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基于药效探究白通汤最佳药物配比,明确其谱-效关系,并分析其潜在的质量标志物.方法 以葡聚糖硫酸钠(DSS)构建小鼠溃疡性结肠炎(UC)模型,通过评价各组实验动物UC的表观评分、病理学评分和炎症因子变化来判断不同药物配比白通汤的功效.以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建立不同药物配比白通汤的指纹图谱,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各物质含量与药效之间的关系,确定白通汤潜在质量标志物.结果 附子、干姜、葱白质量比为1∶2∶2 组别的白通汤缓解UC效果最佳.指纹图谱确定7 种配比的14 个共有峰,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发现 9 个峰与缓解UC有关联.结论 白通汤治疗UC的最佳药物配比(附子∶干姜∶葱白)为1∶2∶2,通过谱-效关系分析推测白通汤的质量标志物可能为峰2(苯甲酰乌头原碱)、3、5、6、8(新乌头碱)、9(乌头碱)、10(次乌头碱)、13(10-姜酚)、14 所代表的物质.

患儿男，10岁，因口唇红斑，全身多发斑丘疹3个月余于2020年8月就诊。患儿3个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口唇出现暗红斑，无明显痒痛等不适症状，未予重视；后躯干出现紫灰色斑疹、斑丘疹，左手中指指甲变薄，出现纵裂，自行外用药物（具体不详）治疗，未见好转遂就诊。患儿为第1胎第1产，足月顺产，既往体健，按序接种疫苗，否认输血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双亲否认类似病史。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口唇黏膜可见紫红色斑片，唇缘少量白色鳞屑（图1A）；舌背部可见乳头瘤样增生，部分融合，上覆乳白色膜样物质，双侧颊黏膜未见白色网纹结构，口腔内未见龋齿及银汞充填物，全口牙龈未见肿胀和充血（图1B）；躯干散在紫灰色丘疹、斑丘疹，表面可见少许鳞屑，不易刮除（图1C）；左手中指甲板变薄，可见甲纵嵴，其余指（趾）甲未见异常（图1D）。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素、游离甲状腺素、三碘甲腺原氨酸、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和促甲状腺激素）、病毒性肝炎（甲、乙、丙、戊型）抗原抗体检测均未见异常；抗核抗体阳性（1∶100），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阴性。甲真菌镜检阴性。皮肤镜示唇部紫红色背景下清晰的白色网状条纹及多发放射状血管及线状血管（图1E）；舌背部暗紫红色背景，多发乳头瘤样增生，上覆乳白色伪膜状物质弥漫分布，部分融合呈玫瑰花状，边缘可见白色网状结构（图1F）；躯干皮损为灰紫色背景下多发蓝灰色点，部分区域可见线状血管（图1G）；左手中指甲板变薄，甲纵嵴（图1H）。背部皮损组织病理：表皮轻度角化过度，基底细胞局灶性液化变性，真皮浅层带状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色素失禁明显（图2）。

患者女，51岁。因"左下腹疼痛4个月余，加重1周"就诊。影像学显示腹壁巨大类圆形囊实性混杂密度肿块影，行肿块穿刺活检，诊断为滑膜肉瘤，化疗3个周期后行腹壁肿块切除术。显微镜下肿瘤细胞主要由横纹肌样细胞构成，胞质丰富，具有一个偏位核，灶性区混杂有束状梭形细胞，免疫组织化学CD99、bcl-2、波形蛋白、TLE1阳性，INI1弱阳性，SYT断裂探针检测结果阳性，病理诊断为腹壁伴横纹肌样特征的滑膜肉瘤。伴横纹肌样特征的滑膜肉瘤十分罕见，形态学上需与多种伴横纹肌样形态的软组织肉瘤鉴别，诊断需要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学辅助检查。

患者，女，44岁，2003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乏力，伴轻度头痛及视物模糊，自行口服中药汤剂治疗，症状未缓解。2008年上述症状加重就诊当地县医院。骨穿提示骨髓增生活跃，红系明显增生，占43%，可见H-J小体，可见嗜多色粒红细胞。未予以治疗。后陆续就诊于其他医院治疗，治疗效果不佳。2010年5月因"间断乏力7年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考虑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给予免疫抑制治疗后好转出院。后间断出现上述症状。2015年4月2日入院查血常规提示WBC 1.79×10 9/L，Hb 93 g/L，PLT 57×10 9/L。骨穿提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可见少量尼曼匹克细胞(N-P细胞)。胸部X线检查：双肺纹理清晰，双肺门影不大。腹部CT检查提示脾脏体积增大，外缘约占10个肋单元。2015年4月5日染色体核型分析：46，XX [20]。于2015年4月20日行脾切术。病理示脾脏组织中可见灶性胞浆透亮细胞，免疫组化：CD68(+)、Ki67散在(+)、AACT(+)、CD31(+)，(脾)形态学改变结合临床，符合尼曼-匹克病。明确诊断为NPD成人非神经型(E型)。此后患者规律口服维生素E软胶囊100 mg/d，定期复查病情稳定。2018年4月查血常规：WBC 8.91×10 9/L，Hb 133 g/L，PLT 280×10 9/L。骨穿：三系增生，全片见少数尼曼匹克细胞。2019年6月患者出现双下肢运动障碍，伴膝关节肿胀。查血常规、肝肾功、RF及CRP均正常。后疼痛加重，活动后明显，休息后可缓解。2020年12月7日入院查血常规：WBC 8.30×10 9/L，Hb 126 g/L，PLT 219×10 9/L。PET-CT提示双下肢骨髓腔局灶性FDG代谢异常增高，结合病史考虑尼曼-匹克病骨形态代谢改变，双侧膝关节及股骨头无菌性坏死。2020年12月16日查 SMPD1基因变异分析。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

