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气候和环境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学术界围绕细石叶技术产生很多讨论,其中起源、技术演变及技术类型的区域分布是被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细石叶技术可分为初始、成熟、简约几个技术发展阶段,压制法的运用是细石叶技术成熟的关键,细小化的特点决定了各类细石叶使用功能上的区别并不显著.因而在实践层面上,细石叶技术的判定应重视石核和产品形态、技术生产流程、产品的使用意义、强调剥片策略分析,不应限定细石叶的剥制方法.末次盛冰期时,华北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日本北部等所构成的"北方区域"形成分别以船形石核、两面预制的楔形石核为主的二元分化格局,虽然出现过文化上的交叉融合,但是两个区存在以宽、窄楔形石核为主的现象,二元状态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成熟、分化与H3、H2、末次盛冰期几次冷事件间有较好的耦合关系,显示出环境驱动力仍然是导致史前人类生存策略变化的关键因素.

太子陵旧石器地点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境内.2005年旧石器专项调查时发现该地点,2015年进行复查,2021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50 m2,出土石制品158件.石制品原料系就地取材于遗址附近河床或基岩.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以及断块等.剥片采用锤击和砸击法;石器以小型为主,包括边刮器、凹缺器、尖刃器和砍砸器等,加工方向以正向居多.根据地层堆积以及石制品面貌判断,该地点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另外,在该地点的第6文化层出土了 1件研磨类石器,这件具有磨光痕迹的砺石为东亚地区研磨类石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显示了中国北方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与欧亚大陆的紧密联系.

云南鹤庆蝙蝠洞旧石器遗址地处金沙江中游,是一处废弃的采石场.洞穴顶部、入口与前部受早期采石破坏严重.2019年,我们为配合基本建设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区距离洞口位置约30余米.遗址地层堆积可划分为文化堆积和洞穴下部裂隙堆积两部分;其中,文化堆积厚2.3 m,包含10个小层堆积,分上与下两个文化层.本次在文化层发现部分人类化石、石制品和大量动物化石,在下部裂隙堆积中仅发现一些动物化石.遗址下文化层出土石制品数量较多,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共存;上文化层以石片石器为主.动物化石以鹿和牛为主,属于100余个个体,部分碎骨表面还分布有人工痕迹.铀系法测年显示,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在距今18-14万年之间,上文化层顶部的年代距今约为7万年.

本文是对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圣王坪遗址2020年调查发现的石制品研究.调查共获得石制品1717件;其中,地表采集11件,含细石器技术制品;清理地层剖面获得1706件,属旧石器文化遗存.剖面分4个层位,第3层和第4层是文化层的主体,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和结论来源.石制品以小型和微型为主,原料以燧石为主.砸击技术占重要地位,尤其是第3层石核剥片的主要技术;该技术多应用于隐晶质的燧石和脉石英原料,具有相对较高的剥片程度,更适用于小型毛坯的开发与利用.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要类型,但第3层比第4层多了楔形析器和齿状器两种类型.石器修理锤击法,修理程度有限,缺乏再修理过程.遗址属于小型石片石器传统,第4层中部木炭样品的测年数据校正后为45590±510BPcal,说明是晋南地区目前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近年来,随着距今8 000-7 000年跨湖桥文化和万年之久的上山文化的相继发现,浙江钱塘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环境考古工作也随之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通过该区域诸暨楼家桥遗址文化层的AMS14C年代测定和孢粉详细分析,重建了遗址区距今约6 500年以来的植被环境及人类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对文化层中间的间歇层成因进行了重点剖析.结果表明在楼家桥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研究区孢粉组合以青冈属(Cyclobalanopsis)、栎属(Quercus)为主,指示了遗址点附近分布有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反映当时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人类渔猎和采集的定居生活,同时水稻农业已具一定规模.此时受人类干扰作用较小,地带性植被并未发生改变.随后距今约6 100年文化层中断,形成了自然沉积的间歇层,其孢粉组合面貌显得十分“异常”,主要表现为松属(Pinus)骤增;少量的云杉属(Picea)、冷杉属(Abies)和铁杉属(Tsuga)组成的亚高山针叶植物首次出现;与海相相关的刺甲藻属(Spiniferites)、舌形藻属(Lingulodinium)首次集中出现;同时,淡水盘星藻属(Pediastrum)持续产出.结合钱塘江区域全新世环境演变特点,推断当时杭州湾已经形成,其强烈的海潮上涌顶托造成河水阻塞,受海水及河水淹没的共同作用,从而导致文化层突然中断,不利的环境迫使古人类放弃遗址居住点.此后,随着水灾等环境改善,河姆渡文化晚期先民重返楼家桥.此时,孢粉组合发生了显著改变,以栎属为优势的次生阔叶林形成,说明随着人类稻作农业活动强度的增大,森林植被受到了较强的干扰.

