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建立丹楂通脉丸的指纹图谱,利用化学计量学分析色谱峰贡献率,结合网络药理学方法预测其药效物质基础.方法 采用Agilent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检测波长 280 nm,流动相 0.1%磷酸水-乙腈,流速 1.0 mL·min-1,梯度洗脱,建立丹楂通脉丸甲醇提取物指纹图谱.利用网络药理学筛选相关成分的靶点和通路,构建"成分-靶点-通路"网络,对丹楂通脉丸潜在的药效物质与关键靶点进行分子对接验证.通过体外实验验证潜在的药效物质的抗炎活性.结果 10批样品指纹图谱中有 15个共有峰,2个特征峰被指认,分别为丹酚酸B和丹酚酸A.网络药理学分析表明,丹酚酸B和丹酚酸A是丹楂通脉丸发挥活性作用的有效成分,预测其可作为丹楂通脉丸的主要药效物质.体外细胞实验证明,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高、中、低剂量组NO释放量均明显降低(P<0.01),丹酚酸A高剂量组NO释放量显著下降(P<0.01),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结论 通过指纹图谱和网络药理学预测丹楂通脉丸药效物质,为丹楂通脉丸质量的全面控制和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的:分析食蟹猴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的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MR-PWI)定量参数值的变化规律，探讨评价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MR-PWI最佳检测指标。方法:以皮下注射四氯化碳溶液辅以饲喂高脂饲料的方法成功建立22只食蟹猴的肝纤维化模型，其中15只发展至早期肝硬化(即肝纤维化S4期)。采用配伍组设计对具有肝纤维化完整发展过程的15只食蟹猴进行Exchange肝脏双血供模型的MR-PWI对比研究，MR-PWI定量参数包括对比剂容积转运常数( ktrans)、反流速率常数( kep)、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 ve)、对比剂血浆容积分数( vp)、肝动脉灌注指数(HPI)。分析不同程度肝纤维化上述参数的变化规律及其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并探讨最佳的MR-PWI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采用配伍组设计(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SNK- q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ROC曲线分析。 结果:食蟹猴MR-PWI的 ktrans、 kep随着肝纤维化进展而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685.228、99.718， P均<0.01)，肝纤维化各期(S1～S4)与正常肝组织(S0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527±0.038)、(0.479±0.035)、(0.432±0.032)、(0.387±0.031) mL/min比(0.584±0.044) mL/min， P均<0.01；(2.193±0.307)、(1.997±0.301)、(1.624±0.174)、(1.532±0.130) mL/min比(2.565±0.482) mL/min， P均<0.01]；重度肝纤维化S3、S4期与轻度肝纤维化S1期和中度肝纤维化S2期比较， ktrans、 kep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但S3与S4期、S1与S2期的 ktrans、 ke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着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进展，HPI逐渐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39.883， P<0.01)，S0～S4期HPI分别为0.244±0.022、0.317±0.035、0.421±0.046、0.546±0.043、0.651±0.058，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随着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进展， vp逐渐降低， ve逐渐增大，但S0～S4期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 ktrans、 kep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rs ＝-0.875、-0.797， P均<0.01)，HPI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 rs ＝0.959， 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ktrans、 kep和HPI诊断早期肝硬化的AUC分别为0.852(95% CI 0.767～0.937)、0.799(95% CI 0.700～0.897)和0.967(95% CI 0.932～1.002)，最佳截断值分别为0.395 mL/min、1.561 mL/min和0.590，灵敏度分别为86.7%、79.6%和97.4%，特异度分别为77.4%、71.9%和93.1%。其中HPI诊断S1、S2、S3和S4期肝纤维化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0.291、0.376、0.503和0.590，灵敏度分别为95.7%、93.8%、94.4%和97.4%，特异度分别为89.5%、84.7%、91.3%和92.7%。 结论:食蟹猴肝纤维化模型的MR-PWI参数值随肝纤维化发展而发生规律性变化，其中HPI是定量评价肝纤维化严重程度的最佳检测指标。