目的:探讨腺泡状横纹肌肉瘤在浆膜腔积液中的细胞学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收集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病理科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横纹肌肉瘤转移至浆膜腔的病例3例，回顾分析3例横纹肌肉瘤在浆膜腔积液中的形态特点、免疫组织化学及其中2例的分子检测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肿瘤细胞以高核质比细胞为主，也可胞质丰富，散在分布或条索状及巢团状排列，细胞核染色质细腻，呈圆形、卵圆形及不规则形，可见核分裂象及凋亡。免疫组织化学结蛋白、MyoD1、Myogenin均阳性。例2、例3分子检测示PAX3-FOXO1融合改变。结论:横纹肌肉瘤转移浆膜腔积液细胞形态具有多样性，多呈现高核质比的小细胞形态，似小细胞癌，也可似胞质丰富的间皮或腺癌细胞，综合患者年龄、临床情况、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检测可明确诊断，避免漏诊及误诊。

强迫症患者多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发病，心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受遗传-环境因素影响出现个体神经元损伤、髓鞘形成异常、突触过度修剪、突触异常连接等。儿童青少年强迫症与神经发育密切相关，其可能涉及遗传变异、免疫激活、神经递质失调以及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中关键脑区的功能及结构异常。随着神经影像学及光遗传学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对大脑动态发育过程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儿童青少年强迫症的病因机制也有了进一步的探索。文章就该领域最新研究进行综述，聚焦神经发育，从神经免疫、神经结构、神经影像、神经生化等多学科多角度阐释强迫症可能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为强迫症的早期精准诊断、识别与干预提供新思路。

目的:分析阑尾开口炎症(AOI)和阑尾周围红斑(PARP)对UC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7年9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479例内镜下疑似初发或活动期UC的病例，根据病理结果确诊，以溃疡性结肠炎内镜下严重程度指数(UCEIS)评估内镜下特征和疾病严重程度。根据病变累及范围将患者分为直肠炎组、直肠乙状结肠炎组、左半结肠炎组、横结肠受累组和全结肠炎组，比较各组，以及是否合并AOI或PARP的UC患者的UC诊断率和各项内镜特征的差异。采用2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 k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直肠炎组、直肠乙状结肠炎组、左半结肠炎组、横结肠受累组和全结肠炎组的UC诊断率分别为61.4% (94/153)、76.9%(83/108)、88.0%(44/50)、97.3%(36/37)和76.9%(8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874， P<0.01)，其中直肠炎组的UC诊断率最低。病变侵及范围与UC诊断准确率呈正相关( r＝0.231， P<0.01)。直肠炎组、直肠乙状结肠炎组、左半结肠炎组、横结肠受累组和全结肠炎组确诊UC患者中分别有50.0% (47/94)、20.5%(17/83)、11.4%(5/44)、11.1%(4/36)和37.4%(40/107)合并AOI或PAR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272， P<0.01)，其中直肠炎组确诊UC患者AOI或PARP的发生率最高。AOI或PARP的发生率与病变受累范围呈负相关( r＝-0.112， P＝0.032)。不合并AOI或PARP的直肠炎组患者的UC内镜确诊率低于总体直肠炎组患者[44.3%(47/106)比61.4%(94/1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381， P＝0.007)。确诊直肠型UC与其他直肠病变的内镜下特点主要差异表现在血管纹理、黏膜的颗粒样改变、黏液脓性改变、糜烂和溃疡的范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0.806、40.897、18.578、25.548， P均<0.01)。确诊直肠型UC患者的UCEIS评分高于非UC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分(4分，6分)比4分(4分，5分)， Z＝-5.922， P<0.01]。合并AOI或PARP与不合并AOI或PARP的直肠型UC的直肠内镜下表现和UCEI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合并AOI或PARP的UC患者阑尾局部与受累直肠的结肠镜下表现具有一致性。 结论:AOI或PARP有助于直肠型UC与其他直肠黏膜病变的鉴别。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目的:探讨胸腺类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对其预后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1年8月至2020年10月诊断的25例胸腺类癌，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并对1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1型（MEN1）患者及其子的外周血进行基因遗传学分析。结果:25例胸腺类癌中，男性18例，女性7例，男女比例2.6∶1.0，年龄23~67岁，平均年龄50岁，15例（60%）患者有吸烟史；典型类癌1例（4%），不典型类癌24例（96%）；15例患者（60%）伴有肿瘤压迫症状，1例（4%）有内分泌相关症状（满月脸、皮肤紫纹），3例（12%）有转移引起的相关症状，6例（24%）无症状。8例（32%）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升高，2例为MEN1患者，1例合并Cushing综合征。Ⅰ期20例（80%），Ⅱ期1例（4%），Ⅲ期3例（12%），Ⅳ期1例（4%）。手术治疗18例（72%）、手术联合放疗2例（8%）、手术联合化疗5例（20%）。镜下观察：肿瘤细胞排列呈梁状、腺样、实性，瘤细胞巢间血窦丰富。其中5例可见梭形细胞形态，1例为嗜酸细胞亚型。广谱细胞角蛋白、CD56、突触素、嗜铬粒素A、甲状腺转录因子1、p53及PAX8的阳性率分别100%（25/25）、92%（23/25）、96%（24/25）、72%（18/25）、4%（1/25）、0/15、0/16，Ki-67阳性指数为5%~30%。1例MEN1患者及其子均有MEN1基因突变。Cox多因素分析未发现影响胸腺类癌的预后因素（ P>0.05）。 结论:胸腺类癌以不典型类癌常见，临床症状不典型，明确是否为胸腺原发需结合临床及影像学资料；伴MEN1的胸腺类癌患者，要对其直系亲属进行基因检测和随访；影响胸腺类癌的预后因素需更多病例及更长时间的随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