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初次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中应用氨甲环酸对术后引流管拔除时机的影响。方法:纳入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拟行初次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182例，男42例，女140例；年龄（68.1±7.1）岁（范围60~76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四组：氨甲环酸1组45例、氨甲环酸2组46例、氨甲环酸3组46例和非氨甲环酸组45例，分别于术后12 h、18 h、24 h、24 h拔除引流管。氨甲环酸1~3组术前30 min静脉滴注联合局部应用氨甲环酸；非氨甲环酸组术后仅以100 ml生理盐水关节腔内局部灌注。比较四组引流量、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术后关节肿胀度、美国特种外科医院（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HSS）膝关节评分、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的差异。结果:氨甲环酸1~3组术后引流量分别为（85.5±34.3） ml、（189.4±72.3） ml、（215.3±93.4） ml，少于非氨甲环酸组的（351.3±113.5）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5， P=0.005），其中氨甲环酸1组术后引流量少于氨甲环酸2组和氨甲环酸3组；氨甲环酸1~3组术后总失血量分别为（699.0±255.7） ml、（710.4±296.1） ml、（715.8±248.2） ml，少于非氨甲环酸组的（1 130.5±354.2）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3.1， P=0.001）。氨甲环酸1~3组术后第4天膝关节肿胀度分别为1.25±0.07、1.13±0.12、1.12±0.13，小于非氨甲环酸组的1.43±0.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23， P=0.015），其中氨甲环酸1组大于氨甲环酸2组和氨甲环酸3组。非氨甲环酸组和氨甲环酸3组分别出现细菌培养阳性2例；非氨甲环酸组出现血肿3例，其中伤口延迟愈合1例。 结论: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氨甲环酸的应用能减少术后引流量、隐性失血量及总失血量；术后18 h拔除引流管既能充分引流、减轻疼痛、促进膝关节功能恢复，又能有效降低引流管导致的感染风险。

目的:探讨在体外环境下不同浓度的抑肽酶及氨甲环酸对纤维蛋白凝胶溶解速度的影响，以获得稳定性良好的纤维蛋白凝胶，以便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方法:制作不同特性的纤维蛋白凝胶：抑肽酶浓度按15 000、20 000、25 000 kIU/ml，分为A、B、C组；氨甲环酸浓度按10、30、50 g/L，分为Ⅰ、Ⅱ、Ⅲ组；设立无抑制剂的对照组；以抑肽酶25 000 kIU/ml＋氨甲环酸50 g/L制作抗纤溶剂联合的纤维蛋白凝胶，标记为U组。将各组纤维蛋白凝胶置于37 ℃恒温水槽中，每隔24小时测量溶解的体积。结果:在同一浓度纤维蛋白原中，抑肽酶、氨甲环酸均可延缓纤维蛋白凝胶的溶解速度( F抑肽酶组＝502.379， F氨甲环酸组＝632.235， P值均<0.05)。将各组每日剩余体积进行组间多重比较，对照组与A组、B组、C组比较，A组与B组、C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B组与C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与Ⅰ组、Ⅱ组、Ⅲ组比较，Ⅰ组与Ⅱ组、Ⅲ组比较，Ⅱ组与Ⅲ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与单用抑肽酶或氨甲环酸相比，联合抑肽酶＋氨甲环酸可明显延缓凝胶溶解速度( F值分别为366.417、262.533， P值均<0.05)。 结论:高浓度的抑肽酶、氨甲环酸均可增强纤维蛋白凝胶的稳定性。在同一浓度纤维蛋白原中，抑肽酶<20 000 kIU/ml，酶浓度的增加可延缓溶解速度；而抑肽酶>25 000 kIU/ml，凝胶溶解速度无明显变化；氨甲环酸浓度增加可延缓凝胶的溶解速度；联合抑肽酶＋氨甲环酸延缓纤维蛋白凝胶溶解的作用优于单用抑肽酶或氨甲环酸。

