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经鼻高流量氧疗（high-flow nasal cannula oxygen therapy，HFNC）在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支持的临床疗效，并分析HFNC治疗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失败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接受HFNC并符合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标准的病例临床资料。依据病例后续是否接受无创或有创正压通气，将其分为HFNC治疗成功组和HFNC治疗失败组。使用 t检验和 x2检验比较两组在基础资料、APACHEII评分、实验室资料、基础氧合指数、发病至使用HFNC的时间、基线ROX指数，以及HFNC治疗后2 h、4 h、12 h呼吸频率、氧合指数、ROX指数之间的差异，分析HFNC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有40例病例纳入临床研究。21例（52.5%）HFNC治疗成功，19例（47.5%）HFNC治疗失败。成功组与失败组的基础资料、实验室资料、基础氧合指数、发病至使用HFNC的时间、基线ROX指数，HFNC治疗后2 h、4 h、12 h呼吸频率、氧合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的APACHEII评分、HFNC治疗后2 h、4 h、12 h的ROX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APACHE II评分，ROX指数是HFNC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HFNC可以作为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呼吸支持方式，ROX指数监测是评估HFNC治疗成功的关键因素。

目的:比较SpO 2/FiO 2(S/F)和ROX指数对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急性呼吸衰竭患儿经高流量湿化氧疗(high-flow nasal cannula，HFNC)治疗失败的预测能力。 方法: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急性呼吸衰竭经HFNC治疗的患儿371例。主要结果为撤离有创通气后48 h内是否需要再次气管插管。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比较S/F和ROX指数预测HFNC治疗失败的能力，并确定最佳分界点。结果:共纳入371例患儿，其中有27例(7.3%)需要48 h内再插管。HFNC治疗6 h后S/F预测准确率最高(AUC＝0.712，95% CI 0.599-0.825， P＝0.001)，S/F的最佳分界点为178 mmHg(1 mmHg＝0.133 kPa)(敏感度74.9%，特异度69.6%)。而HFNC治疗12 h后ROX指数预测准确率最高，AUC为0.737(95% CI 0.623-0.851， P＝0.002)，ROX指数的最佳分界点为5.865(敏感度72.4%，特异度66.7%)。HFNC治疗6 h后S/F与12 h后ROX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44)，前者敏感度和特异度更高，预测时间提前了6 h。 结论:先天性心脏病术后急性呼吸衰竭患儿经HFNC治疗6 h后S/F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且S/F<178 mmHg的患儿HFNC治疗失败的风险更高。

