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

目的:通过观测桡动脉压力、流速、直径等指标，分析抬高上肢导致桡动脉有创血压改变的流体力学机制。方法:选择2018年6至12月期间入住清华长庚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的血流动力学稳定的肝胆外科全身麻醉手术后患者26例。分别在抬高上肢前和抬高上肢时，记录有创血压数值，并以多普勒超声测量桡动脉置管处的动脉血管内径和血流速。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与抬高上肢前相比，抬高上肢30 s后桡动脉收缩压下降、舒张压上升，分别为（107±16) mmHg比（120±17) mmHg和（75±6) mmHg比（71±9)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5.0、-12.6，均 P<0.05)，但平均动脉压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7±10) mmHg比（87±11) mmHg， t=1.1， P>0.05]。与抬高上肢前相比，抬高上肢30 s后桡动脉收缩期峰流速、舒张期末流速和阻力指数均显著增加，而桡动脉横径与纵径则显著减小，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3.4、-14.6、-22.5、31.4、25.3，均 P<0.01)。 结论:动压代偿和血管阻力代偿可能是抬高上肢时桡动脉压力改变的主要机制，抬高上肢可以作为血管阻力反应性试验在临床应用。

患者，女性，年龄45岁，体重60 kg，ASA分级Ⅱ级。因"月经量增多6个月，发现子宫肌瘤渐进性增大6个月"入院。既往病史：左下肢静脉血栓病史6个月，规律溶栓治疗，半月前停药。术前化验检查：ECG提示校正的QT间期(QTc) 491 ms，血红蛋白66 g/L。经输血治疗后血红蛋白达到84 g/L。拟在全麻下行开腹子宫肌瘤切除术。该患者贫血貌，入室后精神状态紧张，心率104次/min，血压138/90 mmHg(1 mmHg＝0.133 kPa)。麻醉诱导：静脉注射依托咪酯0.3 mg/kg、芬太尼3 μg/kg、顺式阿曲库铵0.15 mg/kg，置入三号喉罩并用胶带固定。呼吸机参数设定：FiO 2 60%，V T 450 ml，通气频率12次/min，I∶E 1∶2。监测血压109/70 mmHg，心率50次/min，监测仪显示T波倒置，随后出现室颤波形，即刻开始心肺复苏，建立有创动脉压监测，并将喉罩更换为气管插管。共静脉注射肾上腺素3 mg，2次360 J电除颤后恢复窦性心率。约40 min后患者苏醒，拔除气管导管。血气分析结果：pH值7.41，PCO 2 35 mmHg，PO 2 206 mmHg，K + 3.2 mmol/L，Ca 2+ 0.98 mmol/L，乳酸2.8 mmol/L，Hb 96 g/L。送入ICU观察期间，患者再次突发意识丧失，床旁心电图可见尖端扭转型室速(Tdp)，抢救成功后再次行心电图检查，T波呈双峰样改变，QTc 634 ms，可诊断为长QT间期综合征(LQTS)。静脉输注硫酸镁2.5 g和氯化钾1.5 g治疗，经治疗后未出现心脏不良事件，口服倍他乐克11.875 mg，1次/d。距第1次心肺复苏3 d后心电图显示QT/QTc 482/580 ms。5 d后QTc逐渐恢复至470 ms，各项化验检查结果正常，患者要求出院，待进一步调整后再行手术。

