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 62 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 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在以"爱知目标"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均未实现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变革性转型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因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则,成为应对全球危机的重要途径.该文通过分析机理和功能层面生物多样性和NbS的关系,阐明了NbS利用恢复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营养级来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提出了利用NbS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内涵,一是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二是利用自然生态过程.在建立NbS和生物多样性关联认知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梳理了NbS的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以及NbS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方法,归纳了NbS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实践案例,讨论了NbS协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效益,展望了NbS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的愿景,以期为促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框架履约、推进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提供参考.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大幅减缓全球、区域和国家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和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将“爱知目标”框架下制定的国家评估指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是国家层面上履约的重要行动之一.本文以“爱知目标”为框架,对其关注点进行梳理,并分析其间的联系.以每个关注点为对比基础,以欧盟、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和中国为研究对象,对各国“爱知目标”关注点采取的相关指标及行动进行对比分析,识别我国现存相关指标的薄弱环节.结果表明:公众参与(1-2),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2-1),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补贴政策(3-2),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2),连通性(11-4),《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16-1),传统知识的保护(18-1)和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20-2)等关注点目前缺乏相关的评估指标.可持续消费(4-2),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5-1),可持续渔业(6-2),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7-2),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和管理成效评估(11-3)等关注点暂未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通过分析以上国家相关指标设定和相关行动的经验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进一步完善我国评估指标体系;(2)加快调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3)开展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议题的定量化研究;(4)开展公众科学活动,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焦点议题,了解该议题的谈判进展将对我国顺利举办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梳理相关谈判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各方主要观点,并就我国应对国际谈判并以东道国身份推进该框架的制定进程提出了建议.各方对制定框架的时间表、程序和一般性原则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认为应尽快确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程序及时间表,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执行经验、科学结论和和广泛的信息来源,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国际进程衔接,重视利用情景和模型,并支持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过程.同时,各方认为框架应主要包括土地利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措施、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主流化、能力建设、资源调动、国家承诺等要素.为应对国际谈判,建议我国在《公约》谈判会议中适时提出以下观点:重视实现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目标;提升评估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科学制定措施.此外,建议我国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推进框架制定进程:充分利用国际高级别会议,提升政治重视程度;积极与主要国际进程协作,推进该框架深入讨论;重视调动利益相关方积极性.

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然而,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表明,大部分爱知目标可能无法在2020年实现,因此,自然保护需要变革性转变.中国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标,并通过绿盾行动和环保督察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也已达到18％,但仍未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物种濒危程度持续加剧.尽管生态文明一系列改革已经做出了变革性转变,中央层面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相关政策,通过机构改革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九龙治水”的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需要在不同层面进一步落实“主流化”,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保障保护资金,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因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保护意识、空间布局和保护行动3个方面充分实现变革性的转变,借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法,进一步整合法律、行政、市场、技术和社会等五方面力量,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实现保护意识主流化、保护利用统筹化和保护行动全民化等三方面变革性的转变,形成高效一体化的机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财务机制的运行主体,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7个周期,各国在执行GEF项目期间,遇到了可持续性不强、项目设计方案复杂、期望过高等挑战.作为GEF的国际实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中国政府合作,针对各项挑战,采取综合应对措施,优化设计与实施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取得了系列成就,这些项目的实施是落实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有效实践并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些应对策略与成就包括:(1)撬动了中国政府5-10倍的配套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推动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主流化,使得财务、制度和环境的可持续得以实现.项目贡献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订、完善法律法规、探索融资机制、推进政策导向等方面,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重要议程,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发挥政策引领作用.(2)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充分征询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目标的设定明智,确保了项目的实施成效.(3)借鉴相关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开展了诸多创新和示范.(4)提供培训、教育和广泛交流,综合提升了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能力,对于增强技术、管理、协调、协作等领域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5)利用各种窗口和平台,广泛开展宣传推广、研讨交流等,提高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为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群众基础.本文结合UNDP作为国际实施机构与相关部委和省级及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GEF生物多样性项目实践,总结了项目的成就与经验,期望为全球相关项目设计和实施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提供借鉴,以共同实现"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标是加强科学政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展示IPBES目标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基础上,IPBES融合多种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创新,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CP)为核心的概念框架.本文首先梳理了NCP的发展历程,论述了NCP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指出两者均关注人类福祉,但与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的是,NCP涵盖了自然对人类生活的消极影响,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传统知识和土著居民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重要性.其次,本文阐述了人与自然共同实现NCP进而影响人类良好生活质量的机制,并分析了NCP大幅下降的全球趋势,提出世界各国应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致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最后,本文讨论了NCP在IPBES评估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磋商谈判中的应用前景,为今后NCP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支持.

《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将审议通过正在编制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该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只有通过变革式的转型,才能实现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框架以变革理论为基础,拟制定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息息相关,目标的制定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等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约》机制和框架磋商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仅极少数人完整地了解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程.经过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下简称"OEWG")4次会议的磋商,框架结构和要素已基本确定,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2个2030年行动目标,包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行动目标1-8)、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来满足人的需求(行动目标9-13)和执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行动目标14-22)3个部分.本文介绍了OEWG第四次会议磋商的框架草案中行动目标的谈判进展,对框架中30×30目标、资源调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分析,从而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保护的广大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从而更好地把握参与科技、贸易、投资、制造等领域国际竞争的环境政治动态与方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