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源和粮食(WEF)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自2008年至今,WEF相关研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论文数量增加近百倍,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考虑目前只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亟待系统梳理已有研究以期指导未来发展,基于此采用定量及定性结合的方法梳理国内外WEF纽带关系的研究进展,通过解析国内外研究尺度、方法及对象的异同之处,力求研判我国WEF未来领域研究方向.结果表明:(1)2008-2022年WEF纽带研究大致可分为概念探索、初步开发和蓬勃发展三个阶段.(2)根据定量Citaspace方法发现,研究热点方面国际上侧重基于量化评估方法开展资源间的流动研究,国内则聚焦于影响因素分析以支撑政策制定;研究前沿方面国际研究逐步实现了从宏观管理到微观应用再到更深入的多要素化研究转变,相较而言国内研究较为滞后.(3)根据定性归纳总结发现,研究尺度方面共包括全球、国家、流域、区域、城市、家庭六种尺度,国际聚焦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尺度,而国内聚焦于WEF矛盾突出地区尺度,例如黄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研究方法方面国际聚焦于量化评估及模拟优化,而国内聚焦于量化评估和指标评价.研究对象方面国内外均聚焦于WEF内部研究.未来我国需在WEF纽带机理认识、研究尺度扩展、集成模型开发、外部要素耦合方面加强关注.

目的 分析评价地中海贫血防治政策、发现其政策工具使用与分布情况以及政策优缺点,提出改进建议.方法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构建了"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借助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进行定量评价.结果 研究发现:广西地中海贫血防治政策总体质量较高,但也存在着多部门联合发文较少,缺乏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18.46％),政策性质略显模糊,政策时效难以做到长期与短期兼顾等问题.结论 地中海贫血防治政策应从增加需求型工具利用、兼顾政策长短期时效、动员多主体参与等方面入手提升政策质量.

目的 对中国医用耗材管理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识别政策的要点与薄弱环节,为完善医用耗材管理政策提供证据支持.方法 对2018-2023年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的医用耗材相关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估,筛选并深入剖析政策,利用政策建模一致性(PMC)指数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构建指标体系对筛选出的9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 9项政策的PMC指数均值为6.04,5项为优秀级政策,4项为合格级政策.结论 医用耗材管理政策总体呈现良好状态,但在政策内容、发布机构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应结合中国市场环境与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的医用耗材管理政策.

目的:从政策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分析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为完善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体系提供参考。方法:以"中医""中医药""健康服务"为关键词，在国家政府机构官方网站检索2012—2022年印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政策文件，提取政策文本条目并进行编码。构建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和政策生命周期(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的二维分析框架，量化分析政策文本。结果:共纳入政策文件58份，包含文本条目2 898条。经分析，使用供给型工具的条目占比较高(40.57%，1 176条)，其次为环境型(38.86%，1 126条)和需求型工具(20.57%，596条)。在政策生命周期中，各项政策工具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53.77%，1 558条)和政策执行(36.86%，1 068条)阶段，议程设置(4.97%，144条)和政策评估(4.40%，128条)阶段的政策工具有待加强。结论: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的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政策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衔接性有待加强。

目的:分析2003年至2021年我国国家层面医疗卫生行业监管政策的演变，探讨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使用特点和规律，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方法:以"医疗""监管"和"卫生""监管"为关键词，在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中检索2003年至2021年中央政府层面发布的医疗卫生行业监管相关政策文件。基于"制定主体-执行主体-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文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纳入236份政策文件。根据时间进展来看，2003年至2008年，共发文27份，制定主体以国务院为主(77.78%，21/27)，主要的执行主体为政府(100.00%，27/27)，使用政策工具191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21.46%(41/191)、30.37%(58/191)和48.17%(92/191)。2009年至2017年，共发文48份，制定主体仍以国务院为主(93.75%，45/48)，执行主体仍以政府为主(100.00%，48/48)，但机构(25.00%，12/48)，行业组织(43.75%，21/48)和社会(37.50%，18/48)的占比有所提高，使用政策工具50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17.40%(87/500)、32.00%(160/500)和50.60%(253/500)。2018年至2021年，共发文161份，制定主体以多部门为主(38.51%，62/161)，国务院的发文占比降至22.36%(36/161)，157份(97.52%)的执行主体为政府，使用政策工具1 14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分别为18.42%(210/1 140)、34.74%(396/1 140)和46.84%(534/1 140)。结论:2003年至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监管领域政策的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呈现多样化，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不均衡问题。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是造成早产儿视力损伤甚至致盲的一个主要原因。及时的检查、诊断和干预能有效预防ROP进一步恶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对ROP的诊断存在主观性强、筛查效率低、不同区域筛查普及率差异大、儿童眼底病医师严重不足等问题。人工智能（AI）在ROP诊断和治疗的应用作为人工诊断的辅助工具或者作为一个自动化的ROP诊断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ROP诊断的效率和客观性，扩大筛查的覆盖面，实现筛查的自动化和诊断结果的量化。在全球重视医学影像AI发展和应用的大环境下，开发更准确的诊断网络，探索更有效的AI辅助诊断方法，增强AI辅助诊断的可解释性，可以更快推动ROP的AI相关政策的完善以及AI产品的落地，促进ROP诊断和治疗行业的发展。

