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非诺贝特联合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门诊诊断为UDCA生化应答不佳、加用非诺贝特治疗的早期PBC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联合治疗方案为非诺贝特+UDCA，疗效指标为有效率和生化应答率。联合治疗12个月时血清碱性磷酸酶（ALP）降至治疗前基线值以下为有效，降至<1.5×参考值上限为实现生化应答。安全性指标为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肝损伤、肾损伤等）发生率。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2例，男性12例，女性30例；加用非诺贝特时年龄为（53±10）岁；联合治疗时间为5 d~34个月。对34例联合治疗患者的疗效分析结果显示，治疗12个月时ALP平均水平较基线值下降，其中10例（29.4%）降至参考值范围，有效率为100%；治疗前ALP为235（210，32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34（104，19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34例患者中25例（73.5%）患者实现生化应答，治疗前ALP为221（198，25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25（99，143）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42例患者中16例（38.1%）发生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肝损伤8例（19.0%，其中1例合并烧心），肾损伤4例（9.5%），肌痛、颜面部水肿、烧心、头痛、皮肤瘙痒伴皮疹各1例（各2.3%）。8例肝损伤患者4例为轻度、1例为中度、3例为重度；轻度者未予干预，2个月后丙氨酸转氨酶（ALT）恢复至基线水平；中、重度者，停用非诺贝特并予保肝治疗后ALT和总胆红素均恢复至基线水平。4例肾损伤患者中2例停用非诺贝特后血清肌酐（Scr）恢复至基线水平；2例未停药，Scr自行恢复至参考值范围。 结论:非诺贝特联合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的早期PBC患者有效，有73.5%的患者实现生化应答。非诺贝特常见不良反应为肝损伤及肾损伤，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肝、肾功能。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20年1月15日至3月7日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DILI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DILI组和非DILI组。记录并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COVID-19分型、入院时和用药后肝功能检测结果、用药情况、用药后出现DILI的时间、DILI的治疗和预后，计算COVID-19患者DILI的发生率，将组间比较 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共有203例COVID-19出院患者符合纳入标准，36例患者出现DILI，发生率为17.73 %。DILI组和非DILI组（16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基础疾病为高血压、脂肪肝、胆石症者占比，COVID-19临床分型和用药种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组患者入院时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DILI组ALT、AST水平均高于用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DILI组患者用药后出现DILI的中位时间为8（6，11）d，患者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发生DILI后16例患者停用可疑药物并予以护肝治疗，6例仅停药未治疗，14例未停药但予护肝治疗；出院时36例患者中34例好转，2例肝功能未恢复至参考值范围。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男性（ OR=3.939，95 %CI：1.426~10.883， P=0.008）、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 OR=6.433，95 %CI：2.411~17.162， P<0.001）、基础疾病为脂肪肝（ OR=3.815，95 %CI：1.298~11.215， P=0.015）、胆石症（ OR=16.347，95 %CI：1.267~210.990， P=0.032）和用药种数>8种（ OR=10.181，95 %CI：3.606~28.744， P<0.001）是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DILI发生率为17.73 %，男性、COVID-19临床分型为重型和危重型、基础疾病为脂肪肝和胆石症以及用药种数>8种是COVID-19患者发生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导致肝损伤的相关性。方法:研究设计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提取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武汉市第一医院使用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卡泊芬净）治疗的成人患者出院病历，根据患者在卡泊芬净治疗期间的平均血清白蛋白水平将患者分为低白蛋白血症组和非低白蛋白血症组，选择性别、年龄、体重、基础疾病、住院时间等变量对低白蛋白血症组与非低白蛋白血症组患者按1∶1的比例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以发生药物性肝损伤为结局指标，比较2组PSM前后肝损伤的发生率。采用定群研究的方法计算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相对危险度（ RR）及其95%置信区间（ CI）。 结果:共纳入357例患者，男性202例（56.6%），女性155例（43.4%）；低白蛋白血症组72例（20.2%），非低白蛋白血症组285例（79.8%）。28例（7.8%）患者被评估为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21例在低白蛋白血症组，7例在非低白蛋白血症组。PSM前后2组肝损伤发生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9.2%（21/72）比2.5%（7/285）， P<0.001；29.2%（21/72）比2.8%（2/72）， P<0.001]。PSM后定群研究的结果显示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RR=10.500，95% CI：2.555~43.143），低白蛋白血症患者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发生率比非低白蛋白血症患者高26.39%。 结论: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目的: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25 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 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 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 OR）=0.76，95%置信区间（ 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 OR=2.00，95% 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 OR=0.96，95% 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1例63岁男性患者因尿急、尿痛，自行口服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0.2 mg、1次/d）和前列欣胶囊（2 g、3次/d）。服药25 d后，出现皮肤瘙痒、深茶色尿、恶心、乏力、食欲下降，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265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63 U/L，总胆红素（TBil）155.1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74.7 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80.4 μmol/L，碱性磷酸酶（ALP）261 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84 U/L。肝穿刺结果提示胆汁淤积型肝损伤。诊断：急性药物性肝损伤，可能与上述2药有关。停用上述2药，口服熊去氧胆酸250 mg、3次/d。停药42 d复查结果示ALT 368 U/L，AST 179 U/L，TBil 504.9 μmol/L，DBil 382.8 μmol/L，IBil 122.1 μmol/L，ALP 201 U/L，γ-GT 58 U/L。停药91d：ALT 78 U/L，AST 62 U/L，TBil 138.1 μmol/L，DBil 118.2 μmol/L，IBil 20.2 μmol/L，ALP 140 U/L，γ-GT 31 U/L。停药135 d肝功能恢复正常。

