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为了解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应用中的状况，本文对搜集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类型、时间、发表部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应用Howlett和Ramesh政策工具分类、政策发展双重维度构建政策文本X-Y二维分析框架，将政策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3类，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进而分析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得到的政策支持及成果转化中存在的政策阻碍，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通过国务院、科技部官网搜集医学成果转化政策文本，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应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政策样本进行编码整理，并通过构建的X-Y二维分析框架进行二维分析，最终通过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结果:通过对编码数据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强制性工具占比较高，自愿性工具使用占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各类政策工具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也不一致，仍有改善的空间。结论:通过对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应用结果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提出3方面的对策建议：首先，在强化政策实施阶段，需要更加细化政策工具的实施路径与方案，促进政策实现真正落实。其次，各类政策工具均衡发展，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与实施，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均衡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畅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用。最后，完善医学机构内部导向评价机制，激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作。

目的:预测并比较宁波市MSM在不同艾滋病干预覆盖面下，投入成本与健康效果，为相关领域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MSM为目标人群，应用Optima HIV软件设计数据收集工具，测算不同干预覆盖水平下的艾滋病相关结局指标，并分析相应的经费预算。结果:2020年宁波市MSM规模估计数为19 584人，如果维持基线2020年干预服务水平，2021-2030年宁波市MSM中存活的HIV感染者数、HIV新发感染数和HIV相关死亡例数均呈上升趋势。如果在2020年基线的干预覆盖率水平上扩增至3.0倍，经费投入为基线的2.4倍，估计2021-2030年，累计可减少7.9%的HIV新发感染和1.7%的死亡；干预覆盖率继续扩增，HIV新发感染人数不再减少。结论:扩大基线2020年宁波MSM艾滋病干预覆盖和增加资金投入，能够降低HIV相关死亡人数和新发感染人数，但存在干预效果的饱和点。为获得较好的艾滋病相关结局指标，有关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需要探寻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和组合。

目的:从政策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分析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为完善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体系提供参考。方法:以"中医""中医药""健康服务"为关键词，在国家政府机构官方网站检索2012—2022年印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政策文件，提取政策文本条目并进行编码。构建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和政策生命周期(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的二维分析框架，量化分析政策文本。结果:共纳入政策文件58份，包含文本条目2 898条。经分析，使用供给型工具的条目占比较高(40.57%，1 176条)，其次为环境型(38.86%，1 126条)和需求型工具(20.57%，596条)。在政策生命周期中，各项政策工具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53.77%，1 558条)和政策执行(36.86%，1 068条)阶段，议程设置(4.97%，144条)和政策评估(4.40%，128条)阶段的政策工具有待加强。结论: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的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政策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衔接性有待加强。

目的:对我国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为优化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制定，提升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医院""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等为关键词，在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2017年10月至2023年12月印发的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文件。基于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角度，从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客体(内部客体包括医院、医务工作者，外部客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风险管理生命周期(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效果评价)3个维度，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共纳入98份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总计获得539条编码，其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有134、179和226条，针对医院、医务工作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分别有239、25、24、26和225条，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分别有117、34、326和62条。三维交叉分析发现，风险识别阶段多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医院(29/117)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责任(23/117);风险评估阶段采用的主要是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需求型政策工具(6/34);风险控制阶段利用3类政策工具对各政策客体均提出了要求；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主要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主体责任(33/62)，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均无体现。结论:我国的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中，各类政策工具及风险管理各阶段的政策设计运用均存在差异，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尚需优化。政策制定者应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从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强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政策覆盖，明确各类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提高医院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

目的:研制高等学校护理专业教师信息素养的评价工具。方法:通过查阅教师教育信息技术能力指南与标准、相关文献和政策，拟定评价工具初稿，采用德尔菲法确定评价工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3轮函询有效问卷回收率均为100.0%，专家权威系数为0.88，确立了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的高等学校护理专业教师信息素养评价工具。结论:本评价工具具有科学性、适宜可行，指标简洁明确，为高等学校护理专业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提供了依据。

探讨适合基层使用的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筛查工具，为制定ASD预防政策提供基础数据。本研究为现况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西安市新城区、鄠邑区为项目区县，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在两区县的3~36月龄儿童中开展ASD初筛，基层儿保医师在“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基础上使用“孤独症早期的高危警示信号”漫画图片进行初筛，初筛阳性儿童转诊至区县级妇幼保健院复筛，复筛阳性者转至西安市儿童医院确诊。结果显示，两区县共初筛17 905名3~36月龄儿童，其中18~36月龄儿童10 588名，初筛阳性50名，复筛50名，诊断ASD儿童23名，ASD儿童的患病率为2.17‰（95%可信区间：1.29‰~3.06‰）。“预警征”初筛阳性42名，最终确诊19名ASD；“漫画图”初筛阳性27名，最终确诊23名ASD；“漫画图”初筛与确诊的一致率高于“预警征”初筛，两种筛查方式一致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01， P=0.001）。综上，依托妇幼保健三级网系统，利于ASD儿童筛查、诊断的全程管理，指导预防政策制定，“孤独症早期的高危警示信号”漫画图片可在“预警征”基础上辅助识别ASD儿童，简单、有效，适于基层推广。

