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患者生理功能尚未恢复正常，加之手术创伤、麻醉与镇痛药物的残留作用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需要先转入麻醉苏醒室进行观察，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后才能转入普通病房。通过对手术室-麻醉苏醒室患者交接的重要性、安全管理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进行综述，为临床患者交接提供指导，提高患者交接的安全性。

目的:探讨SBAR标准沟通模式在精神科开放病房晨会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7月—2019年6月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开放病房21名护士为研究对象。干预前采用常规交班模式，干预后采用SBAR沟通模式交班。比较干预前后护士中文版护士交接班评估量表（NASR）、中文版安全态度调查问卷（C-SAQ）得分情况。结果:干预后，护士NASR得分为（84.82±0.71）分，高于干预前的（75.36±9.13）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护士的C-SAQ得分为（146.37±8.78）分，高于干预前的（124.36±7.03）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精神科开放病房使用SBAR沟通模式交班，实现了规范的交接沟通，更好地落实护理措施，提高了护士的安全态度，保证了患者安全。

目的:分析中国汉族全色盲一家系的临床特征和致病基因变异。方法:采用家系调查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7月至2019年7月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就诊的中国汉族全色盲一家系，纳入该家系2代5名成员，包括2例患者和3名表型正常者。询问病史并进行详细眼科检查，包括视力、色觉、彩色眼底照相、眼底自发荧光(FAF)、光相干断层扫描(OCT)、视野及视网膜电图(ERG)检查。采集2例患者及家系成员外周血并提取DNA。利用全外显子测序(WES)技术筛选致病基因变异，进行Sanger验证及家系共分离分析。通过1000 Genomes、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ExAC、ClinVar以及OMIM等数据库对变异位点进行注释，判断是否为单核苷酸多态性或已报道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进行致病性评估。结果:先证者父母近亲结婚，家系遗传特点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2例患者均为男性，均自幼双眼视力低下伴有畏光和色觉障碍。眼底表现为黄斑中心凹处反光不明显。FAF显示黄斑中心凹处弱荧光。OCT显示未见明显黄斑中心凹结构，且相应区域椭圆体带和交接带缺失。视野检查显示中心暗点伴或不伴周边视野缺损。ERG显示暗适应0.01、3.0及10.0反应波形大致正常；振荡电位振幅下降；明适应3.0及30 Hz闪烁光反应未记录到波形。随诊9年，患者的临床表现显示疾病未见明显进展。测序结果显示2例患者均携带纯合 ATF6基因新发致病变异c.947insA(p.Asn316Lysfs*46)，先证者母亲携带杂合变异，未患病的胞兄弟未携带变异，符合家系共分离。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评级为致病性变异。 结论:ATF6基因c.947insA(p.Asn316Lysfs*46)为该全色盲家系的致病基因变异位点，该变异位点为首次报道。

目的:为初步明确院前急救全程信息化管理软件应用对严重创伤院内急诊救治质控时间的影响，特实施本项目。方法:纳入符合纳排标准的严重创伤患者42例，以项目组完成"浙里急救"信息软件开发实施为时间节点，将符合纳排标准的严重创伤患者基于救治团队成员进行匹配，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院前院内信息交接管理流程，观察组患者采取基于院前急救信息化交接流程；评价院前急救信息化交接对两组患者严重创伤救治急诊质控时间的影响。结果:对比两组患者损伤控制性处置环节相关质控指标发现，较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更早获得绿色通道建档（2.0 min vs. 0.0 min），更早完成血标本采集（4.0 min vs. 2.0 min），首次给药时间更早（4.0 min vs. 2.0 min），院内首剂氨甲环酸给药时间更早（8.0 min vs. 5.0 min），损伤控制性处置完成时间较对照组更早完成（15.0 min vs. 12.0 min，），以上质控相关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急诊救治关键质控指标考核方面，观察组患者多学科救治院前启动例次（7 vs. 1）、多学科救治团队到达时间（14.0 min vs. 6.0 min），观察组患者更早完成CT扫描（CT扫描完成时间23.0 min vs. 20.0 min），观察组患者更早送出急诊室转入手术/病房住院（急诊室滞留时长60.5 min vs. 49.4 min），以上质控相关指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院前急救全程信息化管理软件的应用可以加快创伤患者院内急诊救治质控流程运行，缩短严重创伤患者急诊室滞留时长，提升患者急诊室救治效率。

