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清蛋白激酶N1(PKN1)、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4(TNFRSF4)、DNA损伤诱导转录因子4(DDIT4)预测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和预后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于唐山市妇幼保健院治疗的18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为子宫内膜癌组.另选取同期在该院治疗的子宫良性疾病患者180例作为良性疾病组,以及在该院体检的180例健康者作为健康组.子宫内膜癌组根据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分为淋巴结转移组42例和无淋巴结转移组138例,按照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比较各组血清PKN1、TNFRSF4、DDIT4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以及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PKN1、TNFRSF4、DDIT4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 与健康组比较,子宫内膜癌组、良性疾病组血清PKN1、DDIT4水平升高,血清TNFRSF4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转移组血清PKN1、DDIT4水平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TNFRSF4水平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低分化程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阳性、肌层浸润≥1/2的占比高于预后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血清PKN1、DDIT4水平高于预后良好组,TNFRSF4水平低于预后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PKN1、DDIT4、LVSI、肌层浸润是子宫内膜癌预后的危险因素,血清TNFRSF4为子宫内膜癌预后的保护因素(P＜0.05).血清PKN1、TNFRSF4、DDIT4联合对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状况的预测效能高于各血清指标单独预测(P＜0.05).结论 血清PKN1、TNFRSF4、DDIT4与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有关,且对患者预后的预测效能较高.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诱骗受体3（DcR3）及其信号通路在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PBMCs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100例AS患者[AS活动期（ASA）和AS稳定期（ASS）各50例]、OA和痛风性关节炎各30例（作为疾病对照组）及60名健康体检者（HC）的外周血标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DcR3及其信号通路相关分子[死亡受体3（DR3）、肿瘤坏死因子配体相关分子1A（TL1A）、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族成员6（Fas）、凋亡相关因子配体（FasL）、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LIGHT）、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14（LIGHTR）、淋巴毒素β受体（LTβR）]mRNA在3组PBMCs表达水平并比较差异。3组间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分类变量关联性分析采用 χ2检验，变量间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 结果:①AS组、疾病对照组和HC组比较：DcR3 mRNA、DR3 mRNA mRNA在AS组的表达均低于疾病对照组和HC组，且在疾病对照组低于HC组{DcR3mRNA：[6.21（3.89，10.70）]×10 -4，[9.51（5.89，16.65）]×10 -4和[17.81（11.27，24.20）]×10 -4， H=55.28， P<0.001；DR3mRNA：[41.05（24.09，66.95）]×10 -4，[58.28（28.41，94.38）]×10 -4和[94.79（54.07，144.51）]×10 -4， H=37.10， P<0.001}；TL1A mRNA在AS组的表达均高于疾病对照组{[14.71（4.91，42.22）]×10 -4，[4.00（1.07，16.60）]×10 -4和[7.70（3.52，27.83）]×10 -4， H=17.71， P<0.001}；Fas mRNA在AS组和疾病对照组的表达低于HC组{[20.99（4.63，62.89）]×10 -4、[23.97（15.82，38.99）]×10 -4和[78.45（27.32，146.46）]×10 -4， H=31.17， P<0.001}；FasL mRNA在AS组的表达水平高于疾病对照组和HC组{[42.87（6.57，91.21）]×10 -4、[5.45（2.83，10.32）]×10 -4和[6.88（4.57，23.79）]×10 -4， H=46.42， P<0.001}；LIGHTR mRNA在AS组的表达低于疾病对照组和HC组{[52.66（7.20，143.21）]×10 -4，[98.80（53.11，166.24）]×10 -4和[63.47（40.85，138.07）]×10 -4， H=11.96， P<0.01}；LIGHT mRNA、LTβR mRNA在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H=0.86， P>0.05； H=3.18， P>0.05）。