目的:探究双镜联合微创手术对胸段食管癌患者肺功能及肿瘤微转移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于嘉兴市第二医院确诊为胸段食管癌并住院治疗的患者109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微创组（60例）和对照组（49例）。微创组在胸腔镜、腹腔镜辅助条件下进行手术，而对照组予以传统食管癌手术切除。比较两组患者的肺功能、红细胞免疫功能及病灶内侵袭基因表达量的差异。结果:术后3 d，两组每分钟最大通气量（MVV）、1s用力呼气容积（FEV1）、肺活量（VC）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1），但微创组明显高于对照组[（69.90±7.07）vs （48.62±5.09），（75.12±7.93）vs（42.99±4.81），（74.57±7.30）vs（41.37±4.69）（ P<0.01）]；两组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1（TRAP1）mRNA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1），而微创组明显高于对照组[（0.54±0.09）vs（0.42±0.06），（0.52±0.08）vs （0.41±0.06）（ P<0.01）]；两组Krüppel样因子4（KLF4）、钙粘附蛋白E（E-cad-herin）mRNA较治疗前均升高（ P<0.01），而微创组明显低于对照组[（2.87±0.30）vs（3.17±0.36），（2.92±0.32）vs（3.19±0.38）（ P<0.01）]。手术结束微创组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RBC-ICR）较手术前1 d数值均有所升高（ P<0.01），且术后1 d逐渐下降，术后3 d恢复至术前水平；手术结束微创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RBC-C3bRR）、红细胞黏附肿瘤细胞花环率（TRR）较手术前1 d数值均下降（ P<0.01），且术后1 d逐渐升高，术后3 d恢复至术前水平；除术前1 d外，微创组其余时间点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结束时：（30.29±4.80）vs（34.68±5.47），（16.02±1.58）vs（12.03±1.17），（17.50±2.86）vs（12.59±2.26）；术后1 d：（29.13±4.19）vs（35.01±5.29），（20.98±2.86）vs（16.23±2.40），（22.50±2.56）vs（17.39±2.34）；术后3 d：（26.01±3.80）vs（31.50±5.01），（23.30±3.37）vs（18.02±2.79），（25.80±2.10）vs（21.19±2.60）（ P<0.01）]。 结论:在行胸段食管癌根治术患者中，应用胸腔镜联合腹腔镜对其肺功能、红细胞免疫、肿瘤微转移的影响较小，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体外膈肌起搏器(EDP)联合神经调节辅助通气(NAVA)对肺部感染行有创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功能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收集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80例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肺部感染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AVA组、NAVA＋EDP组，每组40例，NAVA组给予常规治疗，NAVA＋EDP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EDP治疗，记录每组入组时和撤机时的膈肌活动度(DE)、膈肌增厚分数(DTF)、膈肌电活动峰值(EAdipeak)、静态肺顺应性(Cst)、气道平台压(Pplat)、气道阻力(Raw)、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氧合指数(P/F)以及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2组患者入组时DE、DTF、EAdipeak、Cst、Pplat、Raw、PaCO 2、P/F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14、0.81、0.40、0.78、0.45、0.95、0.83、0.41，均 P>0.05)。撤机时，与NAVA组比较，NAVA＋EDP组DE[(13.80±1.84) mm比(12.71±1.66) mm]、DTF [(32.81±2.77)%比(31.32±2.84) %]、Cst[(42.13±2.35) ml/cmH 2O比(40.55±2.09) ml/cmH 2O] (1 cmH 2O＝0.098 kPa)均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65、2.36、2.41，均 P<0.05)，EAdipeak[(9.41±1.54) μm比(10.54±1.76) μm]、Pplat [(10.95±1.95) cmH 2O比(12.08±1.82) cmH 2O]、Raw[(16.07±2.87) cmH 2O·L -1·s -1比(17.63±2.60) cmH 2O·L -1·s -1]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05、2.67、2.16，均 P<0.05)；与NAVA组比较，NAVA＋EDP组PaCO 2、P/F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93、1.32，均 P>0.05)。与NAVA组比较，NAVA＋EDP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 (139.98±13.65) h比(172.18±16.44) h]和ICU住院时间[ (7.68±1.14) d比(8.93±13.5) d]均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9.53、4.48，均 P<0.001)。 结论:NAVA联合EDP可改善肺部感染行有创机械通气患者的膈肌功能，减少机械通气时间和ICU住院时间。

自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以来，已有大量人传人的病例，其中超过1 700例医护人员遭受了感染。对危重症患者进行呼吸治疗时有大量高危操作，例如气管插管、简易呼吸器辅助通气、无创正压通气、高流量鼻导管治疗、气管镜检查、吸痰以及转运等均可引起或加重患者气道内呼出病毒的大量传播。因此，我们根据目前最佳证据以及国内现有条件制定了本防范建议，旨在降低医护人员感染风险的同时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

