病多发生在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患者，所感染菌种绝大多数属于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群，尽早获得NTM的病原学证据是指导临床正确诊断和精准治疗的关键。

目的:探讨外周血病原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在重症肺孢子菌肺炎(PCP)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并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类疾病的认识。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法，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南京鼓楼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通过外周血mNGS确诊的7例重症非HIV感染者PCP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治疗以及预后。结果:7例患者，男2例，女5例，年龄64(57，65)岁，年龄范围为36~66岁，均有长期服用激素药物史，其中3例患者同时服用免疫抑制剂，主要症状包括发热、气喘、咳嗽，实验室检查显示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均降低，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均小于0.2×10 9/L，外周血CD8 +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均小于0.3×10 9/L，血清G试验、乳酸脱氢酶均增高，血气分析均提示Ⅰ型呼吸衰竭，影像学主要表现为两肺弥漫性磨玻璃影，并可见囊状影、实变影。7例患者外周血mNGS均检出肺孢子菌，治疗上7例患者均给予口服复方磺胺甲恶唑并联合克林霉素及卡泊芬净治疗PCP，同时给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抗炎平喘，并联合其他抗生素抗感染治疗，6例患者给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支持治疗，1例患者给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最终2例患者好转出院，其余5例患者死亡。 结论:重症非HIV者PCP起病急、预后差、病死率高，主要发生在免疫抑制人群，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气喘、影像学表现为磨玻璃影、囊状影及实变影，外周血mNGS检查能够为诊断重症PCP提供依据，为治疗争取时间，减少病死率。

患者女性，47岁。因恶心、呕吐半年，发现肾功能异常（血肌酐255 μmol/L）3 d就诊，入院检查发现近端肾小管酸中毒合并贫血，排除自身免疫病、药物、毒物、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等继发因素，肾脏穿刺活检组织病理提示急性间质性肾炎，予泼尼松50 mg/d；碳酸氢钠4 g，3次/d；促红细胞生成素3 000 U，2次/周；氯化钾缓释片500 mg，3次/d；碳酸钙500 mg，3次/d；骨化三醇0.5 μg，1次/d。患者血肌酐恢复至90 μmol/L，但随诊期间患者恶心呕吐加重，再次检查发现合并乳酸酸中毒（乳酸14.1 mmol/L）。骨髓穿刺提示非霍奇金淋巴瘤，予CHOP方案化疗，期间乳酸酸中毒逐步好转（乳酸由14.5 mmol/L降至3.1 mmol/L），半个月后发生重症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最终放弃治疗出院。

[目的]探究无患子(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雄性不育品种'琦蕊'雄花不同发育时期的细胞学特征及差异表达基因,为深入解析无患子雄性不育发生的分子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观察雄花花药不同发育过程的细胞学特点基础上,进一步利用RNA-Seq技术分别对小孢子母细胞时期(T1)、四分体时期(T2)、单核小孢子时期(T3)的雄花进行转录组比较分析,筛选关键差异表达基因.[结果]'琦蕊'绒毡层和内层细胞的持续膨大与增殖使得药室结构混乱,药室空间不足,最终导致无可育花粉产生.内源激素测定发现,茉莉酸水平在'琦蕊'雄花发育过程中呈下降趋势.3 个时期的转录组分析共筛选到 2 990 个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其中T2_vs_T1 中 722 个(516 个上调,206 个下调),T3_vs_T2 中 1 741 个(765个上调,976 个下调).GO和KEGG分析表明,这些DEGs主要富集在代谢过程、细胞分裂、花粉壁合成、激素信号转导等方面,共鉴定到 32 个花粉发育相关DEGs、27 个激素合成及信号转导DEGs.随机选取 9 个DEGs进行RT-qPCR分析,结果与RNA-Seq数据趋势一致,证明转录组数据的准确性.[结论]绒毡层细胞持续增殖和内层细胞延迟退化不断挤压小孢子是导致无患子'琦蕊'雄性不育发生的主要原因,物质代谢、细胞分裂、激素水平、花粉发育等相关基因在雄性不育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研究湖北黄精花部形态结构特征和大小孢子发生及雌雄配子体发育过程,以丰富黄精属植物的生殖生物学理论,为进一步开展湖北黄精的品种选育提供依据.[方法]以不同发育时期的湖北黄精花芽为试验材料,用显微观察法观察花部形态结构特征,石蜡切片技术对单花雌雄蕊进行切片观察.[结果]湖北黄精的花被为白色或淡黄绿色,花被筒近喉部稍缢缩;具6枚雄蕊,花丝下端与花被合生,花药开裂方式为纵裂;雌蕊子房上位,3心皮,花柱与子房等长.湖北黄精花药壁由4层细胞组成,成熟的绒毡层具多核,绒毡层发育类型为分泌型;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为连续型,四分体呈左右对称型排列,成熟花粉粒为2-细胞型;存在小孢子发育不同步的现象.雌蕊胚珠具双珠被、厚珠心;四分体呈直线型排列,胚囊发育类型为蓼型;存在双胚囊胚珠现象.在雄蕊的花药壁和雌蕊的子房壁都观察到有束状草酸钙针晶.[结论]湖北黄精雌雄蕊具有较原始的发育特征,虽然在发育过程中都存在异常现象,但雄蕊最终能形成正常的雄配子体,雌蕊低频率的双胚囊现象对总体受精结果影响很小.湖北黄精杂交育种可以选择花药开裂前一时期的花粉,花药壁和子房壁观察到的束状草酸钙针晶无法作为湖北黄精物种鉴定的依据.