目的:探讨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在机械通气患者高压氧治疗转运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浙江明州康复医院需行高压氧治疗的200例机械通气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0例。观察组采用自行设计的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对照组采用传统交接单，比较2组护理不良事件及交接不清的发生情况、护士满意度及平均交接时间。结果: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和交接不清的发生数分别为8例、2例，分别少于对照组的21例、11例，护士满意度高于对照组(96.0% vs. 8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平均交接时间为(9.95±1.23)min，短于对照组的(22.46±1.38)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的运用规范了机械通气患者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的转运交接流程，有效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及交接不清等问题的发生，提高了转运交接的工作效率及交接护士双方的工作满意度，保障了重症患者的转运安全。

目的:对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习阶段进行基于置信职业行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的评价，以发现临床实习教学中的不足。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临床实习的2017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50名学生进行EPAs的自我评价(自评)和带教教师评价(他评)，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对自评和他评的结果进行比较，并将每个指标评价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和无法评价的比例进行统计。结果:大多数指标的自评和他评结果一致，如EPA1(接诊患者)、EPA5(医疗文书书写)、EPA6(病例汇报)的自评和他评结果均为3(3，4)；少数指标存在差异，如EPA10(知情同意)的自评和他评结果分别为3(3，4)和3(2，3)，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部分指标自评和他评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均较高，如EPA1(接诊患者)、EPA5(医疗文书书写)、EPA6(病例汇报)的比例分别为100.0%和88.2%、94.0%和91.8%、90.0%和91.8%。部分指标自评和他评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较低，如EPA8(危急重症识别与处理)、EPA9(患者转运与交接)的比例分别为30.0%和43.6%、50.0%和51.8%。 结论: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EPAs自评和他评结果基本一致，基本达到临床实习教学要求，部分EPAs指标评价结果与住院医师入职基本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建议进一步完善临床实习教学，以促进与毕业后教育的平稳过渡。

