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点为史前人类演化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通过对云南巍山云岭横断山脉南延部分发现的三鹤洞地点进行试掘,在地层中发现丰富的动物骨骼,且数量从早到晚有逐渐增多的趋势;AMS 14C测年结果表明,该地点文化层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MIS 3早期以针叶林为主,含有一定量铁杉,林下生长水龙骨科和凤尾蕨等蕨类植物晚期植被仍然以针叶林为主,林下草本植物增多,气候温和湿润;对探沟内出土和地表采集的共15件石制品进行分析,表明该地点为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与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砾石石器传统较为接近.综合分析结果表明,MIS 3阶段气候温和湿润,三鹤洞古人类活动逐渐增强,动物性食物是三鹤洞地点古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MIS 2寒冷期人类活动中断,说明末次冰期气候波动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对古人类活动有较大影响.三鹤洞地点的发现和综合研究对于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南地区古人类的环境适应策略能提供重要参考.

河南淅川下寨遗址史前人骨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揭示了不同时期史前先民的食谱特征.仰韶晚期先民(δ13C=-10.2±1.4‰,δ15N=9.4±0.5‰,n=19)以粟黍为主粮,与同时期中原先民相似;石家河文化时期先民(δ13C=-13.6±2.1‰,δ15N=9.5±0.9‰,n=28)呈现稻粟黍混合的食谱特征,水稻与旱地作物的氮同位素特征差异导致先民食谱特征内部出现明显差异;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时期先民δ13C平均值为-9.9±1.2‰(n=21),表明粟黍重新成为当地主粮,食谱特征的内部差异也明显降低.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农作物体系和先民食物结构.粟黍和水稻在先民食谱中的地位变化也反映了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对该地区的交替影响.

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气候和环境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学术界围绕细石叶技术产生很多讨论,其中起源、技术演变及技术类型的区域分布是被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细石叶技术可分为初始、成熟、简约几个技术发展阶段,压制法的运用是细石叶技术成熟的关键,细小化的特点决定了各类细石叶使用功能上的区别并不显著.因而在实践层面上,细石叶技术的判定应重视石核和产品形态、技术生产流程、产品的使用意义、强调剥片策略分析,不应限定细石叶的剥制方法.末次盛冰期时,华北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日本北部等所构成的"北方区域"形成分别以船形石核、两面预制的楔形石核为主的二元分化格局,虽然出现过文化上的交叉融合,但是两个区存在以宽、窄楔形石核为主的现象,二元状态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成熟、分化与H3、H2、末次盛冰期几次冷事件间有较好的耦合关系,显示出环境驱动力仍然是导致史前人类生存策略变化的关键因素.

极端气候环境事件及其引起的早期人类经济模式转变是过去全球变化领域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针对9200 BP气候事件对史前人类行为方式的影响一直缺乏研究.广西是珠江流域的重要区域之一,具有独特的植被、气候和环境背景,既是史前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点地区,也是应对气候突变和气候事件的理想避难所,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环境适应研究的难得实验场.本文基于AMS 14C年代学以及植硅体与孢粉等微体遗存记录,对广西崇左江西岸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气候环境背景与生业经济模式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西江西岸遗址新石器时代地层的年代为9300-9100 BP;在9200 BP气候事件中,该遗址周边环境呈现明显的冷干化趋势;该阶段人类可选择的植物资源较少,而地层中则发现了大量的螺壳、蚌壳和水牛、犀牛、象等水生动物与哺乳动物遗骸以及渔猎工具.上述结果表明,广西江西岸遗址的气候在9200 BP时处于冷干期,导致可采集的植物资源减少,因此,江西岸遗址的人类可能选择渔猎方式适应生存.这一研究为深入理解亚洲季风区早全新世重要气候事件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线索.

