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这类重大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的经济转型、城市功能升级、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具有助推效应,而其带来的生态影响也不容小觑.近年随着赛事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户外场馆的建设,冬奥会导致的生态风险愈加突出.然而,对于规模大、历时长的冬奥会复杂生态风险目前还缺乏定量评价方法.研究旨在探讨一种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即相对风险模型,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定量评价冬奥会赛前准备阶段多重压力下的生态风险.选择2022年冬奥会崇礼赛区为案例区,构建压力-生境-终点三大要素组成的相对风险模型,将整个崇礼划为6个风险分区,辨识了冬奥会赛前阶段包括各种人类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因素的11类压力(威胁)、6类生境和4个评价终点,并确定了压力和生境的分级标准.压力分级评价结果显示,道路和交通活动的得分最高,得分最低的是火灾.生境相对等级评价表明,河流栖息地的得分最高,得分最低的是湿地与景区滑雪场.从不同生态终点得分看,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最高,娱乐休闲风险最低.总体区域风险评价表明,Ⅵ区四台嘴乡冬奥场馆核心区的风险得分最高,而风险最低的为Ⅲ区,包括石嘴子乡和驿马图乡.最后,对相对风险评价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并讨论其优缺点.总之,尽管存在不确定性,相对方法模型仍被认为是评估和优先考虑多个资产的多重压力风险的稳健方法,也是决策者确定管理行动优先级的有用筛选工具.研究证明了相对风险模型方法评估2022年冬奥会主办地风险的可行性,研究结果明确了崇礼区恢复工作的重点区域和压力,对冬奥会的可持续管理和地方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海岸带湿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海岸带地区的土地利用正发生深刻变化,生态风险凸显.利用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Landsat TM/ETM+和Landsat 8 OLI遥感影像,融合行政区划图与地形图,并引入一个评价多元海洋、海岸带利用对栖息地造成风险的模型,即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InVEST)模型中的栖息地风险评价(Habitat Risk Assessment,HRA),模型评价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1)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风险以低风险为主;(2)泉州地区的风险面积最大(约4389.91 hm2),漳州地区最小(约4630.73 hm2);(3)修正面积影响的情况下,其他建设用地造成的暴露和影响较大,耕地造成的暴露和影响最小.不同区域滩涂湿地风险程度的可视化表达,可以揭示滩涂湿地高风险地区以及高风险的产生原因,便于管理者对滩涂湿地采取精准的保育措施.

[目的]岷山与邛崃山系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但由于该地区干扰、栖息地破碎化等原因,野生大熊猫的生存和种群复壮仍然存在风险.基于大熊猫习性和生存需求来评价其栖息地生态安全,对于更好地保护野生大熊猫种群、明确保护的地理重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以岷山山系、邛崃山山系范围内各市、区、县为对象,收集并选择最新的社会、地理、生物三大类目中具有代表性的12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地区大熊猫栖息的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岷山、邛崃山中部的平武县、宝兴县的生态安全指数最高;彭州市、都江堰市和邛崃县等成都的周边地区生态安全指数较低,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影响;都江堰市北部和汶川县域内为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但其生态安全指数较低,需要进一步的保护、管理和恢复;平武中部、松潘、茂县等地区生态安全指数较高,可作为大熊猫潜在栖息地进行保护.[结论]岷山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安全指数总体上高于邛崃山系,但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可为野生大熊猫生态廊道的建设、圈养大熊猫放归地点选择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化对景观的结构和功能造成极大干扰,城市景观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受到城市生态建设的关注,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技术体系尚待深化,以促进风险防范决策.研究选取植被碳固定、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提供和栖息地提供等景观服务改进景观脆弱度的评价方法,以广州市为案例研究区,评价了1990-2015年广州市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景观格局与服务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能够有效地评估城市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但评价需要关注结果验证和辅助情景分析,方可为景观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预测提供科学依据.(2) 1990-2015年广州市的景观干扰度先增加后降低,2000年是景观干扰度变化的转折点;25年间,景观脆弱度不断增加,中脆弱度和高脆弱度比例之和维持在60％以上;2000年是景观生态风险的转折点,1990-2000年景观生态风险趋于增大,2000-2015年景观生态风险趋向降低;景观干扰度、脆弱度和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现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的分布特征.(3)近25年,广州市景观生态风险与景观变化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性.维持低风险的比例为40.74％,基本都分布在北部山区,而维持高风险的比例为6.67％,由低风险向高风险的转变比例为32.28％,由高风险转变为低风险的比例为20.31％.