园艺场旧石器地点发现于2016年6月,次年5月复查.文化层埋藏于蒙阴县蒙阴街道办、东汶河南岸低山冲沟西北面的阶地中,在夹杂角砾的浅黄色砂质黏土层中及地表发现石制品43件,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残片.石料均采自附近河流阶地底部砾石层.剥片与石器修理均采用硬锤锤击法;石制品为小型和中型;石器包括刮削器和凹缺刮器2类,加工方向颇具特色,多为反向及转向;刮削器是主要类型.地貌与地层对比可知,石制品埋藏于上更新统地层中,推测遗址时代大致为晚更新世晚期.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改变了人类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作为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关中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的探索,将为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文化交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人类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等热点问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不同遗址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受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呈现时空差异.老官台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中旱作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成为先民生业模式的主体,但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水稻与小麦先后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水稻对仰韶文化中期先民的食谱产生影响,而同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龙山文化,黍、粟农业比重下降,水稻含量相对增加,并对先民与家畜的食谱产生影响;肉食获取方式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许昌人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镇,2005-2017年发掘,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2007、2014年在9号探方出土包括2颗“许昌人”头骨在内的5个古人类个体,大量的石制品和21种哺乳动物化石.头骨具有东亚古人类、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镶嵌特征,可能代表一种新型的古老型人类.石制品研究显示,石核类型多样,且以小型双锥形盘状石核为特色;小型工具类型分异明显、加工精细,显示出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的工具技术,而与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工具技术上的特点较为一致.此外,遗址出土7件软锤工具,以动物长骨或鹿角为原料,用以修理石质工具.软锤工具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遗址形成过程的分析,“许昌人”生活时期的沉积环境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部灰绿色滨湖相粉砂堆积所指示的水流动力相对较弱的沉积环境,中部综红色粉砂堆积所指示的水流动力相对较强的沉积环境,以及上部浅棕红色粉砂堆积所指示的相对冷湿、水动力仍然较强的沉积环境.尽管存在水动力强弱上的相对变化,但水动力总体上并不大,以低能量水流为主,文化遗物属于原地埋藏.今后将开展人类艺术行为能力、古人用软锤和压制法制作石器的技术、动物埋藏学和年代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马梁遗址地处泥河湾盆地东缘,发现于1983年,并于同年及2006、2008年分别进行小规模发掘,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16年,为建立该区域早-中更新世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低于马梁遗址文化层约3m的马梁第10地点开展试掘,发掘面积18m2,出土石制品197件,动物化石1500余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石英砂岩和白云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砾石、岩块、断块和碎屑等.技术上,以硬锤锤击为主要打制技术,石核剥坯较为简单,未见修理台面,工具加工缺乏“精制品”,表现出较为单一和简单化的石器工业面貌.

蔚县盆地地处泥河湾盆地(广义)东南部,其河湖相地层内保留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信息,在研究中国北方更新世人类演化和生存行为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吉家庄遗址是近年来新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遗址,埋藏于吉家庄镇以北的河湖相地层内.遗址发现于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2016年对其四个地点(JJZ-A、JJZ-B、JJZ-C和JJZ-D)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76m2,出土190件石质标本和178件动物化石.遗址剖面堆积物以棕灰-棕黄-灰绿-灰黑色细砂、粉砂和黏土为主,文化遗物出自棕灰色-棕黄色细砂和粉砂层内.对代表性地点JJZ-B遗址成因(标本风化磨蚀状况、个体大小和空间聚集特征等)分析表明,遗址形成过程中仅受到湖泊片流改造且程度较弱.石制品原料均来自遗址东北约6km外的玉皇山,岩性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锤击法剥片和修理石器,剥片和修理相对较为彻底和精致,部分石片显示小台面且保留唇的特点,显示早期人类的石器技术相对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模式1 (Oldowan-like)工业较为进步.哺乳动物化石较破碎,地层对比显示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为中更新世.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人类在蔚县盆地的生活方式以及探求泥河湾盆地古人类在早-中更新世石器技术演变及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