②ASA组、ASS组和HC组比较：DcR3 mRNA、DR3mRNA、Fas mRNA在ASA组和ASS组的表达水平均低于HC组，其中DcR3 mRNA在ASA组高于ASS组，而DR3 mRNA则低于ASS组{DR3 mRNA：[7.28（4.92，16.56）]×10 -4，[4.59（2.49，7.03）]×10 -4和[17.81（11.27，24.20）]×10 -4， H=62.63， P<0.001；DR3 mRNA：[30.93（16.18，66.66）]×10 -4，[47.17（29.91，67.40）]×10 -4和[94.79（54.07，144.51）]×10 -4， H=41.48， P<0.001；Fas mRNA：[20.04（3.29，62.30）]×10 -4、[22.49（5.63，64.79）]×10 -4和[78.45（27.32，146.46）]×10 -4， H=23.54， P<0.001}；TL1A mRNA、LTβR mRNA在ASA组的表达均高于ASS组和HC组{TL1A mRNA：[32.36（10.09，97.84）]×10 -4，[9.98（1.29，21.63）]×10 -4和[7.70（3.52，27.83）]×10 -4， H=21.14， P<0.001；LTβR mRNA：[6.13（2.16，20.06）×10 -4，[2.13（0.53，8.04）]×10 -4和[2.72（1.24，5.73）]×10 -4， H=12.86， P<0.001}；FasL mRNA在ASA组和ASS组的表达水平高于HC组{[60.70（8.16，106.16）]×10 -4，[30.14（5.37，78.40）]×10 -4和[6.88（4.57，23.79）]×10 -4， H=18.99， P<0.001}；LIGHTR mRNA在ASS组的表达水平低于HC组{[49.79（10.75，168.48）]×10 -4，[15.92（3.27，105.91）]×10 -4和[63.47（40.85，138.07）]×10 -4， H=11.80， P<0.001}。LIGHT mRNA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4.15， P>0.05）。③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显示：AS患者DcR3与BASDAI评分、hsCRP呈正相关（ r=0.52， P<0.001； r=0.35， P<0.001）；DR3与BASDAI评分、ESR、hsCRP呈负相关（ r=-0.26， P<0.001； r=-0.25， P<0.001； r=-0.31， P<0.001）；TL1A与BASDAI评分、ESR、hsCRP呈正相关（ r=0.23， P=0.046； r=0.26， P=0.015； r=0.25， P=0.017）。 结论:DcR3及其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在AS患者PBMCs中差异表达，推测其可能参与AS的发生发展。

糖基磷脂酰肌醇(GPI)锚定的跨膜糖蛋白CD160作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gSF)成员，可通过与自然杀伤(NK)细胞和T细胞作用影响机体免疫功能。根据是否存在免疫球蛋白(Ig)结构域和细胞膜表面锚定方式的差异，CD160分子可被分为4种异构体。CD160与其配体疱疹病毒进入介质(HVEM)形成的CD160-HVEM复合体是IgSF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TNFRSF)间直接相互作用的特例，并且根据靶细胞的不同，CD160-HVEM复合体可产生共刺激或共抑制信号，从而调控免疫应答。HVEM作为一个信号分子开关，与不同信号通路相互作用，形成HVEM网络，在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研究结果表明，CD160在多种恶性肿瘤、慢性病毒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实体器官移植后宿主抗移植物反应等疾病中均发挥作用。笔者对CD160的结构及特点、CD160异构体、CD160-HVEM复合体、HVEM网络，以及CD160在人类疾病中作用的研究新进展进行阐述。

目的 通过多个数据库资料结合临床样本分析喉鳞状细胞癌(鳞癌)患者中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TNFRSF)4表达水平的变化,研究TNFRSF4在喉鳞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根据高通量基因表达(GEO)数据库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转录组表达谱数据筛选出差异表达的基因,结合基因表达谱数据动态分析(GEPIA)数据库对差异基因TNFRSF4进行表达水平预测和生存分析;同时通过3例患者的喉鳞癌组织与癌旁组织标本进行qRT-PCR和Western blot验证,基于TCGA的临床数据绘制K-M生存曲线图并进行Cox回归分析.采用基因集富集分析探究与TNFRSF4在喉鳞癌中作用有关的信号通路.结果 数据库和临床样本中,喉鳞癌组中 TNFRSF4的表达高于正常组(P＜0.05),且TNFRSF4高表达组的生存率高于TNFRSF4低表达组(P＜0.01).多因素的 Cox 回归分析显示,TNFRSF4 表达水平(HR:0.430,95％CI:0.229～0.806,P=0.009)、性别(HR:0.424,95％CI:0.204～0.882,P=0.022)、淋巴结分期(HR:2.010,95％CI:1.055～3.831,P=0.034)和远处转移(HR:3.706,95％CI:1.152～11.922,P=0.028)四个因素共同对患者的总生存时间产生影响.基因集富集分析的结果显示,与TNFRSF4表达最显著相关的信号通路有细胞黏附分子、JAK-STAT信号通路、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原发性免疫缺陷和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结论 TNFRSF4高表达可能是喉鳞癌患者预后良好的生物标志物.