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住院结核患者发生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B-DILI）的影响因素，并建立Nomogram风险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收治的5 681例住院结核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 342例，女2 339例，将住院治疗过程中发生ATB-DILI的患者作为病例组（214例），非ATB-DILI患者作为对照组（5 427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基线特征、结核病情、行为及疾病相关资料等，经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筛选分析影响因素，据此构建Nomogram模型并进行验证。使用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临床实际应用价值。结果:本次研究中共有3.8%（214/5 681）例患者发生ATB-DILI。经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肺外结核（ OR=1.876， P<0.001）、营养不良（ OR=4.411， P<0.001）、合并基础肝病（ OR=4.961， P<0.001）以及间断使用护肝药（ OR=2.137， P=0.007）是其发生ATB-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全程使用护肝药（ OR=0.292， P<0.001）是其保护因素。将以上5个相关影响因素构建Nomogram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49（95% CI：0.713~0.786），敏感度0.640，特异度0.752。使用Bootstrap法内部重复抽样1 000次进行验证，平均绝对误差0.003，校正曲线和理想曲线基本拟合，预测值和实际值一致性较好。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模型具有较好拟合度（ χ2=3.068， P=0.381）。决策曲线显示Nomogram模型在高风险阈值范围（0.10~0.68）时，有着一定的临床实用性。 结论:本次研究所构建的住院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Nomogram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性、一致性和临床实用性，能为临床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防控ATB-DILI并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乙胺丁醇是一线抗结核治疗方案的基本药物，也是复治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治疗方案中的备选药物。近年来由乙胺丁醇引起的药物性肝损伤报道逐渐增多，但对其多缺乏系统性认识。现对乙胺丁醇所致肝损伤的临床表现、诊断、管理、发病机制和风险因素等进行介绍，说明乙胺丁醇所致肝损伤发生率虽较低，但可造成严重不良反应，其所致肝损伤多在再用药时被发现，临床表现和生物化学检查指标改变更突出，在抗结核治疗时需特别警惕。

目的: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常见原因、临床特点和治疗结局，为规避发生风险和改善预后提供参考。方法:对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医院的384例DILI患者的一般情况、用药史、肝损伤临床分型、肝损伤程度分级和临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84例DILI患者中，年龄>60岁者占49.7%（191/384）。引起DILI前3位的药物种类分别为抗菌药物（40.6%，156/384）、抗结核药（20.3%，78/384）和提高免疫类中药汤剂（15.6%，60/384）。提高免疫类中药汤剂引起的DILI以胆汁淤积型为主，占65.0%（39/60），高于肝细胞型18.3%（11/60）和混合型16.7%（10/60）（χ 2=40.650， P<0.01）；抗肿瘤化疗药引起的DILI以肝细胞型为主，占56.8%（25/44），高于胆汁淤积型27.3%（12/44）和混合型15.9%（7/44）（χ 2=17.659， P<0.01）。4级肝损伤患者治疗无效的比例（5/10）和5级肝损伤患者死亡的比例（8/8）均高于较低级别的肝损伤组（χ 2=157.218， P<0.01；χ 2=320.917， P<0.01）。 结论:DILI的发生风险和肝损伤的临床分型与药物种类有关，肝损伤程度重者疾病预后差。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重要的药物不良反应，严重者可导致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目前，DILI的诊断仍是排他性的策略，因此，详细的病史采集、全面仔细地排除肝损伤的其他潜在病因，是建立正确诊断的关键。本指南根据最新研究进展提供的循证医学证据制定，旨在为临床医生在实践中如何及时识别疑似DILI患者，规范诊断和管理提供专业的指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南也专门重点阐述了慢性肝病基础上的DILI、药物导致的肝炎病毒再激活、DILI的常见病因（草药和膳食补充剂、抗结核药物、抗肿瘤药物），以及临床试验中DILI的信号和评估等内容。

目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多重logistic回归建立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B-DILI）的预测模型，评价和比较2个模型的性能。方法: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句容市人民医院和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结核病住院患者临床及实验室检查数据。根据是否发生ATB-DILI将患者分为发生和未发生ATB-DILI组，比较2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按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基于训练集数据，分别采用多重logistic回归和CNN建立ATB-DILI预测模型；基于训练集和测试集数据，对2个模型预测ATB-DILI的准确度进行验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2种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和曲线下面积（AUC）。结果:共有3 012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294例（9.76%）被诊断为ATB-DILI；训练集2 108例，测试集904例。多重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肝病史、低白蛋白血症和未预防性使用保肝药是ATB-DILI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并以独立风险因素构建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方程。采用CNN对训练集患者数据的深度学习和分析结果显示，对ATB-DILI发生影响最大的前5位风险因素分别为肝病史、年龄、未预防使用保肝药、低白蛋白血症及饮酒，以前5位风险因素构建CNN模型。采用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的训练集与测试集患者ATB-DILI发生的总准确率分别为87.62%和88.27%；采用CNN模型预测训练集与测试集患者ATB-DILI发生的总准确率分别为92.36%和91.70%。CNN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AUC均高于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和CNN模型对ATB-DILI发生的预测性能均较好。但相较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CNN模型对结核病住院患者ATB-DILI发生的预测性能更佳。