目的:观察鼻内入路鼻内镜辅助下鼻-鼻中隔整形术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就诊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12例鼻中隔偏曲合并外鼻形态异常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例，女性4例，年龄28~58岁。所有患者均于全身麻醉下进行手术，采取鼻内半贯通切口矫正鼻中隔偏曲，同时依据病情需要联合软骨间切口、下鼻甲前缘切口等，行截骨、驼峰矫正、鞍鼻矫正等手术操作。分别采用鼻阻塞症状评估量表（Nasal Obstruction Symptom Evaluation，NOSE）、鼻整形结果评估量表（Rhinoplasty Outcome Evaluation，ROE）、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患者对术后鼻塞及鼻外形改善的满意程度。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全部12例患者术后鼻中隔偏曲矫正满意，鼻塞程度显著减轻。鼻通气NOSE评分及VAS评分均降低［（21.67±10.30）分比（70.83±14.12）分，（1.83±1.03）分比（8.33±0.89）分， t值分别为9.49、16.30， P值均<0.05］。10例合并歪鼻畸形的患者鼻外形明显改善，鼻外形ROE评分及VAS评分均提高［（21.30±2.31）分比（8.10±3.31）分，（8.90±0.99）分比（3.80±1.62）分， t值分别为-11.85、-9.33， P值均<0.05］。2例合并鼻前庭形态异常的患者鼻前庭形态改善。随访12~24个月，均未出现鼻中隔穿孔、鼻腔粘连、鼻背塌陷等并发症。 结论:通过鼻内入路鼻内镜辅助下鼻-鼻中隔整形术，可同期改善患者的鼻腔通气功能及鼻形态，在减少手术创伤的同时让患者受益。

目前无创通气（NIV）已广泛应用于呼吸衰竭的救治中，早期合理应用可阻止病情进展，避免气管插管和有创通气带来的损害，但NIV失败意味着可能延误了气管插管时机，增加患者预后不良的风险。NIV失败原因复杂，大量临床研究探讨了不同疾病、疾病不同阶段、不同人群NIV失败的危险因素，并提出了多种预测指标，在临床实践中值得参考借鉴。

背景：: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可导致严重的弥漫性肺损伤以致死亡，但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明确降低COVID?19患者病死率的药物。糖皮质激素可调节炎症介导的肺损伤，可能减少COVID?19 患者向呼吸衰竭进展。方法：在英国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开放性临床试验中，将纳入的COVID?19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口服或静脉应用地塞米松（每天6 mg，最长10 d）组和接受常规治疗组。研究的主要终点是分组后28天内的全因病死率。结果：:地塞米松组共纳入2 104例患者，常规治疗组共纳入4 321例患者。地塞米松组共有482例（22.9%）患者在分组后的28天内死亡，常规治疗组共有1110例（25.7%）患者在分组后28天内死亡（95%CI：0.75~0.93，P<0.001）。在随机分组时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中，地塞米松组的病死率低于常规治疗组（分别为29.3%和41.4%，95%CI：0.51~0.81）；在接受氧疗而非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中，地塞米松组的病死率同样低于常规治疗组（分别为23.3%和26.2%，95%CI：0.72~0.94）。而在随机分组时未接受任何呼吸支持的患者中，两组的病死率没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7.8%和14.0%，比率为1.19，95%CI：0.91~1.55）。结论：:在COVID?19住院患者中，使用地塞米松可降低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仅接受吸氧治疗患者的28 天病死率，但不降低未接受任何呼吸支持患者的病死率。

目的:分析绒毛膜羊膜炎不同分级与胎龄<34周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于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100例患有宫内感染性肺炎且胎龄<34周的早产儿，按照患儿母亲的绒毛膜羊膜炎分级标准将患儿分为低级组( n＝34)、中级组( n＝33)、高级组( n＝33)，对比三组患儿临床相关指标、实验室指标[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及白介素[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绒毛膜羊膜炎分级与患儿各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呼吸窘迫评分、危重评分、有创通气时间、无创通气时间、并发症例数及死亡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最高吸氧浓度、WBC、PC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IL-6、IL-8及TNF-α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随着孕妇的绒毛膜羊膜炎炎症加重，其血清白介素水平升高(均 P<0.05)。绒毛膜羊膜炎分级与患儿呼吸窘迫评分、有创通气时间、无创通气时间，入院1 h最高吸氧浓度，入院1 h血清WBC、PCT、IL-6、IL-8、TNF-α及肺炎严重程度均呈正相关( r＝0.459，0.578，0.486，0.525，0.602，0.473，0.517，0.635，0.572，0.481，均 P<0.05)，与危重评分呈负相关( r＝－0.494， P<0.05)。 结论:母亲绒毛膜羊膜炎与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关系密切，炎症越严重，早产儿感染指标如WBC、PCT炎症因子水平越高。

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