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耐药在中国是一个愈发严重的问题，严重影响了 H. pylori感染的治疗。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当地或个体的抗生素耐药表型和基因型数据以指导个体化的治疗。中国幽门螺杆菌分子医学中心（CCHpMM）郜恒骏教授团队牵头进行了这项大规模的多中心研究，调查中国 H. pylori的耐药表型和基因型。研究从中国5个地区（9个CCHpMM分中心）的 H. pylori感染者的胃活检样本中分离培养 H. pylori菌株进行抗生素耐药表型和基因型检测，并评价了两者的一致性。该研究成功分离和培养了4 242株 H. pylori，成功率为84.43%。耐药表型结果显示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四环素、甲硝唑的原发和继发耐药率分别为37.00%和76.93%、34.21%和61.58%、2.20%和6.12%、1.61%和3.11%、1.18%和3.31%、87.87%和93.48%。甲硝唑/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和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的双重耐药率分别为43.6%、38.4%和26.1%。 H. pylori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耐药基因型主要是23S rRNA第2 143和2 143位碱基、gyrA基因第87和91位氨基酸的突变，与耐药表型的Kappa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和0.782。

患者男，17岁，2020年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桡骨远端疼痛，后发现左桡远端肿块，并逐渐出现弯腰受限。2020年5月患者出现双下肢无力，2020年6月中旬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8 ℃，不伴畏寒、寒战、盗汗。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大致正常，血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2.619 kU/L)，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抗可溶性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ENA)、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抗环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抗体均阴性，多次血培养及骨髓培养(－)，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血游离轻链比值(－)。外院腕关节MRI示左桡骨远端占位，大小2.7 cm×1.8 cm×2.3 cm，伴周围软组织水肿；髋关节MRI示双髂骨、耻骨、髋臼及左侧股骨颈多发异常信号，考虑"骨肿瘤"。外院 18F－FDG PET/CT显像示左侧桡骨远端、左侧肩胛骨、C4椎体、T3~T4、T7、T11、L3椎体、骨盆多处、左侧股骨颈、左侧股骨内侧髁多发溶骨性破坏，代谢异常增高(SUV max：28.5~32.8)。随后完善桡骨穿刺，病理示多量组织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组织细胞CD68(+)，CD1a(－)，Langerin(－)，S－100蛋白(－)，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20%)，考虑组织细胞增生性病变，首先考虑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 ECD)，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野生型。2020年6月起予干扰素、泼尼松治疗，患者每日仍有低热，且双下肢无力逐渐加重，无法站立，伴尿潴留。后患者为进一步诊治入本院，为评估骨病变行 99Tc m－亚甲基二膦酸盐(methylene diphosponate, MDP)全身骨显像及胸部SPECT/CT显像(图1，图2)。全身骨显像示颈、胸、腰椎多个椎体、左侧肩胛骨、双侧骶髂关节、右侧髋臼及坐骨、左侧腕关节、左侧膝关节显像剂摄取增高灶，SPECT/CT显像可见这些病灶部分为溶骨性破坏，也有部分是成骨为主的骨破坏，部分椎体病变周围伴有软组织密度影，另外有多个椎体出现病理性骨折。

