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出"30×30"目标,呼吁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目前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不足、拓展空间有限、与其他土地类型兼容性有限,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有效保护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自然保护地.然而,国际上提倡的"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尚存较多局限,与我国实际情况的适配性不足,难以直接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外就地保护实践.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与当前自然保护地相互补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就地保护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兼用地"(conservation compatible land,CCL)的概念——"由各类主体申请、各级政府依法确认,以保护和利用相兼容的管理方式,对高生物多样性地区进行长期、有效保护的陆域或水域",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本研究对CCL的内涵、定位、特征进行初步界定,并从法律政策和管理实践方面论述其可行性.未来我国的国土空间布局应包含自然保护专用地(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CCL(兼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农林渔牧、文化、生活等其他使用功能)以及可持续利用地(其他生产与生活用地)三大类.CCL有助于整合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外的保护措施,全面系统认识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的作用,梳理经验、推广实践、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多梯度、保护与利用统筹协调的全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使每一寸中国国土都兼顾保护与发展功能.本研究旨在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全球"3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全球物种多样性的不断下降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愈发受到当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了减缓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这一趋势,确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目前现有的识别重要区域的研究方法多具有不同的评估标准,而且多集中于不同的生物组合(物种或群落)和生态系统类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BAs)是指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做出重大贡献的区域,与传统的研究识别方法不同,KBAs识别是以全球统一的标准,识别对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濒危动植物至关重要的栖息地.本文在阐述KBAs理论框架与技术架构的基础之上,总结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识别标准与评估参数体系,包括5项一级标准、11项二级标准以及11项评估参数.其中,涉及到生态系统层面的评估参数1项、物种层面的评估参数8项、基因层面的评估参数1项、综合评估参数1项.还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案例分析了 KBAs识别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中的应用,探讨了该方法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以期为我国今后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自然保护地的规划提供一个新视角.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是解决各类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历史性工作.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从2020年2月开始,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逐步完善,但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还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分区、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永久基本农田调出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和讨论,认为:(1)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可单独作为一个类别,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并列;主要风景资源是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区不宜列入自然保护地体系.(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应归类为自然保护区,而不应归类为自然公园.(3)不应再新增"生态自然公园"类型;不应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园名称改为森林自然公园、地质自然公园、湿地自然公园.(4)如果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统一分为两级管理,则应该是国家级、省级.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草原公园等都不宜省略"级"字.(5)可参照国家公园管控区、功能区分层设置方法,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也可分层设置管控区、功能区.不应简单地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3个功能区直接转为核心保护区(宜称严格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2个管控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不宜整体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也可设置核心保护区(即严格控制区).(6)应肯定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分类地位和自然保护功能,应一并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中.(7)不宜把自然保护地整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是把自然保护地内林地、草地、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中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8)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镶嵌体.永久基本农田是高质量耕地的"地块",保留在自然保护地内并不会改变其生产空间属性,可不调出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制修订宜充分考虑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展历史和管理现况.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 COP15)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包括 4 个长期目标和 23 个行动目标(马克平, 2023),为全球 2030 年前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明确了目标和路径.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控、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等,率先实现了《昆蒙框架》中关于通过全域空间规划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行动目标1)、保护30％陆地面积(行动目标3)等重要目标,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生态用地稳定性是生态用地数量与质量双重保护的重要载体.基于2000、2010、2020年的GlobeLand30土地利用数据,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并应用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揭示中国2000—2020年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格局特征;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中国生态用地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如下:(1)近20年中国生态用地面积总体减少了近7.44×104km2,以新疆西北部缩减最为明显;同时,耕地(76.5％)、建设用地(11.3％)的侵占是生态用地缩减的主要原因.