目的:为从根本上解决人工瓣膜大小受限、置入技术要求较高、瓣下结构破坏和纤维内皮组织增生造成瓣膜功能障碍等问题。我们研发了一款使用左心室占有率为零的人工瓣膜，瓣架较现有产品适当升高，略呈烟囱形，完全容纳瓣叶在瓣架内部活动，完全环上型手术置入，本研究即使用此瓣膜进行临床前动物实验。方法:对7只绵羊在体外循环直视下作了该人工瓣膜的置换术，术后24 h开始用华法林抗凝6个月，术后检测血生化、抗凝及超声心动图指标，180天后处死羊，作尸体解剖，以观察该人工瓣膜是否引起血栓栓塞。观察瓣膜疗效和安全性指标。结果:7只羊中有2只在手术后24 h内死亡，5只长期存活，以后在180天处死，处死的羊其人工瓣膜机械性能均良好，人工瓣膜周围及各重要脏器未见有血栓栓塞现象。缝环组织层已完全机化和内皮细胞化，组织层厚度约0.6~1.0 mm。实验动物的二尖瓣瓣叶可自由打开和关闭，表面光滑，未见异常回声。术前及术后6个月间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均正常(0.60~0.70)，人工瓣膜跨瓣压差和血流速度结果均表现良好[平均跨瓣压差远远低于5 mmHg(0.665 kPa)，平均流速均低于1 m/s]，提示人工瓣膜血流动力学性能良好。左心室逆行造影，可见人工瓣膜完全位于左心房，位置良好，启闭正常，造影未见明显瓣周漏等异常情况。血液检验7天内因手术应激各项指标与术前比较多存在异常，至12周及24周，各组动物血常规、肝肾功等血液检验指标与术前未见明显异常。结论:完全二尖瓣环上型置入的新型烟囱形机械瓣具有较好的耐磨性、组织相容性、抗血栓性及血流动力学表现。

目的:观察补充益生菌对脓毒症患儿自然杀伤T细胞（NKT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影响及其对远期肺功能的保护作用。方法:选择2021年3月至2022年5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100例脓毒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安慰剂组和益生菌组，每组50例。两组除给予常规治疗外，益生菌组口服或鼻饲益生菌0.5 g，每日3次，连用30 d；安慰剂组口服安慰剂。另外选择40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于治疗前、治疗7 d和随访时测定两组脓毒症患儿血浆白细胞介素（IL-4、IL-10）、γ-干扰素（IFN-γ）、免疫球蛋白E（IgE）水平，以及外周血和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肺功能水平，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绘制Kaplan-Meier曲线比较两个脓毒症组咳嗽变异性哮喘（CVA）累积生存率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探讨各因素对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的影响。结果:最终安慰剂组死亡2例，失访4例；益生菌组死亡3例，失访5例。治疗7 d，两组脓毒症患儿炎症因子水平均呈缓慢下降趋势，虽然益生菌组降低更为明显，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至随访期，益生菌组炎症因子的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加，IL-4及IL-10水平与安慰剂组比较差异出现统计学意义〔IL-4（ng/L）：20.3±9.3比27.6±11.9，IL-10（ng/L）：23.1±6.8比14.4±4.4，均 P<0.05〕，并伴有IgE水平明显下降（μg/L：53.0±15.6比64.2±16.9， P<0.05）。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两组患儿外周血NKT细胞比例均处于逐渐回落状态，治疗7 d益生菌组外周血NKT细胞比例即较安慰剂组明显下降〔（4.2±0.9）%比（5.3±1.2）%， P<0.05〕，且随访期间外周血及诱导痰液中NKT细胞比例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水平〔外周血：（2.4±0.9）%比（2.9±0.8）%，诱导痰：（2.5±0.8）%比（3.5±1.0）%，均 P<0.05〕，并与健康对照组儿童相接近；同时益生菌组患儿肺功能指标包括呼气峰流速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及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比值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PEF%：（91.3±4.8）%比（85.8±8.6）%，FEV1/FVC比值：（91.8±4.7）%比（87.2±7.4）%，均 P<0.05〕。