目的:比较食管超声引导(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下经肋间超微切口(即左侧胸骨旁肋间超微切口长度≤1 cm)封堵小儿膜周部和高位(流出道及膜高位)室间隔缺损(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VSD)的临床特点和预后，为此类微创手术的开展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344例TEE下经胸骨旁左肋间超微切口行VSD封堵术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VSD的位置将其分为膜周部VSD和高位VSD两组，其中膜周部VSD组239例(239/344，69.5%)，高位VSD组105例(105/344，30.5%)；比较两种不同类型VSD的手术过程、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及预后资料。结果:膜周部VSD组封堵成功229例(229/239，95.8%)，高位VSD组封堵成功100例(100/105，95.2%)，两组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膜周部VSD组手术时间[24~170(58.8±27.2)min]长于高位VSD组[20~98(48.8±17.9)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VSD直径均与封堵器直径呈正相关( P<0.05)，但与手术时间无显著相关性( P>0.05)。在239例膜周部VSD患儿和105例高位VSD患儿中，分别有12例(12/239，5.0%)和5例(5/105，4.8%)经调整或更换封堵器后再次封堵成功，两组再次封堵成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膜周部VSD组共10例封堵失败，包括术中导丝不能通过VSD 7例，封堵器脱落2例，发生室颤1例；高位VSD组共5例封堵失败，包括术中导丝不能通过VSD 1例，术中及术后封堵器移位各1例，主动脉瓣反流加重1例，血压明显下降1例。膜周部VSD组在术后1~4 d的随访中，发现1例新增二尖瓣轻度反流、4例新增三尖瓣轻中度反流，随访6个月后均情况稳定；高位VSD组在术后1~4 d随访中，1例出现右室流出道梗阻，随访6个月后发现流速下降。两组共发现残余轻微分流19例，心包积液19例，胸腔积液4例，均在6个月的随访过程中自愈。 结论:TEE下经肋间超微切口封堵小儿膜周部和高位VSD成功率高且术后患儿恢复佳，其中高位VSD的手术耗时较膜周部VSD短，VSD直径并不是影响手术时间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目的:总结经胸腔镜手术离断婴幼儿血管环的经验，并与同一时间段行传统经胸廓切口手术患儿的治疗和短期随访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方法: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共有71例不合并其他畸形的单纯血管环患儿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血管环离断手术。将经胸腔镜手术患儿8例作为胸腔镜组，其中男7例，女1例；患儿年龄为2.6(1.2，3.7)岁；体重为14.4(10.5，16.1)kg。从其余63例经传统胸廓切口手术患儿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随机数表)的方法抽取16例作为胸廓切口组，其中男9例，女7例；患儿年龄为1.9(0.4，5.2)岁；体重为11.5(7.8，18.4)kg。对比分析两组在术后并发症、术后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室滞留时间、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疼痛评分等评价指标上差异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结果:全组术中及术后随访无死亡病例。术后两组均没有出现左右上肢血压差异、出血、膈肌麻痹、持续乳糜胸、伤口感染等需要再次手术干预的并发症。胸腔镜组患儿术中2例中转开胸，1例是因为分离过程中创面渗血明显，另1例是因为非优势主动脉弓远端夹闭后其近端明显增粗至4 mm以上，超出结扎夹的安全使用范围。两组在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室滞留时间、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症状改善率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排除2例中转开胸患儿，胸腔镜组手术时间为105.0(82.5，116.2)min，与胸廓切口组手术时间80.0(75.0，102.5)min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107)。胸腔镜组的疼痛评分为2.0(1.7，3.0)分，低于胸廓切口组的4.0(2.0，4.2)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术者根据自身胸腔镜手术经验和术前影像学对解剖的全面评估，判定非优势主动脉弓的直径、长度和位置适合胸腔镜下手术时，经胸腔镜手术离断婴幼儿血管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可取得与传统经胸廓切口手术相当的治疗结果。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分析正常眼压性青光眼(NTG)与高眼压型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视神经鞘脉搏动力学变形指数(DI)的大小及差异。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就诊的32例NTG患者和35例高眼压型POAG患者的基本信息、体质量指数(BMI)、平均动脉血压(MAP)、24 h眼压及诊断需要的眼科专科检查结果。对全部受试者行经眶超声检查，获取15 s连续超声图像，经动态后处理技术计算并分析NTG与高眼压型POAG患者视神经鞘的DI差异及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NTG组DI为0.51(0.48，0.54)，明显大于高眼压型POAG组的0.23(0.20，0.25)，2个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7.01， P<0.01)。NTG组BMI均值为(21.29±4.64)kg/m 2，MAP均值为(91.44±14.30)mmHg(1 mmHg＝0.133 kPa)，明显低于高眼压型POAG组的(23.53±3.40)kg/m 2和(104.05±13.96)mmHg，2个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0， P<0.05； t＝－3.65， P<0.01)。2个组DI与该组内患者年龄、MAP、BMI、平均眼压及最高眼压间均无统计学关联(均 P>0.05)。 结论:NTG患者的视神经鞘DI高于高眼压型POAG患者，表明其视神经鞘蛛网膜下腔压力及视神经鞘刚度均较低，该指数可作为眼科临床无创颅内压及跨筛板压力差检测的潜在指标。

目的:观察背阔肌肌皮瓣和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头皮鳞状细胞癌(鳞癌)切除后创面的效果，探讨两种皮瓣的适应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9年5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整形外科收治的头皮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经CT检查，未见癌转移，未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无血管疾病，实施肿瘤扩大切除后创面采用背阔肌肌皮瓣或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对2种皮瓣的术中血管变异情况，吻合血管直径，血管蒂的长度，皮瓣切取面积、切取时间，吻合血管时间，手术时间，供区和受区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测量或记录。结果:共纳入21例病例，男14例，女7例，年龄12～61岁。其中11例采用背阔肌肌皮瓣游离移植修复，10例用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随访1～2年，21例皮瓣全部成活。背阔肌肌皮瓣组无血管变异病例，而股前外侧皮瓣组有2例血管变异。背阔肌肌皮瓣组吻合动脉血管直径为(2.14±0.09) mm,静脉为(2.49±0.10) mm；血管蒂的长度为(6.14±0.28) cm；皮瓣切取面积(135.0±20.8) cm 2、切取时间(114.8±3.0) min；吻合血管时间(20.8±0.8) min；手术时间(6.5±0.2) h。股前外侧皮瓣组吻合动脉血管直径为(2.15±0.14) mm，静脉为(2.45±0.15) mm；血管蒂的长度(6.80±0.31) cm；皮瓣切取面积(159.9±16.4) cm 2、切取时间(119.8±3.6) min；吻合血管时间(21.5±0.9) min;手术时间(6.9±0.2) h。2种皮瓣手术中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别。背阔肌肌皮瓣组供区总体并发症发生(7例)较股前外侧皮瓣组(4例)多；受区总体并发症发生(1例)较股前外侧皮瓣组(2例)少。 结论:背阔肌肌皮瓣和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头皮鳞癌切除后创面均能取得良好效果。背阔肌肌皮瓣血管恒定，手术相对简单、风险低，更适合初学者；股前外侧皮瓣较薄，供区并发症发生少，患者易接受，并可在仰卧位下完成手术操作，更适合老年患者。

