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未来7年对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达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带来了新的希望,为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提供了解决途径.作为《昆蒙框架》的核心目标,"3030"目标在国际社会广泛行动和大量科学成果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本文从全球发展趋势和国际政策推动两个层面梳理了"3030"目标的由来和发展进程,分析了其数字目标、空间范围、有效性和包容性管理等关键要素,保护地的全球目标从10％逐渐增加到30％,尽管仍未满足科学界的期望,但促进了全球保护地网络的发展.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提高保护地质量、利益攸关方参与等,均可大幅增加对陆地和海洋的保护.结合已有国际进程和科研成果,探索分析了"3030"目标的实现路径,包括强有力的国际政策引导、坚定有效的资金保障、深入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负责任的国家行动以及广泛包容的参与和协作.距离目标完成时限已不足7年,我们识别了实现目标尚存的诸多问题和阻碍,并提出建议,包括更加注重提升保护地质量;克服保护地调查数据的空缺和有限的监测手段;提高对海洋保护地的认识,突破局限;探索包容性管理模式,以及全球目标在国家尺度的规划和统筹等."3030"目标不仅是一项政治驱动的目标,其研究、磋商和实现过程,体现了科学、传统知识与国际政策体系相结合的新视角,反映了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见解、社会价值观和全球挑战,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助于对保护地网络和其他保护空间的重新认识.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Science)于1993年创刊,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生物多样性科学领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月刊.本刊旨在报道生物多样性科学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具引领和示范作用的保护实践案例或新范式,热点地区、调查空白地区或重要生物类群的生物编目,有新观点的高水平综述,以及履行相关国际公约的进展.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出"30×30"目标,呼吁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目前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不足、拓展空间有限、与其他土地类型兼容性有限,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有效保护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自然保护地.然而,国际上提倡的"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尚存较多局限,与我国实际情况的适配性不足,难以直接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外就地保护实践.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与当前自然保护地相互补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就地保护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兼用地"(conservation compatible land,CCL)的概念——"由各类主体申请、各级政府依法确认,以保护和利用相兼容的管理方式,对高生物多样性地区进行长期、有效保护的陆域或水域",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本研究对CCL的内涵、定位、特征进行初步界定,并从法律政策和管理实践方面论述其可行性.未来我国的国土空间布局应包含自然保护专用地(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CCL(兼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农林渔牧、文化、生活等其他使用功能)以及可持续利用地(其他生产与生活用地)三大类.CCL有助于整合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外的保护措施,全面系统认识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的作用,梳理经验、推广实践、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多梯度、保护与利用统筹协调的全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使每一寸中国国土都兼顾保护与发展功能.本研究旨在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全球"3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仅依靠国内资金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将对国家造成一定经济负担.依托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管理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简称"框架基金"),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本文梳理了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比较分析了框架基金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异同,并结合以往中国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从3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国际层面,提出延长框架基金运行期限、加强框架基金与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协同,在政府层面,提出加强指导与宣传、研究确定国内支持领域,在项目申报策略层面,提出研判项目申报方向和额度、加强与重要利益相关方沟通,以期为利益相关方开展管理和申报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是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挑战的热点途径之一,但在国际环境条约谈判中尚存在争议.本文系统梳理了世界自然保护大会(WCC)、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关于NbS的相关决议和决定,以及主要缔约方的立场发言,旨在分析NbS的国际进展和挑战,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应对建议.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国际组织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推动下,WCC和UNEA就NbS定义和标准制定取得积极进展.而在CBD和UNFCCC相关谈判进程中,缔约方对NbS意见不一.除了缺乏各方一致认可的NbS定义、实施路径等技术原因外,可能的因素包括发展中大国担忧发达国家通过界定NbS路径范围限制其自然资源开发和生物产业发展;或将"减缓"责任从UNFCCC过渡到CBD,并转嫁给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模糊气候与生物多样性行动和资金的边界,减少发展中国家争取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公共资金的机会.我国是NbS的积极践行者,已将NbS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并长期开展生态保护恢复等NbS行动与实践,但这些政策与实践主要聚焦国内,与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和国际社会的期待尚有较大差距.对此,建议继续加强跨部门协调,改进本地NbS政策与实践;开展NbS路径研究,出台国家标准;开展NbS综合效益评估,支撑自然融资和绿色贸易;加强NbS国际交流与合作,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生物多样性》(Biodfiversity Science)于1993年创刊,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生物多样性科学领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月刊.本刊旨在报道生物多样性科学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具引领和示范作用的保护实践案例或新范式,热点地区、调查空白地区或重要生物类群的生物编目,有新观点的高水平综述,以及履行相关国际公约的进展.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Science)于1993年创刊,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生物多样性科学领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月刊.本刊旨在报道生物多样性科学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具引领和示范作用的保护实践案例或新范式,热点地区、调查空白地区或重要生物类群的生物编目,有新观点的高水平综述,以及履行相关国际公约的进展.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滇黔桂植物区和华南植物区的交错地带,是古北极与古热带两大植物区系交接过渡的中心地带,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为摸清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多样性,该文基于历史文献整理、野外调查、标本采集和鉴定以及数据统计分析,对该保护区维管束植物物种多样性组成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该区共有维管束植物1 735种,包括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218 种、种子植物 1 517 种,具有较丰富的维管束植物多样性组成以及较复杂的植物区系成分.(2)该区共有中国特有植物 486 种、广西特有植物 56 种、岩溶特有植物 262 种,具有显著的植物特有性.(3)该区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8 种、广西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53 种、我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4 种、受威胁植物 108 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植物 144 种,具有较高程度的植物珍稀濒危性.综上表明,该区是我国重要的岩溶植物基因库,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该研究结果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植物保护和利用以及其他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血雉(Ithaginis cruentus),雄鸟大覆羽、尾下覆羽、尾上覆羽、脚、头侧、腊膜为红色,故名血雉,别名血鸡,又名松花鸡.为鸡形目(Galliformes)雉科(Phasianidae)的鸟类[1],为中国特有种[2].血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中被列为近危(NT)物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被列为附录Ⅱ的物种.血雉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甘肃、青海、四川、陕西、云南的1700～3 200米左右的冷杉林、混交林及灌木间.

蜘蛛是多样性最高的陆生节肢动物类群之一.定期对蜘蛛目新分类单元进行统计不仅可以支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还可有效服务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本文总结了2022年全球发表的蜘蛛目新分类单元:340位学者发表了97个国家和地区的1,177个新分类单元(含琥珀),包括81新属1,096新种,隶属74科;这些新分类单元发表在60种刊物的289篇文章中,其中科和属水平的修订、地区志或专著类的文章共有23篇,占文章总数的8.0％;运用DNA分子数据分析方法的论文共计53篇,占文章总数的18.3％.中国是发现新种最多的国家,共362种,占世界新种总数的33.0％;中国学者李枢强是命名新分类单元数量最多的学者,共命名194个新分类单元,占世界新分类单元总数的16.5％.此外,无论是命名蜘蛛目新分类单元数量还是参与命名蜘蛛目新分类单元的学者数量,中国学者均位居第一;中国共有75位学者参与命名,占世界新分类单元命名学者总数量的22.1％;这75位学者命名了中国和缅甸等10个国家和地区50科的26新属410新种,合计436个新分类单元,命名新分类单元数量占世界37.0％,该贡献率高于2021年的33.8％和2016-2020年的平均贡献率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