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癌症患者养育忧虑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抽取372例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忧虑问卷、痛苦表露指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和育儿胜任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总分为32.00(24.00,41.00)分.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最小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子女健康状况、是否出现转移或复发、痛苦表露、感知伴侣回应性和育儿胜任感是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水平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医护人员应根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缓解癌症患者养育忧虑.

目的:调查脑卒中后肢体运动障碍患者配偶在照顾患者期间照顾负担、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的情况，分析影响三者的因素和三者间的路径关系。方法:调查4所三级甲等医院，收集于2017年1-12月就诊的卒中后肢体运动障碍、出院在家进行进一步康复的200例患者配偶资料，采用Zarit护理者负担量表、Connor和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心理困扰温度计进行调查。结果:配偶照顾负担总体为中度水平，重度照顾负担占26.2%（49/187），配偶心理弹性得分（57.31 ± 12.37）分，心理困扰检出率70.6%（132/187）。文化程度对照顾负担、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均有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有无未成年独生子女对患者配偶心理弹性具有影响（ P<0.05）。照顾负担和心理弹性呈负相关（ r值为-0.832， P<0.01），照顾负担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 r值为0.867， P<0.01），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呈负相关（ r值为-0.975， P<0.01），心理弹性为照顾负担和心理困扰的完全中介关系。 结论:脑卒中肢体运动障碍患者配偶的照顾负担和心理困扰检出率高，心理弹性在两者间起中介因素。护理人员在关注患者本身的同时，应提高对患者配偶心理护理的认识，才能提高患者配偶的身心健康和照顾能力，提高肢体运动障碍患者家庭的生命质量。

综述乳腺癌患者与未成年子女间病情沟通的现状，包括沟通决策的原因、时机、方式以及内容等，分析可能影响沟通决策的因素，包括母亲因素、子女因素、社会支持以及文化背景4个方面，并总结国内外乳腺癌患者与未成年子女间病情沟通的干预措施，以期为促进我国构建有效的亲子沟通干预方案提供借鉴。

目的:研究并分析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临床改善乳腺癌患者的养育忧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3—5月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日间病房247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忧虑量表、养育胜任感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影响因素。结果: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40份。乳腺癌患者年龄20 ~ 29岁12例，30 ~ 39岁76例，40 ~ 49岁117例，≥50岁35例。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总分为（37.34 ± 2.56）分，各个维度的得分依次为对子女实际影响的忧虑（15.14 ± 1.02）分、对子女情绪影响的忧虑（11.15 ± 0.83）分、对子女父/母亲的忧虑（11.05 ± 0.71）分；养育胜任感总分（66.54 ± 11.68）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养育胜任感、文化程度、未成年子女个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和TNM分期（T：肿瘤原发灶情况；N：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M：远处转移情况）均影响养育忧虑（ t值为- 15.24 ~ 8.56，均 P<0.05），可以解释养育忧虑水平总变异的81.2%。 结论: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处于中等水平，医护人员应针对不同特征的乳腺癌患者给予相关干预措施，以降低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水平。

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问题的存在会对患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从女性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概念、评估工具、研究现状、产生原因、多维度影响、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临床医务人员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女性乳腺癌患者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系统整合晚期癌症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参与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inomed)、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CINAHL、PsycINFO等数据库从建库至2022年12月有关晚期癌症患者ACP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中英文文献.由2名研究者对最终纳入的文献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内容提取和汇总,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分别提取数据后进行整合,得到晚期癌症患者ACP参与行为的最终影响因素.并借助理论域框架,将其逐级映射至能力、机会、动机-行为(capability,opportunity,motivation-behavior,COM-B)模型.结果·共纳入21项研究,整合归纳出 27个影响因素,涉及9个理论域.映射至COM-B模型中的因素包括能力因素9个(ACP知识、文化程度、准确了解预后知识、知晓疾病诊断时间、先前经历、主观预期寿命、年龄、肿瘤部位、疾病症状负担)、机会因素13个(性别、婚姻状况、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未成年子女、家庭经济收入、居住地点、房屋居住类型、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医患关系、文化适应、是否设立临终关怀服务中心)和动机因素5个(ACP态度、ACP信念、ACP动机、焦虑抑郁、死亡态度).其中,医患关系、宗教信仰、ACP态度、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支持、ACP知识、准确了解预后知识、年龄、居住地点、死亡态度、先前经历、种族/民族是对患者ACP参与行为影响较多的因素.结论·基于COM-B模型可全面归纳总结晚期癌症患者ACP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以上述因素为切入点,基于COM-B模型设计连续化、多方面的综合性干预措施,促进晚期癌症患者ACP参与行为实践.