目的:探讨住院期间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监测下强化管理方案对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远期疗效的影响。方法:依据随机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方案，将自2016年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于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及神经重症监护病房的84例、潍坊市临朐县中医院外三科的12例、潍坊市临朐县人民医院脑外一科的10例共106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3例。术后住院期间，对照组实施《重型颅脑损伤救疗指南第4版》中的常规管理方案；观察组则在对照组方案的基础上，每天应用TCD监测大脑中动脉及颈内动脉颅外段，记录或计算血压、收缩期峰流速、舒张末期流速、血管阻力指数及平均动脉压、无创脑灌注压、脑血管阻力、无创颅内压、Lindegaard指数等监测指标，并结合监测指标制定、实施个体化的强化管理方案。对比分析2组患者间平均住院日、住院期间硬膜下积液发生比例以及伤后6个月格拉斯哥预后扩展量表(GOSE)评分的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日[(20.7±4.2) d]、住院期间硬膜下积液发生比例(9.4%)均明显低于对照组[(28.2±4.4) d、20.7%]，伤后6个月GOES评分[(5.5±1.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3.2±0.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住院期间TCD监测下制定的强化管理方案可以更有效地改善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的远期预后。

目的:分析老年急性肺栓塞（APE）患者的临床特点、诊治及结局，以加强APE诊断意识，减少漏诊及误诊。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收治的APE老年（年龄≥60岁）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危险因素、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肺栓塞临床可能性评分（Wells评分）、简化肺栓塞严重指数（sPESI）、影像学检查、治疗与转归等。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Wells评分和螺旋CT肺动脉造影（CTPA）对APE的诊断价值。结果:入选40例老年APE患者，男性占52.5%，年龄（69.6±8.2）岁；主要危险因素为深静脉血栓形成（DVT，52.5%），其次为高血压（37.5%）、心力衰竭（35.0%）；主要临床症状为劳力性呼吸困难（87.5%）、胸闷（80.0%），仅有10.0%的患者同时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咯血三联征，心悸（65.0%）和下肢肿痛（42.5%）也是常见症状；主要临床体征为呼吸急促（呼吸频率>25次/min，80.0%）、肺部湿啰音（52.5%）、心动过速（心率>100次/min，50.0%）。Wells评分评估患病可能性显示，95%的患者评分≥2分，其中中度可能性患病（2～6分）占62.5%，高度可能性患病（≥7分）占32.5%。实验室检查显示，80.0%的患者D -二聚体>0.5 mg/L，72.5%动脉血氧分压（PaO 2）<60 mmHg（1 mmHg＝0.133 kPa），75.0%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35 mmHg，67.5%脑钠肽（BNP）>500 ng/L或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300 ng/L，47.5%心肌肌钙蛋白I（cTnI）>0.3 μg/L。经CTPA确诊率为88.6%（31/35）；6例行肺通气/灌注显像确诊5例；4例行核磁共振肺动脉造影（MRPA）确诊。用sPESI评估病情程度显示，36例患者为中危〔sPESI≥1分26例，sPESI 0分但伴有右室功能不全（RVD）和（或）心脏生物学标志物升高10例〕，其中17例行溶栓+抗凝治疗，结果治愈8例，好转8例，死亡1例；18例行抗凝治疗，结果治愈9例，好转7例，自动出院1例，死亡1例；1例右房黏液瘤致PE者行手术治疗，但最终死亡。另外4例低危患者均行抗凝治疗，治愈2例，好转2例。Wells评分联合CTPA确诊APE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8， P<0.01），敏感度为74.2%，特异度为90.0%。 结论:DVT和慢性疾病是老年APE患者易患因素，并常伴有呼吸困难、胸闷和下肢肿痛，早期抗凝治疗预后良好；Wells评分对APE诊断有重要预测价值；血D -二聚体有重要的排除价值；CTPA检查为主要确诊手段，综合其他无创检查可进一步确诊；sPESI评分可提示危险分层，进一步指导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