目的:探讨 1型肾单位消耗病（nephronophthisis，NPH）的临床表型及 NPHP1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本研究为病例系列分析，回顾性收集初步诊断1型NPH患者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标本、临床、影像和病理资料。通过二代测序或微卫星标记检测 NPHP1基因变异。 结果:（1）本研究中，16个家系20例患者确诊为1型NPH。起病中位年龄为 9.5岁（3.0～21.0岁），发病至确诊的平均时间为2.1年（0.1~6.5年）。首诊表现方面，肾功能不全7例（35.0%），多饮、多尿或夜尿增多8例（40.0%），贫血4例（20.0%），生长迟缓7例（35.0%），其中1例以生长迟缓及胸廓畸形为首诊表现。肾脏表现方面，10例（50.0%）尿常规检查尿蛋白阴性，10例（50.0%）有少量蛋白尿，均无血尿；首诊时18例（90.0%）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害，进展至慢性肾脏病5期的中位年龄为 12岁（9.1～16.5岁）。17例接受尿蛋白成分分析患者中，15例存在α1微球蛋白和β2微球蛋白升高，包括6例尿常规检查尿蛋白阴性患者。11例（55.0%）患者双肾体积正常，9例（45.0%）肾脏体积缩小，其中7例双肾体积缩小，2例单个肾脏体积缩小。B超及磁共振水成像检查显示，12例（60.0%）患者皮髓质交接处和/或肾髓质处有单发或多发肾囊肿，8例（40.0%）未见囊肿。9例患者完成了肾活检，均可见肾小管萎缩及管腔扩张、肾小管基底膜增厚或分层、间质纤维化及炎性细胞浸润。5例存在肾外表现，如Senior-Loken综合征、弱视或屈光不正、Cogan综合征、肝囊肿等。16个家系20例确诊患者中， NPHP1外显子（exon 1～20）纯合缺失发生在8个家系10例患者，杂合缺失伴点突变发生在5个家系7例患者，复合杂合点突变发生在3个家系3例患者，不同基因突变类型患者的临床表型（性别、肾脏体积、囊肿形成、尿蛋白）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6例进行了基因二代测序（靶向外显子组测序和全外显子组测序），其中8例合并其他纤毛病致病基因变异；而与无合并其他纤毛病致病基因变异的8例患者相比，合并其他纤毛病致病基因变异的8例患者在性别构成、发病年龄、就诊前病程、肾脏表型（包括肾脏大小改变及囊肿形成、尿蛋白）、进展至慢性肾脏病5期的年龄无明显改变（均 P>0.05）。（2）本研究另4个家系4例患者仅有 NPHP1单杂合突变，且无其他囊肿性肾病和/或纤毛病致病基因变异可以解释，经临床诊断为NPH。（3）本研究共发现点突变12个，其中新发现8个（c.728+1G>A，c.1630delA，c.1122+1G>T，c.2081A>G，c.1333C>G，c.625-2A>T，c.1374G>T，c.968C>T）。 结论:本系列患者 NPHP1基因突变类型与国外报道存在较大差异，新突变比例较高，遗传背景差异较大。不同突变类型患者的临床表型无明显差异。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制订《经桡动脉入路肝癌介入治疗综合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为医务人员制订肝癌介入治疗围手术期规范化的管理路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系统检索、评价并汇总肝癌介入治疗相关证据，形成共识初稿；邀请国内28家医院48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编审委员会，开展2轮德尔菲专家函询及1轮线上专家论证会，对共识初稿进行讨论与修订，最终形成终定稿。结果:该共识从术前评估、术前准备、健康教育、术后交接与监测、导管与用药管理、穿刺部位管理、体位与活动管理、营养监测及饮食管理、疼痛管理与心理支持、并发症观察与处理10个方面达成一致性意见。结论:该共识形成了经桡动脉入路肝癌介入治疗综合管理的推荐意见，建立综合的围手术期管理模式，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目的:探讨电热棒消融术在治疗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中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的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HSIL患者1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消融组［73例，行子宫颈鳞柱交接（SCJ）区的电热棒消融术］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组（77例，行子宫颈LEEP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及术后并发症，术后随访两组患者的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消退、子宫颈病变残留或复发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细胞角蛋白7（CK7）蛋白阳性SCJ细胞的变化。结果:（1）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年龄、孕次及术前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HR-HPV阳性率、阴道镜图像评估结果、转化区（TZ）类型（均为TZ完全可见的TZ-Ⅰ和TZ-Ⅱ型）、活检诊断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LEEP组术后，有9例（11.7%）显示手术切缘阳性，其中8例为子宫颈外切缘阳性，1例为子宫颈内切缘阳性且术后6个月复发而行二次LEEP术；消融组患者无切缘，无法评估。（3）中位随访时间为11.5个月（9.8，15.0个月）。术后复查TCT，消融组、LEEP组患者术后3、6、9、12、18个月随访时的TCT结果异常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复查HR-HPV，术后3个月随访时消融组HR-HPV阳性率显著高于LEEP组（分别为38.4%和18.2%； χ2=7.57， P=0.006）；而在术后6、9、12、18个月随访时两组患者HR-HPV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活检两组共计3例患者子宫颈发生HSIL；随访期间，两组均无一例进展为子宫颈鳞癌。（4）消融组、LEEP组各有40例患者检测CK7蛋白的表达，两组术前CK7蛋白阳性率分别为80.0%（32/40）、75.0%（30/40），术后CK7蛋白阳性率均下降［分别为12.5%（5/40）、17.5%（7/40）］，两组组内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而两组组间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电热棒消融术用于治疗TZ完全可见的子宫颈HSIL是安全、可行的，与LEEP术具有相同的疗效，均可以达到去除CK7蛋白阳性的SCJ细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