目前，儿童结核病仍是严重危害儿童身体健康的传染性疾病，抗结核治疗是其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儿童抗结核治疗的疗程一般较长且需要多种药物联合应用，使得药物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明显升高，因此儿科医师掌握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对于儿童结核病的合理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儿童抗结核治疗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皮肤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药物热、球后神经炎。对于不良反应轻、可耐受的患儿，应对症处理并继续抗结核治疗；如不良反应严重或者不能耐受，应及时停药。如不良反应复杂、严重或者罕见，应进行多学科讨论，做出最优的临床决策。

目的:探讨初治药物敏感继发性肺结核患者标准化治疗过程中及治愈停药后肝脏密度变化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根据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纳入2014年1月至2019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和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抗结核治疗过程中肝脏密度不同程度减低的继发性肺结核患者34例，治疗前行胸部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检查和痰菌培养。给予标准化治疗方案，根据3、9、12个月疗程分为3组，治疗3、6、9、12个月及治愈停药后3、6、12个月监测肝脏密度及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3组于治疗期肝脏平均密度逐渐降低，治愈停药后逐渐回升。6个月疗程组于治疗3、6个月分别有5例和9例脂肪肝，治愈停药后3、6、12个月分别有6、2、0例脂肪肝；9个月疗程组治疗3、6、9个月分别有4、8、11例脂肪肝，治愈停药后3、6、12个月分别有7、2、0例脂肪肝；12个月疗程组治疗3、6、9、12个月分别有5、10、14、14例脂肪肝，治愈停药后3、6、12个月分别有12、10、5例脂肪肝。在治疗过程中部分肝脏密度出现不均匀减低，治疗6、9、12个月及停药后3、6个月肝左叶密度分别为(49.8±4.0)、(45.0±3.9)、(37.0±9.9)、(45.3±8.1)、(48.4±6.6) HU，肝右叶密度分别为(44.0±6.1)、(37.2±7.7)、(25.5±15.8)、(38.5±11.7)、(43.8±9.9) H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611、4.512、2.307、2.803、2.291，均 P<0.05)，治疗3个月及停药后12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573、1.199，均 P>0.05)。各有2例患者的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于治疗3、6个月升高(丙氨酸转氨酶>2倍正常值上限，天冬氨酸转氨酶<2倍正常值上限)，碱性磷酸酶和总胆红素均未检测出异常。 结论:抗结核治疗过程中肝脏密度逐渐减低并出现不均匀脂肪肝，而停药后逐渐恢复正常或减轻，脂肪肝程度与肝功能指标(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和总胆红素)变化不同步，属于慢性可逆性损伤。

临床上经常遇到结核病（TB）合并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需要同时治疗。当抗HCV和抗TB药物联用时需要考虑药物-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DDIs）、抗TB药物诱导的肝毒性，以及肝脏疾病状态。现重点讨论常用抗TB和抗HCV药物的代谢机制和联用药物的选择，为TB合并HCV感染患者提供合理的用药选择。

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B-DILI）是结核病患者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目前ATB-DILI的诊断主要依赖于转氨酶等传统生物标志物，但这些指标对肝毒性特异性低，不能解释肝损伤机制，无法预测ATB-DILI的早期发病。本文通过ATB-DILI早期预测、严重程度预测以及治疗和预防三个方面，对目前有潜在前景的ATB-DILI生物标志物作一阐述。

目的:探讨结核病初治患者发生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nti-tuberculosis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ATB-DILI)的危险因素，为初次抗结核治疗的患者避免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结核病初治患者177例，根据患者抗结核治疗期间是否发生ATB-DILI分为非ATB-DILI组和ATB-DILI组。收集两组患者进行抗结核治疗前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等一般情况，肝脏生物化学指标、凝血酶原时间、血清铁蛋白水平，基础肝脏情况及一线肝毒性抗结核药物应用种类等资料。统计学分析采用曼-惠特尼 U检验和 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核病初治患者发生ATB-DILI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177例结核病初治患者的ATB-DILI发病率为20.3%(36/177)。非ATB-DILI组和ATB-DILI组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高血清铁蛋白发生率、一线肝毒性抗结核药物应用种类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13， Z＝－2.08, χ2＝9.08， Z＝－2.79，均 P<0.05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慢性病毒性肝病[比值比(odds ratio， OR)＝9.675， P<0.001]、一线肝毒性抗结核药物种类( OR＝4.863， P＝0.001)、ALT基线水平( OR＝1.016， P＝0.011)和高血清铁蛋白( OR＝3.336， P＝0.018)是ATB-DIL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一线肝毒性抗结核药物应用种类(回归系数为1.582)、ALT基线水平(回归系数为0.016)与ATB-DILI的发生呈正相关。 结论:慢性病毒性肝病、一线肝毒性抗结核药物应用种类、ALT基线水平、高血清铁蛋白是ATB-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