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乳糜泻(celiac disease,CD)是一种由遗传易感个体摄入麸质蛋白后引起的小肠自身免疫性疾病.微生态失调可能导致消化道内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肠道持续性炎症,从而破坏肠道免疫稳态,参与CD的病理生理过程.消化道不同部位功能的异质性可导致肠道微生物的区域差异.由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样部位,本文将从CD与消化道不同部位微生物群、无麸质饮食治疗后消化道不同部位微生物群和真菌群的关系3个方面,阐述消化道不同部位微生态失调与CD的关系,从而促进以微生物为靶点防治CD策略的开发.

为满足传染病患者就地隔离治疗、生活和排泄物处理等需求,研制一种传染病防控用负压隔离治疗舱.基于负压隔离原理,设计可快速安装的密闭舱体,内设治疗区、患者进出缓冲间、医护人员进出缓冲间和废弃物临时放置区,综合集成压力监测系统、智能进气系统、智能高效排风过滤系统、智能灭菌系统、照明系统、空气微生物采集器等.研制的传染病防控用负压隔离治疗舱在3 min内建立≥15 Pa的负压,对0.3 μm微粒气溶胶的防护效率≥99.999%,最大消毒空间150 m3,可有效控制病原微生物的扩散和对环境的污染,切断与健康人群的传播途径,达到呼吸道隔离、接触隔离、消化道隔离、昆虫隔离等隔离要求,满足传染病患者的收治需求,提高疫情期间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该治疗舱非使用状态下可拆装放置于置物箱内,占用面积小、轻巧易搬运,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动物消化道栖息着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它们与动物的生理和代谢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现有研究表明消化道微生物的演化与多样性受到动物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而消化道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也可以影响到动物的进化,这种寄生与被寄生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是二者进化过程中微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驱动力.本文概述了动物与消化道微生物进化关系及不同动物的消化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并探讨了动物与消化道微生物群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的联系以及不同动物中消化道优势微生物,我们发现尽管动物消化道微生物区系组成具有多样性,但大多数动物消化道70％-90％的微生物群落仍然来自于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其原因可能是这两个菌门在分解复杂碳水化合物方面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指出当前研究应考虑到动物和消化道微生物进化趋势的定义、进化速度以及动物与消化道微生物间存在的竞争与合作等因素对于二者进化关系的影响,以便于验证其准确性.

肠道菌群是公认的细菌库,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发动机".在人体内环境紊乱时,细菌暴发性增殖,其内毒素增加肠系膜血管床通透性,导致肠道组织水肿,屏障功能受损,引起脓毒血症和全身性炎症反应(SIRS),加剧急性肾损伤(AKI)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肠道细菌产生的炎症因子还能通过肠系膜淋巴管道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肝衰竭及肝性脑病[1].肠道菌群紊乱的危害性推动了选择性消化道去污染及选择口咽去污染(SDD/SOD)的研究.多年来SDD/SOD始终是危重症领域探讨的话题,但因存在细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的顾虑,目前SDD/SOD地位尴尬,其普及率较低.欧洲的重症监护病房(ICU)中SDD/SOD普及率仅17％,集中于荷兰和德国[2-3],英国普及率仅5％,国内缺乏相关数据.大量临床研究源自耐药菌不太流行的荷兰,尽管有荟萃分析指出该地区结果与其他区域结果相似[4],但其结果是否适用于耐药菌泛滥的中国,还需要更多研究证实.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中经常存在流行性中高度抗菌药物耐药菌,而氯己定(CHX)漱口水、选择性口咽去污(SOD)和选择性消化道去污(SDD)对ICU患者预后的影响尚不清楚.为此,有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随机试验,旨在了解CHX漱口水、SOD、SDD与获得性耐药菌血流感染及28 d病死率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从2013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在欧洲13个ICU进行,这些ICU至少有5%的血流感染是由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肠杆菌科引起的.研究对象为预期机械通气时间超过24 h的危重患者.该研究最终随访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标准治疗为每日用2% CHX进行身体擦浴和手卫生改善计划.在6～14个月的基线期后,每个ICU按随机分配进行3个不同的干预期(每个干预期持续6个月),分别使用2% CHX漱口水、SOD(含黏菌素、妥布霉素和制霉菌素的漱口水)或SDD(使用与SOD相同的漱口水和口服含相同抗菌药物的胃肠道悬浮液)进行微生物去污,每日4次.主要评价指标为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ICU获得性血流感染发生率,次要评价指标为28 d病死率.结果显示:共有8 665例患者被纳入该研究,其中男性5 561例(占64.2%),女性3 104例(占35.8%);中位年龄64.1岁;基线期、CHX漱口水期、SOD期和SDD期分别为2 251、2 108、2 224、2 082例.被纳入研究的患者中有144例发生由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ICU获得性血流感染(154例次),在基线期以及CHX漱口水期、SOD期和SDD期的发生率分别为2.1%、1.8%、1.5%、1.2%.与基线期相比,CHX漱口水、SOD和SDD 3个干预阶段的绝对风险分别降低了0.3%〔95%可信区间(95%CI)＝-0.6%～1.1%〕、0.6%(95%CI＝-0.2%～1.4%)、0.8%(95%CI＝0.1%～1.6%),校正后的风险比(HR)分别为1.13(95%CI＝0.68～1.88)、0.89(95%CI＝0.55～1.45)、0.70(95%CI＝0.43～1.14).基线期、CHX漱口水期、SOD期和SDD期患者的28 d病死率分别为31.9%、32.9%、32.4%、34.1%.与基线期相比,CHX漱口水期、SOD期和SDD期患者28 d病死率校正后的优势比(OR)分别为1.07(95%CI＝0.86～1.32)、1.05(95%CI＝0.85～1.29)、1.03(95%CI＝0.80～1.32).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使用CHX漱口水、SOD或SDD进行微生物去污并不能降低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ICU获得性血流感染的发生风险.