目的 描述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需求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描述性研究,抽取广州市3家三级甲等医院收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6个科室的护士232名,采用危重患者家属需求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需求认知总分为(2.98 ± 0.43)分,在患儿父母需求的5个维度中,病情保证维度得分最高(3.25 ± 0.40)分,其他依次为获取信息维度(3.04 ± 0.45)分、亲近患儿维度(2.96 ± 0.47)分、自身舒适维度(2.93 ± 0.52)分,得分最低的是获取支持维度(2.87 ± 0.54)分;ICU-作年限、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初始学历、最高学历影响到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需求的认知.结论 护士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的需求认知情况关系到护士能否正确评估和满足患儿父母需求,保证以家庭为中心护理的顺利进行.

目的 调查西安市医务工作者亚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西安市8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3所二级医院、1所三级医院878名医务工作者作为调查对象.利用《中国城市居民亚健康状况自评量表》,对其亚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亚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西安市医务工作者亚健康整体检出率为54.41％,婚姻状况为离婚(丧偶)的医务工作者亚健康检出率明显高于未婚和已婚者(x2=27.719,P＜0.05),医务工作者子女尚未成年(子女年龄＜18岁)亚健康检出率明显高于无子女和子女已成年者(x2=35.695,P＜0.05).岗位为临床护士和医生的亚健康检出率明显高于医技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x2=34.413,P＜0.05),单位性质为三甲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亚健康检出率明显高于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工作者(x2=12.904,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婚姻状况(OR=1.630)、家庭成员健康状况(OR=0.114)、岗位(OR =2.451)、单位性质(OR=1.971)、工作压力(OR=1.532)、体育锻炼(OR=1.072)是医务工作者亚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即离异(丧偶)、岗位为临床护理和临床医生、单位为三级医院、工作压力大、很少进行体育锻炼、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越差,医务工作者亚健康状况越明显.结论 亚健康问题严重影响着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医院管理层应高度重视其身心健康状况,尤其是三级医院临床医务工作者.应从加大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的配置,创造良好、稳定、和谐的家庭环境,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体育锻炼等方面出发,促进医务工作者身心健康.

目的 通过分析北京市新发石棉肺病例中家纺石棉接触人员发病特点,探讨家纺石棉作业对家庭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根据石棉暴露原因将石棉肺病例分为家纺石棉组和工矿企业组.统计分析两组病例在性别、期别、开始接尘年龄、诊断年龄和潜伏期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2006年以后北京市家纺石棉病发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并在2015年超过工矿企业组;家纺石棉组女性所占比例、贰期及以上病例所占比例和潜伏期显著高于工矿企业组(P＜0.05);家纺石棉组开始接尘年龄和接尘工龄显著低于工矿企业组(P＜0.05).结论 家纺石棉作业主要受害者为家庭女性及其未成年子女,伦理问题突出;并且由于石棉肺潜伏期长,危害几十年难以消除,应加强石棉作业工人的追踪、随访工作,及早发现病人并给于干预.

婚姻质量能预测亲子关系.低婚姻质量引起子女焦虑、抑郁、攻击、退缩、性格孤僻,其影响是全方位的,可代际相传,会增加子女婚姻变动危险[1,2].离婚是威胁儿童最严重且复杂的精神健康危机之一,研究发现离婚率可预测相应地区抢劫率且与地区经济和种族组成无关,未成年人犯罪很大比例来自离异家庭或单亲家庭[3].家庭重塑、家庭系统排列分别由美国Satir及德国Bert Hellinger创立[4,5].2种技术有助于消除焦虑、抑郁、主观身体不适感、网络成瘾综合征,降低家庭照顾者职业倦怠,改善婚姻及人际关系,提高女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及追溯贫困生人格形成因素[6-11].治疗技术整合成为心理治疗领域主导潮流[12].本研究将家庭重塑、家庭系统排列整合应用于探索妊娠期妇女原生家庭,讨论其对妊娠期妇女婚姻质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