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各研究机构对新冠疫苗的研发。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多种技术平台的新冠疫苗中，重组病毒载体类疫苗表现出较好的免疫原性优势和效力，但同时出现的疫苗安全性和载体预存抗体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将概述重组载体疫苗的设计理念和发展历程，梳理当前不同重组病毒载体新冠疫苗的临床研究进展，并阐述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重组载体类疫苗的研究提供借鉴。

医工结合是指将医学与理工科学进行交叉融合、协同创新的模式，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外科的医工结合、协同创新，更多的是指医疗器械的改进、创新和研发，而医疗器械行业将传统工业与生物医学工程、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相结合，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和高科技水平的一个体现。我国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在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将医科类院校与理工科院校合并，促进不同学科相互交叉，设立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依托大型综合性医院和研究所，成立众多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从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笔者及其团队在医工结合的实践中做了一些探索，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可重复使用的简易扩肛器"及"经肛多通道腔镜手术操作平台的切口保护套"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超细腹腔镜、胃内气囊等项目已通过相关研发团队论证并拟行转化生产；同时，于2020年1月10日，在广东省药学会的批准下，联合有志于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医疗同道、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成立了广东省药学会医药创新与转化专家委员会，为医疗同道、科研机构和企业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我们体会到，临床实践是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源泉；临床医生是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原动力。目前，我国医工结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基础研究阶段医工结合学科融合不充分、应用研究阶段临床应用需求互动少、科研成果转化难和"产学研用"全链条不贯通。如果能加大科研投入和政策激励力度、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互动、关注成果推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打通医工结合全流程、完善医工结合创新能力评价机制，我国的医工结合、协同创新必将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我国和世界范围内，创伤都是45岁以下人群首位死亡原因，对家庭、社会和劳动生产力造成沉重的打击，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居各种疾病之首。2018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局发布《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年）》 [1]，提出以危急重症为重点，创新急诊急救服务；在地级市和县的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建设，对我国创伤救治体系建设和创伤医学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完善的救治体系和高水平能力是创伤医学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同时，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业务，研发创伤救治的新技术、新型药物和器械，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目的:在医院与创新企业强化联合研发(以下简称"医企联合研发")的背景下，研究有侧重性、系统性的一体化管理策略对医企联合研发项目开展的推动作用，不断提高项目管理能力。方法:分析北京某三甲医院在对医企联合研发项目管理策略进行系统性优化前后的基础数据，包括联合研发项目数量、质量、经费规模、合作方、项目类型以及立项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优化后的管理策略对提高项目管理能力的意义。结果:相比管理策略优化前，医企联合研发项目数量及研发经费总数逐年增高，且高投入、高水平的项目占比越来越高。同时合作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医院在研发中的核心地位越发明显，研究者发起的创新研究占比3年均超过69%。管理效率改善明显，两周内立项数占比有所提升。结论:对医疗机构的医企联合研发项目制定全流程管理措施并一体化推进实施，对项目高效优质地开展有很好的保障作用。但高质量创新型项目数量和成果依然较少且缺乏组织性，项目全过程管理仍有短板，支撑平台和保障机制也需要再探索和完善。

目的:探索医学领域新型研发机构开展转化导向的科研项目自主立项创新模式。方法:以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2022年度开展的市级自主立项为例，从项目布局、经费、评审专家、承担单位、首席专家和交叉融合等方面总结医学领域新型研发机构转化导向的自主立项经验。结果:通过转化全链条项目布局、转化导向评审、汇聚高层次平台和人才、鼓励交叉融合等举措，进行了转化导向的市级科研项目自主立项实践，并据此提出思考和建议。结论:实验室的转化导向自主立项经验，对于医学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挖掘、培育有转化潜力的科研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在医学科技创新和转化中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应急科技攻关项目布局情况及采取的主要科技应对措施。方法:采用文献调查法搜集1月20日以来由自国家及各省市政府部门、国家级公共卫生及学术机构、高校及企业等公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应对措施及应急科技攻关项目情况。结果:国家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及各界科研机构均围绕一线疫情防控紧迫需求和重点突破方向，部署了系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科技攻关专项，发布多项政策措施提供支撑保障。结论:在科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中，国家果断出击，带动引导各地方等迅速组织行动，提供研发投入及配套支撑，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和深入，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必将汇聚成疫情防控的核心力量，提升我国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及医药健康创新发展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

疫苗对人类预防传染病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疫苗犹豫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疫苗犹豫的原因很复杂，但缺乏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认识以及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信心不足是其主要原因。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提振公众信心，保证COVID-19疫苗以及常规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有序开展，是遏制我国COVID-19疫情复燃和防止各类传染病暴发的必要措施。发挥医疗保健机构的作用、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规范媒体平台的舆论导向、加强疫苗研发和生产的监管以及做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和补偿是目前形势下应对疫苗犹豫的主要措施。

目的:聚焦国外医学类社会研发机构，分析其建设模式，为我国医学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方法:通过多案例研究从属性定位、管理机制和产出价值等方面分析6所国外医学类社会研发机构的建设模式，并与国内医学类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国外医学类社会研发机构的建设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注册属性为独立法人，定位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以科学研究为主，同时积极探索成果转化；通过设置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和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经费来源主要为外部捐赠和竞争性政府拨款；通过公开招聘、双聘和自主培养3种方式招募科研人才；通过产生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支撑其持续发展。结论: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医学类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需要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并探寻多元筹资渠道，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和长久稳定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多元的价值产出，从而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近年来，多种新型放射性示踪剂和放射性核素疗法被开发和应用。核医学和分子影像技术正在复兴，比如在显像和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和前列腺癌方面。为实现新药从研究到临床的转化应用，在服务于患者的同时保证患者安全，必须相应地实施严格的监管要求。然而，各国相关政策法规间的差异可能会阻碍全球合作、增加费用并延缓研究进程。这种差异源自于司法政治的不同，而非不同的科学证据。为克服这种差异对医学发展带来的影响，核医学专业机构、监管部门和国际机构已开始寻找不同国家法规间的共性，以求协调。实际上，可以通过对临床前研究和生产标准提出统一要求，实现放射性药物跨司法辖区开发，这样可以使放射性药物的研发和推广更为高效。该文旨在概述欧洲和北美大陆在用于首次人体研究放射性药物研发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希望通过持续的合作，能够最终实现不同国家监管机制改革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谐化，并为所有患者提供最新的、基于循证医学的有效诊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各国科研机构从多个方向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主要有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5条研发技术路线。现就新型冠状病毒各型疫苗的优缺点、研发进展与面临的挑战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