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是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也是血流再通治疗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现有研究表明,部分miRNA能够通过抑制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4、磷酸酶和紧张素同源物、Toll样受体4、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家族成员FASLG蛋白、分泌型磷蛋白1等蛋白表达,减少凋亡蛋白的活性及表达量,减少细胞凋亡,从而减轻MIRI.miRNA还可通过调节氧化应激和线粒体能量代谢、调节细胞自噬和细胞增殖等机制,达到减轻MIRI的目的.实验研究发现,多种手段调节miRNA表达,有助于减轻MIRI动物心肌细胞凋亡.然而目前相关技术并不完善,基于miRNA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究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族成员6(Fas)调控肝癌细胞株增殖的潜在分子机制.方法 收集正常肝细胞 LO2 和肝癌细胞株 Hep3B、Huh7、PLC/PRF/5、Bel-7402、SMMC-7721、HepG2 和 SK-hep1,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Fas基因表达,运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分析Fas基因表达与肝癌的关系,设计特异性靶向Fas的siRNA,敲低肝癌细胞中Fas基因的表达,通过噻唑蓝(MTT)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分布,双荧光素酶实验检测β-连环蛋白(β-catenin)介导的T细胞因子(TCF)/淋巴增强子(LEF)转录活性,蛋白质印迹法检测β-catenin蛋白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无翅型MMTV整合位点家族成员(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3/4(Oct3/4);G1/S-特异性周期蛋白-D1(CCND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B细胞特异性莫洛氏鼠白血病病毒插入位点-1(Bmi)的表达.结果 TCGA肝癌样品中Fas基因表达谱结果显示,肝癌组织Fas mRNA水平显著低于正常肝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同时随着肝癌病程的进展Fas基因的表达逐渐下调,且Fas高表达患者的生存率显著高于低表达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癌细胞Hep3B、Huh7、PLC/PRF/5、Bel-7402、SMMC-7721中Fas基因表达显著低于正常肝细胞LO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9.20、19.16、19.20、12.81、7.58,P均＜0.05).与siRNA阴性对照(si-NC)组比较,肝癌细胞HepG2和SMMC-7721转染si-Fas后(si-Fas组)Fas 基因表达显著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5.20、42.63,P均＜0.05);克隆形成明显增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97、3.76,P均＜0.05);凋亡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76、16.54,P均＜0.05);G2/M细胞周期占比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1.31、4.09,P均＜0.05).机制研究发现,与si-NC组比较,HepG2和SMMC-7721细胞si-Fas组中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核心蛋白β-catenin蛋白表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67、11.38,P均＜0.05);TOPflash相对荧光强度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54、5.06,P均＜0.05);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Oct3/4、CCND1、VEGF和Bmi表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27、5.27、3.59、4.92,6.70、7.73、6.74、7.87,P均＜0.05).结论 Fas 可通过抑制肝癌细胞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的激活发挥抑制肝癌增殖的作用.

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5(tumor necrosis factor superfamily 15,TNFSF15)与死亡受体3结合后,激活 NF-κB,促进多种免疫细胞增殖、活化.人类 T N FS F15基因定位于9q32,含多种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其中rs3810936位于第4外显子,该位点C→T突变为同义突变[1].rs4263839和 rs4979462均位于第1内含子,前者发生G→A突变会导致外周血和肠组织中 TNFSF15 mRNA表达下调;后者发生C→T突变会上调TNFSF15 mRNA的表达[2].本研究拟在浙江省汉族人群中探讨 T N FS F15(rs3810936、rs4263839、rs4979462)基因多态性与CD易感性的关系,为进一步诠释CD遗传免疫学发病机制提供线索.