虽然Kaplan-Meier曲线分析显示两组患儿CVA累及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260， P＝0.613），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机械通气治疗、过敏史是NKT细胞增多的危险因素〔 β值分别为0.584、0.601，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069~1.099、0.011~1.192， P值分别为0.027和0.046〕，而服用益生菌为缓解NKT细胞增多的独立性保护因素（ β值为-0.984，95% CI为-1.378~-0.591， P＝0.001）。 结论:在脓毒症儿童中，早期添加益生菌能促进NKT细胞及炎症因子的恢复，减轻其对患儿远期肺功能的损害，有助于改善患儿的长期预后。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探讨以不同目标平均动脉压（MAP）进行液体复苏和循环支持，对合并高血压的脓毒性休克患者腹腔血流、胃肠功能、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入选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合并高血压的脓毒性休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目标MAP低标组及高标组，所有患者均按"拯救脓毒症运动"指南2016版及2018版更新内容治疗原发病、液体复苏和对症治疗等，其中低标组维持目标MAP为65~70 mmHg（1 mmHg＝0.133 kPa），高标组维持目标MAP为75~80 mmHg。分别于治疗1、3、7 d进行急性胃肠损伤（AGI）分级；超声评估肠系膜上动脉平均流速（Vm）及阻力指数（RI）；改良超声胃窦单切面法动态评估胃肠功能，记录胃窦运动指数（MI）及胃排空时间（GET）；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中炎症指标，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降钙素原（PCT）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记录目标MAP、升压药使用天数及液体复苏用量。结果:共纳入208例合并高血压的脓毒性休克患者，其中低标组109例，高标组9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及确诊时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低标组与高标组治疗1 d AGI分级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3 d、7 d时AGI分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d低标组Ⅰ、Ⅱ、Ⅲ、Ⅳ级比例分别为25.69%、56.88%、11.93%、5.50%，高标组分别为15.15%、54.55%、25.25%、5.05%， χ2＝7.900， P＝0.048；7 d低标组Ⅰ、Ⅱ、Ⅲ、Ⅳ级比例分别为44.96%、49.54%、3.67%、1.83%，高标组分别为31.31%、52.53%、11.11%、5.05%， χ2＝8.178， P＝0.042）。低标组治疗1、3、7 d肠系膜上动脉Vm明显高于高标组，RI明显低于高标组〔Vm（cm/s）：21.72±3.02比19.50±2.83，20.42±2.62比17.02±1.99，26.52±2.70比22.47±4.03；RI：0.86±0.05比0.92±0.04，0.87±0.05比0.95±0.05，0.81±0.03比0.85±0.03，均 P<0.01〕。低标组治疗3 d、7 d MI明显高于高标组，GET明显短于高标组〔MI：3.00±0.33比2.60±0.29，4.50±0.51比3.90±0.33；GET（min）：86.01±19.78比100.99±25.01，71.00±16.37比84.98±20.18，均 P<0.01〕。此外，低标组治疗3 d起血清TNF-α、IL-6、PCT、VEGF等炎症指标水平均低于高标组〔TNF-α（ng/L）：147.05±28.32比256.99±27.04，IL-6（ng/L）：762.99±57.83比1 112.30±118.32，PCT（μg/L）：37.00±5.58比56.00±12.36，VEGF（ng/L）：123.00±19.78比167.01±21.55，均 P<0.05〕。低标组MAP维持在（68.02±4.71）mmHg，高标组维持在（79.04±3.04）mmHg，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与高标组比较，低标组患者使用升压药天数明显减少（d：3.50±1.27比4.55±1.47）、复苏液体用量也明显减少（mL：1 602.29±275.49比2 000.30±272.5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维持较低的目标MAP（65~70 mmHg）对于合并高血压的脓毒性休克患者而言，可以改善肠系膜上动脉供血，保护胃肠功能，降低体内炎性因子水平，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时间及液体复苏用量。