(2)近20年中国稳定性生态用地数量变化不大,其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较一致,其中热点面积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42.3％),冷点面积在"胡焕庸线"东南侧(21.2％);以占稳定性总面积53％的高稳定等级的生态用地为主,集中分布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中(24％)、低(23％)稳定等级数量相差不大,多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3)自然因素,特别是年降水量与年日照时数,对生态用地稳定性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相较单一影响因素对生态用地稳定性变化更具解释力.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能在动态背景下为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国土空间优化配置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全面促进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控制区是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空间.对城市生态控制区进行分级管控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研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手段,采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评价结果识别生态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判定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形成了点-线-面交汇的生态安全格局网络,并将其应用于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分级划定.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生态源地共有17处,面积为604.19 km2,约占厦门市陆域面积的35.54％,包括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水源保护地、森林公园等区域;提取主要生态廊道15条,长度为152.84 km,主要为连接生态源地与海洋的山海生态廊道;设置生态节点22个,主要为生态源地范围外的小面积重要保护区域和具有明确生态保护目标的区域.依据生态安全格局将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划分为三级管控区域,其中,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态节点划入一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69.48％;一级管控区外的生态重要区和林地划入二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10.15％;生态控制区内的其他区域划入三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20.3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级管控建议,以期为厦门市实现生态控制区高水平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自然保护区是禁止开发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生态文明体系加快构建、人类活动不利影响逐渐得到遏制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将成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鉴于此,分析和总结了气候变化对野生生物的影响,剖析了气候变化对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的风险,以期为协同推进自然保护区管理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建立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等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野生动植物物种分布、生物物候、种间关系的影响更加凸显,加剧了物种灭绝风险;气候变化影响特别是气候变化引起的物种适应性迁移,将对以相对固定的空间布局、保护边界、功能分区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使得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保护功能等面临风险,形成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而且当前自然保护区优化调整仍然滞后于气候变化影响,将进一步加剧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复杂,多种社会经济、政策和自然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分析了2000年至2015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和演变特征,及主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15年间,共有约6.4万km2的生态系统类型发生变化,城镇增长67.5％,农田缩减7.5％,森林增加2.1％,剧烈的生态系统变化集中于下游,以及中上游的大城市,城镇聚集区以及退耕还林区.生态系统景观破碎化程度和景观多样性提高.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格局、构成差异较大,15年间,上游和下游森林显著增加,下游城镇显著扩张、农田和湿地显著缩减,上游湿地增加最为显著.城镇化是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的首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达48.0％,长江下游城镇化的贡献率高达64.5％.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是第二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为32.8％,在上游高达47.8％.水资源开发和农业开发贡献率分别为8.5％和9.9％,此外,气候变化促使高原湖泊面积增大.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规划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保护优质耕地,禁止重要湿地的开发.

生态红线划定是保护生态安全,协调城市建设、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目前,有关生态红线的划定方法多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忽视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探究,缺少与城市建设发展相互协调,导致生态用地经常被占用,生态红线保护效果不好.在综合分析生态用地历史变化过程和生态适宜性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城市生态红线划定方法,并以鄂州市为研究区验证了模型划定的效果.划定结果表明,该方法符合鄂州市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特性,既有利于稳定且生态服务价值高的区域划入红线,又保证了生态红线空间的落地实施.与传统生态评价方法相比,贝叶斯网络模型划定方法的实效性更强,可以为城市生态红线划定方法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近年来,中国沿海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驱动下的新一轮大规模围填海阶段,环渤海围填海历史久、规模大,已成为我国围填海的重心区域.由于围填海和河口三角洲增长,1940s以来渤海面积萎缩了0.57× 104km2,萎缩速率大于82km2/a,2000年以来萎缩速率更高达141km2/a;渤海自然岸线的长度和比例也急剧下降,由1990年的1397km减少为2014年的561km,占岸线总长度的比例由54.92％下降为16.18％.围填海导致多种危害,如:海洋潮波和水动力条件变化,近岸和近海沉积环境与水下地形变化,加剧近岸水环境与底泥环境污染,潮滩湿地面积减损与生态功能下降,底栖生物栖息地减损和群落破坏,侵占和破坏渔业资源“三场一通道”,加剧海岸带自然灾害风险、诱发经济社会系统风险,对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等.在分析我国围填海监督管理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改革和优化围填海管理体制,建立陆海协调与联动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生态红线制度,控制围填海规模与速度,推进和优化保护区建设;开展已围填区及其周边海域环境和生态的恢复与重建;强化已围填区新增土地资源的监管和集约优化利用;加强基础观测体系建设,大力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公众、利益相关方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滨海湿地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