克唑替尼是一种作用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细胞间质表皮转化因子及c-ros肉瘤致癌因子1（ROS1）的多靶点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临床主要用于治疗ALK阳性和/或ROS1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肝损伤是克唑替尼十分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多数患者表现为无临床症状的转氨酶水平升高，极少数患者可出现致命性肝衰竭；发生机制与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和过度自噬、氧化应激、过敏反应等有关。克唑替尼相关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包括既往肝病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联合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H 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以及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和细胞色素P450基因多态性等。应用克唑替尼前，须对患者肝功能进行综合评估，治疗过程中加强监测，必要时采取暂时（再次使用时减量）或永久停药等措施。

肝脏是一种具有出色再生潜力的实性器官，其再生能力与肝脏疾病密切相关。深入研究肝再生的机制对于理解肝脏生物学和发展再生医学具有重要意义。小鼠凭借其技术、经济及解剖学等优势成为当前最优候选动物。目前已有的肝再生小鼠模型包括部分肝切除、化学药物损伤模型和基因工程模型等，本综述比较其优缺点及应用前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挖掘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血栓栓塞和肝毒性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08年10月至2023年9月收到的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不良事件（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检测3种TPO-RA相关血栓栓塞和肝毒性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 ROR值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PT被定义为风险信号。 结果:以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分别为25 215、18 762和1 204例，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相关血栓栓塞事件（TEE）PT 52、51和9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肾动脉栓塞、门静脉血栓、脾栓塞、脾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罗普司亭依次为动脉栓塞、脑血管闭塞、椎动脉闭塞、门静脉血栓、肠系膜血管血栓；阿伐曲泊帕依次为肾静脉血栓、门静脉血栓、脑静脉窦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分别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肝毒性风险信号（PT）25、14和4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前5位的PT为门静脉扩张、门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间接胆红素升高、慢性肝衰竭；罗普司亭为门静脉血栓、慢性肝衰竭、酒精性肝病、肝血肿、肝硬化；阿伐曲泊帕为门静脉血栓、肝功能检查异常、肝功能异常、肝酶升高。共挖掘出3种TPO-RA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肝毒性相关PT 24个，信号强度居前5位者为门静脉扩张、慢性肝衰竭、肝功能检查异常、酒精性肝病、眼黄疸。结论:TEE和肝毒性是3种TPO-RA共有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用TPO-RA前后应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警惕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

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本身和/或其代谢产物或由于机体对药物的特异质性反应所导致的肝损伤。2019年以来，欧洲肝病学会、美国胃肠病学会及亚太肝脏研究学会陆续对以往发布的DILI相关指南进行了更新。本文以3个更新版指南为基础，结合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药物性肝损伤基层诊疗指南（2019年）》和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就DILI的诊断和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DILI的诊治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