目的:采用分子对接法筛选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B2（EphB2）小分子抑制剂，研究其对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利用Schrodinger对接工具预测EphB2蛋白的三维结构及其配体结合位点，通过分子对接进行高通量虚拟筛选EphB2抑制剂，通过体内外实验验证筛出的EphB2抑制剂山奈苷与芦荟大黄素（AE）抗CSCC的作用及机制。体外实验中，将人CSCC细胞系A431、SCL-1及人永生化表皮细胞HaCaT分别分为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与山奈苷组，通过MTT实验（AE浓度：20、40、80、160 μmol/L；山奈苷浓度：12.5、25、50、100 μmol/L）、划痕实验及Transwell小室实验（AE浓度：80 μmol/L，山奈苷浓度：50 μmol/L）分析EphB2抑制剂对CSC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的影响。体内实验中，SPF级BALB/c雌性裸鼠皮下注射0.2 ml A431细胞悬液，待成功长出瘤体以后，随机分为4组（ n = 6），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腹腔注射AE 20 mg·kg -1·d -1 AE）与山奈苷组（腹腔注射山奈苷25 mg·kg -1·d -1）；每周测量裸鼠的肿瘤大小和体重；连续给药28 d后，剥取裸鼠移植瘤进行HE染色，qRT-PCR与Western blot分析AE和山奈苷对裸鼠移植瘤中上皮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磷酸化葡萄糖合成激酶3β（p-GSK-3β）、β联蛋白及GSK-3β表达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检验。 结果:筛选出对EphB2具有较高抑制活性的两个小分子化合物AA-504/20999031（山奈苷）和AA-466/21162055（AE）。MTT实验结果表明，与HaCaT细胞相比，AE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AE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7.95，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24.59 μmol/L和80.85 μmol/L；山奈苷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山奈苷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1.34，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19.64 μmol/L和64.96 μmol/L。划痕实验显示，与二甲基亚砜组细胞迁移距离（88.1±1.4） μm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迁移距离[（36.7±1.0） μm和（44.7 ± 3.5） μm]显著缩短（ F = 52.34， P < 0.001），而HaCaT细胞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1.73， P = 0.238）。Transwell小室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A431细胞跨膜细胞数量（195.3 ± 5.7）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显著抑制（145.0 ± 2.5和94.7 ± 4.1， F = 72.85， P < 0.001），而对HaCaT细胞则无明显抑制作用（ F = 3.91， P = 0.055）。动物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裸鼠移植瘤体积（841.88 ± 84.63） mm 3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显著下降[（407.42 ± 70.37） mm 3与（368.77 ± 62.7） mm 3， F = 73.78， P < 0.001]。HE染色证实，AE和山奈苷干预可改善其病理变化。qRT-PCR与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AE和山奈苷明显上调瘤体组织中上皮钙黏着蛋白与p-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下调波形蛋白、β联蛋白及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 结论:分子对接筛选的小分子抑制剂与EphB2可形成稳定复合物，并通过影响Wnt/β联蛋白通路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现象来抑制CSCC进程。

目的:为初步明确院前急救全程信息化管理软件应用对严重创伤院内急诊救治质控时间的影响，特实施本项目。方法:纳入符合纳排标准的严重创伤患者42例，以项目组完成"浙里急救"信息软件开发实施为时间节点，将符合纳排标准的严重创伤患者基于救治团队成员进行匹配，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院前院内信息交接管理流程，观察组患者采取基于院前急救信息化交接流程；评价院前急救信息化交接对两组患者严重创伤救治急诊质控时间的影响。结果:对比两组患者损伤控制性处置环节相关质控指标发现，较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更早获得绿色通道建档（2.0 min vs. 0.0 min），更早完成血标本采集（4.0 min vs. 2.0 min），首次给药时间更早（4.0 min vs. 2.0 min），院内首剂氨甲环酸给药时间更早（8.0 min vs. 5.0 min），损伤控制性处置完成时间较对照组更早完成（15.0 min vs. 12.0 min，），以上质控相关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急诊救治关键质控指标考核方面，观察组患者多学科救治院前启动例次（7 vs. 1）、多学科救治团队到达时间（14.0 min vs. 6.0 min），观察组患者更早完成CT扫描（CT扫描完成时间23.0 min vs. 20.0 min），观察组患者更早送出急诊室转入手术/病房住院（急诊室滞留时长60.5 min vs. 49.4 min），以上质控相关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院前急救全程信息化管理软件的应用可以加快创伤患者院内急诊救治质控流程运行，缩短严重创伤患者急诊室滞留时长，提升患者急诊室救治效率。