蒙古国位于中国北方和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原之间,这一独特地理位置促使它成为了自更新世以来的区域文化的联系走廊.蒙古国西南部的巴彦洪格尔省察干阿贵和奇肯阿贵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蒙古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可追溯到距今3.3～2.7万年前.本文对巴彦洪格尔省北部Galuut区TsagaanTuruut河谷6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与遗迹进行了考古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遗址的剥片技术主要基于盘状石核和棱柱状石叶石核,新发现的这些遗址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蒙古国中部以及更大的中亚地区史前史的了解.对这6处遗址的石制品组合分析表明,这些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具有文化的连续性,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尖状器与大型两面器.Tsagaan-Baast谷地中从石器样本层位下出土的骨样本的14C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不晚于距今43500年前.

站马屯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南郊十八里河镇.2009～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站马屯遗址进行发掘,于西区发现丰富的仰韶晚期秦王寨文化遗存.本文对此次发掘的秦王寨文化遗存中保存较好的45例颅骨(男性25例,女性20例)进行了颅面形态的观察与测量,并与史前不同考古学文化颅骨组做对比.结果表明,在颅面形态上,站马屯组颅骨与郑州地区秦王寨文化的汪沟组、西山组等最接近,与大汶口文化的西夏侯组有很多相似之处,且几组颅骨都存在枕部变形和拔牙习俗;但仰韶文化中心分布区诸颅骨组基本不见以上习俗,在颅面形态上与站马屯组也相差较远.站马屯两性之间有少许差异,男性与江淮地区的龙虬庄组、女性与北方的姜家梁组分别有较多相似性.站马屯组在颅面特征上以共性为主,并有少量差异.整体而言,站马屯遗址人群构成具有多源性和融合性,与秦王寨文化面貌复杂、因素多元的显著特点一致.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改变了人类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作为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关中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的探索,将为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文化交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人类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等热点问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不同遗址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受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呈现时空差异.老官台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中旱作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成为先民生业模式的主体,但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水稻与小麦先后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水稻对仰韶文化中期先民的食谱产生影响,而同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龙山文化,黍、粟农业比重下降,水稻含量相对增加,并对先民与家畜的食谱产生影响;肉食获取方式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音乐是一种古老的生物性语言,从史前文明到巴洛克时期都有使用早期音乐治疗的记载,它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主要是基于古人对“音乐可以治愈身心”一说的文化信仰[1-2],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随着脑科学的发展,现代音乐治疗逐渐建立起来[1].根据美国音乐治疗协会(the American music therapy association,AMTA)的定义,音乐治疗是为了达到个性化目标,习得音乐治疗的专业治疗人士所进行的音乐干预的临床与循证应用[3].

本文回顾了一百多年来细石叶工业在我国的发现和研究,以及从戈壁石核开始的各国学者对亚美史前文化联系的国际探索.目前细石叶的年代以俄国阿尔泰山地区的发现为最早,而在美国俄勒冈州则延续到公元1000年左右.早期的细石叶研究主要采取了分类描述和传播论的文化历史学范式.借鉴日本学者的方法,我国学者开始采用技术-类型学来根据细石核剥片过程对出土材料进行分类,命名了各种楔形石核的技法.之后,我国学者尝试从功能-适应的视角来对细石叶工业进行研究和解释.本文第二作者对以前的方法论做了再思,提出了“细石叶社群”的概念.旨在从环境适应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思考细石叶社群的结构、信息交流和技术知识的互动,深入研究这类技术的发明和扩散的动因,以便更好了解这类石器技术在史前狩猎采集群中的文化意义和适应优势.

江西沟2号遗址(JXG2)发现于2004年,2012年围绕地层测年及环境研究开展了小面积试掘.本文通过对2012年出土的659件石制品进行的观察和初步研究,并结合其他出土遗物及考古年代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对遗址所反映的史前人类行为的变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作了初步报告.根据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指石制品和陶片)的差异,遗址可以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上文化层为10～80cm,包含陶片和细石器为主的石制品;下文化层为距地表80cm以下的堆积,该层仅包含石制品,其中除以燧石为原料的细石器产品,同时出土石英砸击产品.光释光和AMS14C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全新世中期,遗址石制品原料和技术变化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该时段区域内史前人类的行为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