蜜蜂是一种典型的营群居生活的社会性昆虫,相比独居生活的昆虫,其肠道微生物具有独特的区系结构.这种独特肠道微生物与其社会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现有研究显示,蜜蜂肠道的优势菌包括9大类群.消化道不同区段的优势菌种类和丰度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前肠种类少、丰度低、后肠种类多、数量大,占了全消化道微生物的99％以上.不同社会分工的蜜蜂肠道微生物区系结构存在差异,肠道微生物会通过影响胰岛素信号的传导、保幼激素和卵黄原蛋白的合成以及蜜蜂抗氧化应激的能力等对蜜蜂的级型分化、社会分工、摄食行为及寿命长短产生调节作用.除此之外,蜜蜂肠道微生物还具有激活免疫、抑制病原菌生长、降解食物、促进养分吸收、解毒、发酵蜂蜜和蜂粮等作用.主要针对蜜蜂肠道微生物的基本特征及其与蜜蜂社会性的关系作一简要综述.

过敏性紫癜(HSP)是儿童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临床表现除皮疹外以消化道症状最为常见,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临床上治疗腹型HSP主要以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物为主,但只能缓解病情,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最近有学者对腹型HSP患者中肠道微生物区系中的细菌数量进行精确测量,发现腹型HSP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益生菌是一类在适当摄入数量会对宿主机体带来益处的活的微生物,是调节机体微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增强肠道屏障功能、提高机体自身免疫力和降低变态反应性,从而使其在腹型HSP中具有治疗潜力.本文对益生菌在腹型HSP中的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指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导致反流症状和(或)黏膜损害.目前GERD主要分为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反流性食管炎(RE)和Barrett食管(BE)三大临床类型.GERD是一种复发性疾病,在西方国家的发病率较高[1],近年来在亚太地区的发病率有逐步升高的趋势.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GERD的患病风险随之增加[2],我国发病率由原来不足5％上升至12.5％[3].GERD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重度食管炎及Barrett食管患者需接受PPI长期维持治疗.此外,胃食管反流可导致食管黏膜炎症、肠化甚至食管腺癌的发生.GERD是一种多因素参与的疾病,但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文对GERD与消化道微生物菌群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显微观察和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技术来探究饲喂生物发酵稻秸对湖羊肠道上皮形态及微生物区系的影响.[方法]试验选择70日龄、体重相近(25.15±0.47)kg的湖羊公羔21只,根据饲粮中粗饲料的组成随机分为3组:稻秸组、生物发酵稻秸组和苜蓿干草组,饲粮精粗比为6:4,试验持续7周,其中适应期3周,正试期4周,结束后屠宰取样,采集瘤胃、空肠和结肠上皮组织进行观察测量,收集对应肠段内容物用于微生物区系和代谢产物测定.[结果]与稻秸组相比,饲喂生物发酵稻秸显著提高湖羊瘤胃中纤维杆菌(Fibrobacteres)的相对丰度和挥发性脂肪酸(volatile fatty acids,VFA)的含量,促进瘤胃上皮的发育;显著提高湖羊空肠中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的相对丰度,改变空肠微生物菌群结构,促进空肠上皮组织的发育;改变湖羊结肠微生物菌群结构.[结论]饲喂生物发酵稻秸有利于湖羊肠道上皮的发育,并增加消化道内的微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