目的:探究2型糖尿病肾病(DN)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叶酸(FOL)与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C677T、A1298C基因多态性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江苏盛泽医院确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161例，其中DN患者81例[男41例，女40例，年龄(61.5±14.2)岁]、糖尿病无肾病(DM)患者80例[男42例，女38例，年龄(57.7±10.8)岁]；另纳入健康对照(NC)者77名[男39名，女38名，年龄(58.2±16.3)岁]。分别用酶循环法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HCY和FOL；采用TaqMan基因分型技术分析MTHFRC 677T&A1298基因多态性。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最小显著差异 t检验比较组间血清HCY、FOL水平，应用 χ2检验分析各组间MTHFR基因分布差异。 结果:DN组HCY水平[(19.76±7.81) μmol/L]与DM组[(15.62±5.01) μmol/L]、NC组[(8.09±3.74) μ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81.738， P<0.001)；DN组FOL水平[(12.18±3.01) μg/L]与DM组[(13.50±2.71) μg/L]、NC组[(15.43±2.95) μ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26.978， P<0.001)。DN组677T等位基因频率[51.2%(83/162)]、677TT/1298AA纯合突变型频率[25.9%(21/81)]均高于DM组[33.1%(53/160)；11.2%(9/80)]和NC组[33.8%(52/154)；10.4%(8/77)] ( χ2值：10.821、9.099，均 P<0.05)；1298C等位基因频率在DN组[21.6%(35/162)]、DM组[16.9%(27/160)]和NC组[18.2%(28/15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269， P>0.05)。677TT/1298AA纯合突变型个体HCY水平、FOL水平与其他基因型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值：12.955、15.504，均 P<0.05)。 结论:MTHFR C677T&A1298C基因多态性所致HCY与FOL代谢异常可能为2型DN的遗传风险因素。

目的:探讨氨甲环酸局部应用联合弹力绷带减少复杂胫骨平台骨折（Schatzker Ⅴ、Ⅵ）术后失血的效果观察。方法:采用电脑随机生成序列将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创伤骨科收治拟行手术的40例（男24例，女16例；年龄35~55岁，平均46.0岁）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患者随机分为A、B两组。A组：手术切皮前5~10 min静脉注射生理盐水，术后不使用弹力绷带；B组：手术切皮前5~10 min静脉注射氨甲环酸15 mg/kg，术后使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至膝上。记录比较两组患者的总失血量、隐性失血量、输血率、48 h引流量、静脉血栓性疾病、术后伤口并发症、术后疼痛模拟评分量表（VAS）评分及术后24 h D-二聚体值等情况。结果:A组和B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吸烟史、合并内科疾病情况、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术前血红蛋白、术前红细胞压积、术前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A组、B组患者术后24 h血红蛋白值分别为（104.6±10.4）、（113.3±11.9）g/L，术后48 h引流量分别为（277.1±229.2）、（207.1±124.3）mL，隐性失血量分别为（318.0±83.4）、（266.2±60.9）mL，总失血量分别为（792.8±202.8）、（692.2±124.9）mL，术后24 h D-二聚体值分别为（5.1±1.3）、（4.1±0.7）mg/L，术后VAS评分分别为（5.2±0.9）、（3.9±1.1）分，术后24 h下肢周径均值分别为（35.5±3.0）、（34.4±2.6）cm，术后72 h下肢周径均值分别为（33.8±2.1）、（32.8±2.3）cm，术后伤口瘀斑血肿率分别为20.0%（4例）和0（0例），住院时间分别为（6.6±1.0）、（6.2±1.2）d；以上指标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A组与B组患在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肺栓塞及其他伤口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氨甲环酸联合弹力绷带在复杂胫骨平台骨折中应用是合理且安全、有效的，可显著降低围手术期的失血量，且不增加血栓性疾病的发生率，有一定促进患者加速康复的积极作用。