患者女，52岁，因“发现右乳肿块2个月余”来门诊检查。查体：双乳正常大小，对称、无溢液，右乳外上可触及6 cm×2 cm大小肿块，质韧，边界不清，活动欠佳，与皮肤肌肉无粘连，左乳未触及肿块。双侧颈部、锁骨上、腹股沟未触及肿大淋巴结。乳腺超声示：右乳上象限触及“肿块”处见范围约5.7 cm×1.6 cm低回声团（图1），水平位生长，形状不规则，边界尚清，边缘欠光整，内部回声尚均，未见钙化，后无变化，病灶周围组织未见明显异常回声。CDFI：内部可见丰富血供，流速19.62 cm/s，RI：0.53，弹性评分2分。双侧腋下见数枚淋巴结回声，左侧大者2.9 cm×1.2 cm，右侧大者3.1 cm×1.1 cm，大部分皮质增厚，皮髓质分界清，CDFI：血流信号增多。提示：右乳低回声团，BI-RADS 4A类。乳腺钼靶示：右乳上象限见团片状非对称致密影（图2），范围约4.0 cm×2.3 cm。右侧腋下见多枚肿大淋巴结，左侧腋下未见明显肿大的淋巴结。提示：右乳团片状非对称致密影，BI-RADS 4A类。血清IgG：53.8 g/L，血清免疫球蛋白G4（IgG4）：50.2 g/L。行超声引导下肿块穿刺活检，病理检查示：（右乳肿块穿刺活检）送检乳腺组织，伴大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结节状浸润，间质纤维组织增生胶原化，结合免疫组化检查结果，考虑免疫球蛋白G4相关的硬化性乳腺炎（IgG4-RM）（图3）。予糖皮质激素治疗，3个月后复查血清IgG、IgG4均下降，乳腺超声显示原肿块明显缩小。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研究体外循环中，滚压式血泵参数以及血液浓度对溶血的影响。方法:根据体外溶血实验标准，搭建体外循环实验装置，分析不同循环时间（0~90 min）、血液流速（1~4 L/min）、血液体积分数（60%、70%）对循环系统中血样溶血的影响，并采用一阶线性回归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血泵的循环时间越长，溶血率越大；血液流速越高，溶血率越大。在流速为1和2 L/min时，溶血率曲线有随时间变化的拐点，即当循环时间超过30 min后，溶血率曲线斜率突然增大；但流速在3和4 L/min时，溶血突变现象则不明显。与血液体积分数为70%时相比，血液体积分数为60%的血样更不容易发生溶血。结论:血泵循环时间越长、血泵转速越高（血液流速越高），血红细胞越容易发生破坏，即溶血率与循环时间和血液流速成正比。循环时间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溶血率曲线出现拐点，此时溶血趋势会明显增强。

目的:探讨血液透析患者甲襞微循环的特点及其与心血管事件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东莞东华医院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185例规律行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发生心血管事件76例（心血管事件组），未发生心血管事件109例（无心血管事件组）。采用甲襞微循环检测仪检测左手无名指甲襞真皮乳头第一排毛细血管的甲襞微循环，记录甲襞微循环指标及形态积分、流态积分、袢周积分、总积分。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指标（外周静脉血）。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甲襞微循环总积分预测血液透析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价值。结果:心血管事件组年龄、高血压比例、糖尿病比例、C反应蛋白（CRP）、碱性磷酸酶和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明显高于无心血管事件组[58（44，69）岁比49（40，63）岁、97.4%（74/76）比83.5%（91/109）、43.4%（33/76）比24.8%（27/109）、9.02（2.73，11.70）mg/L比3.76（1.28，11.70）mg/L、82（75，97）U/L比72（59，82）U/L和2 652（1 020，5 359）ng/L比1 894（780，4 601）ng/L]，肌酐、三酰甘油（TG）明显低于无心血管事件组[（961.95 ± 277.11）μmol/L比（1 058.93 ± 284.66）μmol/L和（1.73 ± 1.02）mmol/L比（2.27 ± 2.02）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两组性别构成、透析龄、透析时间、透析通路、血常规、血清铁、血清铁蛋白、总铁结合力、血清钾、血清钙、血清磷、甲状旁腺激素、尿素氮、白蛋白、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红细胞聚集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血管袢数量、输入支管径、输出支管径、管袢长度、袢顶直径、血液流速、清晰度、交叉管袢情况、畸形管袢情况、乳头形态和乳头下静脉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心血管事件组形态积分和总积分明显高于无心血管事件组[1.8（1.1，3.1）分比1.4（0.8，2.5）分和4.2（2.4，6.1）分比3.1（1.8，5.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流态积分和袢周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甲襞微循环总积分预测血液透析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曲线下面积为0.590（95% CI 0.506～0.673），最佳截断值为2.85分，灵敏度为69.7%，特异度为45.9%。 结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血液透析患者甲襞微循环障碍更严重，甲襞微循环检测可能有助于对心血管疾病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