目的:对我国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为优化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制定，提升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医院""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等为关键词，在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2017年10月至2023年12月印发的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文件。基于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角度，从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客体(内部客体包括医院、医务工作者，外部客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风险管理生命周期(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效果评价)3个维度，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共纳入98份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总计获得539条编码，其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有134、179和226条，针对医院、医务工作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分别有239、25、24、26和225条，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分别有117、34、326和62条。三维交叉分析发现，风险识别阶段多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医院(29/117)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责任(23/117);风险评估阶段采用的主要是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需求型政策工具(6/34);风险控制阶段利用3类政策工具对各政策客体均提出了要求；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主要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主体责任(33/62)，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均无体现。结论:我国的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中，各类政策工具及风险管理各阶段的政策设计运用均存在差异，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尚需优化。政策制定者应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从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强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政策覆盖，明确各类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提高医院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

目的:为了解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应用中的状况，本文对搜集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类型、时间、发表部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应用Howlett和Ramesh政策工具分类、政策发展双重维度构建政策文本X-Y二维分析框架，将政策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3类，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进而分析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得到的政策支持及成果转化中存在的政策阻碍，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通过国务院、科技部官网搜集医学成果转化政策文本，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应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政策样本进行编码整理，并通过构建的X-Y二维分析框架进行二维分析，最终通过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结果:通过对编码数据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强制性工具占比较高，自愿性工具使用占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各类政策工具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也不一致，仍有改善的空间。结论:通过对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应用结果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提出3方面的对策建议：首先，在强化政策实施阶段，需要更加细化政策工具的实施路径与方案，促进政策实现真正落实。其次，各类政策工具均衡发展，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与实施，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均衡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畅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用。最后，完善医学机构内部导向评价机制，激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作。

目的:家庭养老床位作为链接基层医疗服务资源与养老服务的中介,可有效解决社区、机构养老照护资源失配、错配与家庭照护负担过重的问题,对该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对完善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内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收集我国省会及试点成效较好城市出台的共26份家庭养老床位政策文本,运用文本挖掘和PMC指数模型,构建量化指标评价已有政策,并以上海、杭州、长春、苏州作为典型案例,梳理政策特征差异.结果:政策总体评价为合格等级,质量提升潜力较大;主要呈现学习-试验型、回应-赋能型、模仿-指令型三类政策模式;政策PMC指数在空间维度上存在差异,政策一致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东、中、西、东北地区政策在不同层面各具优势.结论:我国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应根据各地区政策模式进行针对性改良,强化基层医养结合制度建设,通过科技赋能优化照护资源整合与配置,并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培育照护人才.

据WHO调查统计产后出血导致的死亡占孕产妇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 [1]。近年随着我国生育政策开放，瘢痕子宫再次剖宫产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带来的围产期出血相关并发症亦呈上升趋势 [2-3] 。其中以凶险性前置胎盘更为危险，平均失血量高达3 000～5 000 mL，为难治性大出血，危及母婴生命 [4-6]。凶险性前置胎盘临床均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术中根据出血量制定输血补液方案。目前临床常用评估出血量的方法受诸多因素的干扰，包括羊水的混入、大量血液渗透至切口边缘的敷料中、术中阴道出血评估无量化标准等，因此较难准确评估 [7-9]。出血量评估不准确会导致补液证据不足，若输血补液不够，则引起组织灌注不足、多器官功能衰竭；若输血输液过多过快则会引起心肺功能异常，循环负荷过重，肺水肿等并发症，加速病情恶化。因此及时准确的评估剖宫产术中失血量，为补液输液提供证据基础，对确保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问题，结合临床循证，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可计量储血产垫，201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ZL 201621393951.0）；2021年专利转化，2022年产品纳入浙江省药械采购并使用于临床，用于精确收集评估剖宫产患者术中阴道出血量，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