目的:全面评估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的临床应用现状，分析最佳证据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并拟定对策，为临床证据转化提供参考。方法:以澳大利亚循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证据临床应用模式"为理论指导，纳入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最佳证据12条，制订审查指标13条。于2021年5—7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新生儿科进行现状审查，采用渥太华研究应用模式（OMRU）分析证据应用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并制订有效的干预策略和行动方案。结果:在13项审查指标中，依从率为100%的条目仅2项，除此之外，依从率为>60%的条目为2项，依从率>0~60%的条目为6项，依从率为0的条目为3项。主要的障碍因素为缺乏规范化流程及评估工具；医护人员缺乏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相关知识及培训；证据转化增加临床工作量，医护知行水平不高。主要的促进因素为管理者支持循证学习的开展和变革；医护学习氛围良好；科室具备证据转化的物质及硬件条件；证据有效，家长愿意接受变革。通过分析，拟定的对策具体为制订可行且适宜操作的规范化流程，引进评估工具；管理者制订并实施激励政策；采取多种方式的培训方法；加强证据转化过程中的质量督察，及时反馈进展效果；完善人力资源调配。结论: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最佳证据与现行临床护理实践存在一定差距，需针对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制订定相应对策，促进证据转化，不断促进早产儿口腔运动干预的循证实践。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是造成早产儿视力损伤甚至致盲的一个主要原因。及时的检查、诊断和干预能有效预防ROP进一步恶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对ROP的诊断存在主观性强、筛查效率低、不同区域筛查普及率差异大、儿童眼底病医师严重不足等问题。人工智能（AI）在ROP诊断和治疗的应用作为人工诊断的辅助工具或者作为一个自动化的ROP诊断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ROP诊断的效率和客观性，扩大筛查的覆盖面，实现筛查的自动化和诊断结果的量化。在全球重视医学影像AI发展和应用的大环境下，开发更准确的诊断网络，探索更有效的AI辅助诊断方法，增强AI辅助诊断的可解释性，可以更快推动ROP的AI相关政策的完善以及AI产品的落地，促进ROP诊断和治疗行业的发展。

目的:分析2003年至2021年我国国家层面医疗卫生行业监管政策的演变，探讨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使用特点和规律，为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方法:以"医疗""监管"和"卫生""监管"为关键词，在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中检索2003年至2021年中央政府层面发布的医疗卫生行业监管相关政策文件。基于"制定主体-执行主体-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文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纳入236份政策文件。根据时间进展来看，2003年至2008年，共发文27份，制定主体以国务院为主(77.78%，21/27)，主要的执行主体为政府(100.00%，27/27)，使用政策工具191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21.46%(41/191)、30.37%(58/191)和48.17%(92/191)。2009年至2017年，共发文48份，制定主体仍以国务院为主(93.75%，45/48)，执行主体仍以政府为主(100.00%，48/48)，但机构(25.00%，12/48)，行业组织(43.75%，21/48)和社会(37.50%，18/48)的占比有所提高，使用政策工具50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构成比分别为17.40%(87/500)、32.00%(160/500)和50.60%(253/500)。2018年至2021年，共发文161份，制定主体以多部门为主(38.51%，62/161)，国务院的发文占比降至22.36%(36/161)，157份(97.52%)的执行主体为政府，使用政策工具1 140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分别为18.42%(210/1 140)、34.74%(396/1 140)和46.84%(534/1 140)。结论:2003年至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监管领域政策的发文数量呈上升趋势，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呈现多样化，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不均衡问题。

营养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居民营养状况和防控营养相关慢性病的重要因素。2010年我国制定了健康素养的评价工具并开始了居民健康素养的监测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8次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监测，为健康促进干预策略和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但是，在我国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中缺乏对营养素养的评价内容，更没有制定评价工具。为了进一步落实《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评估实施效果，亟需开展营养素养的评估和监测。本课题组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根据不同人群营养特点，遵循信息科学、重点突出、广泛动员的原则，依照科学的制定程序初步构建了针对不同人群的营养素养评价工具。通过该评价工具可以提高我国营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改善营养发展策略。该营养素养评价工具的构建是逐步建立居民营养素养评价体系的前提，也为进一步开展全民营养素养评价工作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