目的 探究过表达滋养细胞中乙酰肝素酶(HPSE)对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并且初步预测HPSE对滋养细胞作用的潜在分子机制.方法 选择早孕期人绒毛膜滋养细胞株HTR8/SVneo为研究对象,并构建HPSE过表达稳定转染HTR8/SVneo滋养细胞株,纳入检验组,以及HPSE正常表达稳定转染HTR8/SVneo滋养细胞株,纳入对照组.采用细胞因子抗体芯片半定量检测,对检验组和对照组滋养细胞株中343种细胞因子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测.应用Image J软件分析和找出差异细胞因子蛋白.采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2组滋养细胞株中表达水平差异最大的细胞因子AXL受体酪氨酸激酶表达水平,以验证细胞因子抗体芯片半定量检测结果 .通过STRING蛋白数据库构建蛋白相互作用关系网络,并应用The Database for Annotation,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DAVID)在线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信号通路分析.结果 ①细胞因子抗体芯片半定量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滋养细胞株相比,检验组滋养细胞株过表达HPSE后,其细胞因子表达下降,并且检验组与对照组滋养细胞株中细胞因子蛋白表达水平比值<0.6667的细胞因子,即差异细胞因子共计15种,分别为AXL、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TEK受体酪氨酸激酶、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PLAUR)、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MP)2、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淋巴细胞激活基因(LAG)3、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TNFRSF)1B、TNFRSF1A、细胞毒性和调节性T细胞分子(CRTAM)、TIMP4、人血小板反应蛋白(THBS)1、白细胞介素17受体B(IL17RB)、连接黏附分子样蛋白(AMICA)及C-C类趋化因子16(CCL16).②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检验组滋养细胞株中AXL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滋养细胞株,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31,P=0.020),这与细胞因子抗体芯片半定量检测结果一致.③通过STRING蛋白数据库分析结果发现,HPSE可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A,肿瘤蛋白p53(TP53)和CD44与MMP9产生关联,而MMP9又可直接或者间接与除LAG3、CCL16和IL17RB之外的其他12种差异细胞因子相关联,从而建立相互作用关系网络图.④细胞因子GO功能富集分析结果发现,差异细胞因子主要涉及细胞凋亡负调控和细胞外基质(ECM)分解等41个生物学过程.KEGG信号通路分析结果显示,差异细胞因子主要涉及癌症蛋白多糖信号通路和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等6条信号通路.结论 过表达HPSE可调控滋养细胞中细胞因子的表达,可能通过MMP9参与的癌症蛋白多糖信号通路影响滋养细胞的生物学功能.本研究结果可为后续研究HPSE对滋养细胞相关疾病影响,提供研究方向和研究基础.

目的 探讨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 、肿瘤坏死超家族成员13B(TNFSF13B) 、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VEGFR1) 的基因多态性与青海孕产妇HDCP易感性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120例HDCP孕产妇为研究组,同期100例健康孕产妇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青海省.使用Sequenom MassARRAY法检测研究对象HIF-1α 基因SNP位点RS 11549465、 RS 115494657和RS 2057482;TNFSF13B基因SNP位点RS 16972194;eNOS基因SNP位点RS 2070744;VEGFA基因SNP位点RS 3025029和RS 2010963;VEGFR1基因SNP位点RS 7335588、RS 722503和RS 12584067基因型分布,比较各SNP位点在两组间的差异.结果 eNOS基因、VEGFA基因和VEGFR1基因各SNP位点在两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001或P＜0.05).位点RS 2070744和RS 3025039基因型CC在研究组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均P＜0.001);其中,等位基因C在HDCP人群中发病风险度(OR) 分别为: 2. 13(1.45～3. 12) 和4. 95(2. 97 ～ 8. 26) (均P＜0.001).位点RS 2010963和RS 7335588基因型GG在研究组中比例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此两个位点等位基因G在HDCP人群中发病风险度(OR) 分别为0.50(0.34 ～ 0.74) 和0.46(0.30 ～ 0.72) (均P＜0.001).位点RS 722503基因型TC在研究组的比例为56. 67％,高于对照组的29. 00％;等位基因C在人群HDCP发病风险度为2. 46(1.58 ～ 3. 84) (P＜0.001).结论 VEGFA、VEGFR1和eNOS的基因多态性与青海妊娠高血压疾病有一定的关联,是该病在青海发病率高的潜在遗传易感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