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在以"爱知目标"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均未实现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变革性转型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因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则,成为应对全球危机的重要途径.该文通过分析机理和功能层面生物多样性和NbS的关系,阐明了NbS利用恢复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营养级来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提出了利用NbS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内涵,一是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二是利用自然生态过程.在建立NbS和生物多样性关联认知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梳理了NbS的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以及NbS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方法,归纳了NbS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实践案例,讨论了NbS协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效益,展望了NbS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的愿景,以期为促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框架履约、推进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以下简称《公约》)于1992年5月22日获得通过,并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目前有196个缔约方.《公约》旨在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目前《公约》框架下通过了3个议定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名古屋-吉隆坡关于责任与赔偿的补充议定书》和《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公约》还通过了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准则、指南、倡议等规范性文件,如《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目标”)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规划了蓝图.目前《公约》下运行的附属机构有:科学、技术和技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以下简称科咨机构);第8(j)(传统知识)及相关条款工作组;履约附属机构(SBI).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大幅减缓全球、区域和国家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和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将“爱知目标”框架下制定的国家评估指标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是国家层面上履约的重要行动之一.本文以“爱知目标”为框架,对其关注点进行梳理,并分析其间的联系.以每个关注点为对比基础,以欧盟、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和中国为研究对象,对各国“爱知目标”关注点采取的相关指标及行动进行对比分析,识别我国现存相关指标的薄弱环节.结果表明:公众参与(1-2),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2-1),生物多样性主流化(2-2),消除、淘汰或改革有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3-1),补贴政策(3-2),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8-2),连通性(11-4),《名古屋议定书》的执行(16-1),传统知识的保护(18-1)和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和参与及保障(18-2)和国外官方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20-2)等关注点目前缺乏相关的评估指标.可持续消费(4-2),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化(5-1),可持续渔业(6-2),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7-2),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的影响(10-1)和管理成效评估(11-3)等关注点暂未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评估.通过分析以上国家相关指标设定和相关行动的经验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进一步完善我国评估指标体系;(2)加快调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3)开展传统知识及惠益分享议题的定量化研究;(4)开展公众科学活动,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自1985年美国国家生物多样性论坛第一次筹备会议提出“biodiversity”一词至今(Harper & Hawksworth,1995),生物多样性科学(马克平,2016)历经30余年的学科建设发展和保护实践活动,其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延续人类福祉的重要性己为大量研究所证实(MA,2005;Duffy,2009;Cardinale et al,2012).然而,对于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缔约方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能力建设、承担履约责任、实现在《公约》框架下制定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不仅需要强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重危害并揭示哪些人类活动是引发生物多样性危机的驱动因素(Pimm et al,2014;Celallos et al,2015),更需要相关研究从局地、景观、区域、全球等一系列尺度提供直接反映生物多样性组成及其变化以及受威胁程度的定性和定量精确描述(Pasher et al,2014;郭庆华等,2016).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焦点议题,了解该议题的谈判进展将对我国顺利举办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梳理相关谈判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各方主要观点,并就我国应对国际谈判并以东道国身份推进该框架的制定进程提出了建议.各方对制定框架的时间表、程序和一般性原则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认为应尽快确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程序及时间表,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执行经验、科学结论和和广泛的信息来源,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国际进程衔接,重视利用情景和模型,并支持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过程.同时,各方认为框架应主要包括土地利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措施、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主流化、能力建设、资源调动、国家承诺等要素.为应对国际谈判,建议我国在《公约》谈判会议中适时提出以下观点:重视实现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目标;提升评估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科学制定措施.此外,建议我国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推进框架制定进程:充分利用国际高级别会议,提升政治重视程度;积极与主要国际进程协作,推进该框架深入讨论;重视调动利益相关方积极性.

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然而,2019年IPBES全球评估报告表明,大部分爱知目标可能无法在2020年实现,因此,自然保护需要变革性转变.中国虽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标,并通过绿盾行动和环保督察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陆地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也已达到18％,但仍未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物种濒危程度持续加剧.尽管生态文明一系列改革已经做出了变革性转变,中央层面大力推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相关政策,通过机构改革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地“九龙治水”的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需要在不同层面进一步落实“主流化”,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保障保护资金,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因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在保护意识、空间布局和保护行动3个方面充分实现变革性的转变,借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采用系统化的解决方法,进一步整合法律、行政、市场、技术和社会等五方面力量,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实现保护意识主流化、保护利用统筹化和保护行动全民化等三方面变革性的转变,形成高效一体化的机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2大全球性热点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导致物种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降低和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受损,威胁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工作,既是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结合爱知目标10的实现情况,分析了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政策制定情况、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进展情况,剖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亟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不足、自然保护地之间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廊道网络、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标准缺乏.研究提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管理策略,包括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开展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试点、强化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以期为推进纳入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采用及时、可靠的方法对物种开展有效监测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红外相机技术可以获得兽类物种的影像、元数据和分布信息,是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这项技术在野外便于部署,规程易于标准化,可提供野生动物凭证标本(影像)以及物种拍摄位置、拍摄日期与时间、拍摄细节(相机型号等)等附属信息.这些特性使得我们可以积累数以百万计的影像资料和野生动物监测数据.在中国,红外相机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众多机构正在使用红外相机采集并存储野生动物影像以及相关联的元数据.目前,亟需对红外相机元数据结构进行标准化,以促进不同机构之间以及与外部保护团体之间的数据共享.迄今全球已建立有数个国际数据共享平台,例如Wildlife Insights,但他们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以有效追踪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达成这样的合作需要3个基础:共同的数据标准、数据共享协议和数据禁用政策.我们倡议,中国保护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机构团体一起合作,共同制定在国内单位之间以及与国际机构之间共享监测数据的政策、机制与途径.

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爱知目标"关注的重点内容,己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共治的前沿领域.中国出于回应生态需求、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坚持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探索,推进该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建构,形成多重层级合作共治的组织结构并产生联合执法、信息交流及合作管理的特色合作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的中国经验距离形成区域共识乃至全球方案仍有较大差距,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部分邻国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不足等外部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源于法律依据存在缺位、合作架构缺乏联系、合作范围太过狭窄的内部运行缺陷,需通过把握多方共同利益基础及帮助提升他国能力建设克服外部障碍,围绕补充法律规制体系、制定国家整体战略方案及扩充合作保护范围优化现有方案,以推进生物多样性跨境区域保护中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财务机制的运行主体,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7个周期,各国在执行GEF项目期间,遇到了可持续性不强、项目设计方案复杂、期望过高等挑战.作为GEF的国际实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中国政府合作,针对各项挑战,采取综合应对措施,优化设计与实施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取得了系列成就,这些项目的实施是落实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有效实践并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些应对策略与成就包括:(1)撬动了中国政府5-10倍的配套资金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推动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主流化,使得财务、制度和环境的可持续得以实现.项目贡献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订、完善法律法规、探索融资机制、推进政策导向等方面,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重要议程,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发挥政策引领作用.(2)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充分征询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目标的设定明智,确保了项目的实施成效.(3)借鉴相关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开展了诸多创新和示范.(4)提供培训、教育和广泛交流,综合提升了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能力,对于增强技术、管理、协调、协作等领域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5)利用各种窗口和平台,广泛开展宣传推广、研讨交流等,提高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为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群众基础.本文结合UNDP作为国际实施机构与相关部委和省级及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GEF生物多样性项目实践,总结了项目的成就与经验,期望为全球相关项目设计和实施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提供借鉴,以共同实现"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