河流岸带湿地栖息地完整性对河流水环境、水生态和水文的安全与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河流岸带湿地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及其对植被和底栖动物的影响,对滦河干流上中下游河段表层沉积物、植物群落和底栖动物调查分析,采用生物毒性效应系数法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价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特征,采用植被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评价滦河植物和底栖动物群落特征,探究岸带湿地沉积物重金属空间分布与植被及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之间关系.结果 表明,滦河表层沉积物总体呈清洁水平,但不同河段重金属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下游重金属生态危害系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高于上中游.湿地物种调查共识别维管束植物219种,大型无脊椎底栖动物105种,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下游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和底栖动物群落完整性低于上中游.滦河下游岸带湿地沉积物重金属对生物群落具有生物毒性和潜在的生态风险,降低了植被物种多样性和底栖动物群落完整性.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能够综合反映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变化,对河岸带湿地生态健康评价和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阐明人为干扰的空间分布格局对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和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以海南霸王岭林区为研究区,采用基于GIS平台的Environmental Risk Surface(ERS)模型,选取了村庄、道路、工厂、人工针叶林和人工阔叶林5个风险元素,探究研究区2008—2018年间人为干扰风险的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从2008到2018年间人为干扰强度最大值由162.96上升到230.15,风险阈值由19.85上升到30.05,干扰强度显著增加.低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斧头岭、雅加大岭和南部猕猴岭一带,极高风险区域分布在东部苗村和西部万丁村区域.不同风险区域面积排序依次为:2008年低风险区域>高风险区域>中等风险区域>极高风险区域,2018年高风险区域>低风险区域>中等风险区域>极高风险区域,低风险区域面积显著降低并大量转变为高风险区域.研究结果可为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小种群是在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影响下,形成具有生存风险的隔离或异质种群,认识其形成原因并制定保护对策是开展救护行动的基础.野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具有许多相互隔离的小种群,各小种群的生存状况决定该物种的整体保护成效.本文以甘肃多儿保护区大熊猫种群为例,在对保护区内大熊猫进行种群分布、空间利用、干扰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分析了保护区大熊猫有效利用空间及其时空格局与环境容纳量.结果显示:(1)保护区适宜栖息地面积5 789.2 hm2,次适宜栖息地面积18 165.6 hm2,共占保护区总面积43.9％.优质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工布龙区域,该区域森林和生态系统保持原生状态,也是保护区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2)工布龙区域总面积9 949.7 hm2,其中适宜和次适宜栖息地共5 129.4 hm2,牧场是大熊猫栖息地的主要干扰因子,放牧干扰下工布龙区域适宜和次适宜栖息地面积共减少12.9％,破碎化水平加剧;(3)牧场与大熊猫栖息地镶嵌分布,导致适宜栖息地隔离,放牧活动有季节性,为回避放牧干扰大熊猫被迫季节性地沿海拔逆行迁移,夏季可供其利用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减少为364.0 hm2、次适宜栖息地面积1 088.9 hm2,冬、春季分布区可利用的适宜栖息地756.4 hm2、次适宜栖息地面积1 719.2 hm2.研究表明,牧场布局和放牧活动导致大熊猫有效生存空间隔离和供给不足,尤其夏季最低环境容纳量仅为2 或3 只,无法保障较大种群长期驻留,并对其生活史和种群适合度造成影响,使遇见率长期偏低.建议通过优化功能区划、调整牧场布局及加强对放牧活动的管控,减小栖息地干扰和增加供给,开展小种群复壮等措施改善该小种群的栖息环境和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