目的:探讨SUCLG1基因突变所致新生儿脑肌病型线粒体DNA耗竭综合征9型（MDS）的临床特点，为其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方法: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新生儿脑肌病型MDS 9型患儿的临床表现、生化结果、辅助检查、尸体病理及基因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并以"线粒体DNA耗竭综合征""SUCLG1基因""甲基丙二酸尿症""甲基丙二酸""SUCLG1"等为关键词，分别对中国知网、万方、Pubmed、ClinVar自建库至2023年5月收录的文献进行检索，其中仅13篇文章报道20例新生儿期发病的SUCLG1基因突变导致的MDS，本文总结新生儿脑肌病型MDS 9型的临床特点。结果:本例患儿为足月小样儿，女，生后0.5 h起病，主要表现为呼吸窘迫、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高乳酸血症、低氧血症、尿甲基丙二酸和血氨轻度升高，予以禁食、呼吸循环支持、纠酸等治疗效果欠佳，生后5 d死亡。尸体病理见脑干蛛网膜下腔出血及血肿形成、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左肺动脉狭窄、右心室和左心室室壁增厚。外观及四肢未见畸形。血酰基肉碱提示C0含量极低，C3较正常高值升高3.7倍。尿液GC-MS见少量甲基丙二酸，全外显基因检测出SUCLG1基因c.901G>A（p.Gly301Arg）和c.315-316dup（p.Glu106GlyfsTer63）复合变异，确诊脑肌病型MDS 9型。共检索13篇文献20例新生儿期发病的脑肌病型MDS 9型患者，包括本例共21例，临床特征主要为新生儿期出现不明原因的肌张力减低、喂养困难，伴有甲基丙二酸轻度升高，95%有高乳酸血症，80%有呼吸窘迫，累及呼吸、循环系统者更易出现致死性乳酸酸中毒，全外显子基因测序示SUCLG1基因突变。治疗以支持为主，预后差，死亡率高。结论:新生儿期不明原因的肌张力减低、喂养困难、乳酸酸中毒、甲基丙二酸轻度升高应警惕新生儿脑肌病型MDS 9型，累及呼吸、循环系统者更易出现新生儿致死性酸中毒，基因测序可帮助诊断。

患者男，56岁，因间断全身红斑、糜烂伴疼痛3年余，加重3周就诊。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皮红斑、糜烂、结痂，伴有轻度瘙痒及疼痛，后逐渐泛发全身，就诊外院，行皮肤活检，病理示基底层上方棘层细胞松解，表皮内裂隙，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排列（图1），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泼尼松60 mg/d口服，皮疹未控制，后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0 g/d静脉滴注、泼尼松30 mg/d口服治疗，皮损逐渐控制。出院后泼尼松改至70 mg/d，10 d后减至65 mg/d，头皮、颈部再次出现红斑、糜烂，遂就诊本院。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头、颈、躯干多发红斑、糜烂，口腔散在浅糜烂面。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99 U/ml（阴性<14 U/ml，不确定14 ~ 20 U/ml，阳性≥ 20 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70.07 U/ml（阴性<7 U/ml，不确定7 ~ 20 U/ml，阳性≥ 20 U/ml），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甲泼尼龙64 mg/d口服；环磷酰胺首次400 mg，此后每2周600 mg，静脉滴注3次，皮损明显好转。出院后调整为口服泼尼松龙60 mg/d。患者于我院门诊规律复诊，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3个月后减至50 mg/d，后每半月减2.5 mg/d，减至40 mg/d后每月减2.5 mg/d，减至35 mg/d后每1.5个月减2.5 mg/d，减至30 mg/d后每2个月减2.5 mg/d），并间断给予甲氨蝶呤10 mg/周，2次泼尼松龙减量至25 mg/d皮损复发。3周前患者全身出现多发红斑、糜烂，遂再次就诊。既往史：高血压、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腰椎结核术后、重度骨质疏松症，否认特应性皮炎病史。皮肤科检查：全身多发红斑，大部分皮疹糜烂、结痂，眼睑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未见糜烂。再次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收住入院，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醋酸泼尼松30 mg/d治疗。2周后患者仍有新发水疱伴糜烂及渗出，醋酸泼尼松加至60 mg/d，再次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丙种球蛋白20 g/d静脉滴注3 d，全身红斑颜色变暗，糜烂面较入院时明显干涸、结痂。在皮损好转过程中（第2次利妥昔单抗输注14 d），患者头皮、面部、颈部在原有红斑、糜烂基础上突然出现疼痛性丘疱疹，部分融合成片，表面可见脐凹样水疱及破溃后糜烂面、结痂（图2），皮损于24 h内出现，伴有一过性体温升高，最高达37.4 ℃。取疱液行单纯疱疹病毒（HSV）PCR检查：HSV-1阳性，HSV-2阴性；刮取水疱基底部行Tzanck涂片，可见多核巨细胞（图3）；2型HSV IgG抗体检测2次，出水疱时样本临界值指数（cut off index，COI）为3.36（<1.0），出水疱6 d即治疗5 d后COI为2.25；1、2型HSV IgM抗体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