甘蓝型油菜(Brassica napus L.)是我国目前的主栽油菜类型,其花蕾发育包含一系列复杂的代谢和调控过程,尤其是小孢子成熟前的早期发育过程对油菜育性影响较大.本研究首先通过组织形态学观察,确定甘蓝型油菜花蕾大小在 1～3 mm时期,对应于雄蕊发育的 5～9期.利用高通量的HPLC-MS/MS质谱测序技术,对该发育时段的花蕾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共鉴定到13 444 个蛋白,比较各时期鉴定到的蛋白筛选出613 个差异表达蛋白.对差异蛋白的功能进行分析,发现细胞壁建成、脂质代谢、细胞转运相关蛋白大量上调,这将有利于花蕾发育过程中的细胞建成和花粉发育;核酸相关蛋白表达与含量变化迅速,这与该时段细胞的急剧分裂与生长的代谢过程一致;而ABCDE发育模型相关蛋白的表达未发生显著变化,可能具有除诱导花蕾分化外的其他功能.研究结果说明油菜花蕾发育早期细胞代谢旺盛,大量代谢相关蛋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将为进一步分析花蕾发育过程中的代谢及调控过程提供基础.

被子植物中部分类群的花药开裂方式为孔裂,人们对此类花药的发育与散粉孔的形成及散粉机制了解甚少.杜鹃属(Rhododendron)植物的花药普遍为顶孔开裂,为探究其花药的发育和散粉孔的形成及散粉机制,该研究对锦绣杜鹃(Rhododendron × pulchrum)进行了解剖观察和石蜡切片.结果表明:(1)锦绣杜鹃花药顶端成孔区与花药主体具有不同的组织构成,成孔区由薄壁组织构成,起源于雄蕊原基顶端的分生组织,花粉成熟时薄壁细胞分解成为散粉孔;花药的主体由孢原细胞发育而来,孢原细胞经多次分裂分化成为具多层花药壁的花粉囊.(2)锦绣杜鹃的花药壁在小孢子母细胞至小孢子四分体时期发育完全,有6～7层细胞,包括1层表皮、2～3层药室内壁、1～2层中层和1层绒毡层,中层在小孢子四分体形成后即分解,绒毡层在花粉完全成熟前分解消失,花药壁在花粉成熟时有表皮和2～3层药室内壁.(3)与纵裂型花药不同,锦绣杜鹃的药室内壁在花粉成熟时不发生纤维化,但因积累多糖而增厚,具有韧性和弹性.(4)锦绣杜鹃花粉发育过程中小孢子母细胞产生的4个小孢子不分离,成熟花粉为四合花粉,花粉间具有粘丝.推测锦绣杜鹃具多层药室内壁且加厚可使花粉囊空间缩小,从而将上部花粉"挤出"散粉孔,而花粉间的粘丝使昆虫传粉时可将花粉成团带出,其药室内壁多层且积累多糖是与顶孔开裂相适应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