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股薄肌瓣填塞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在放疗后膀胱阴道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2021年3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18例放疗后膀胱阴道瘘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57.3±10.4)岁。18例均因宫颈癌接受宫颈癌根治术，术后接受(24.6±2.8)次(20～30次)放疗。放疗结束至出现膀胱阴道瘘的时间中位值14.0(7.8，18.2)个月，漏尿持续时间中位值12.0(9.8，18.0)个月。18例术前每日需使用尿垫中位值19.5(15.8，27.5)块，生活质量评分(QOL)中位值5.0(5.0，6.0)分。3例曾行腹腔镜下膀胱阴道瘘修补术，2例曾行经阴道膀胱阴道瘘修补术，1例先后行经阴道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和腹腔镜下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其余12例均为新发膀胱阴道瘘。2例合并阴道直肠瘘。18例均接受股薄肌瓣填塞膀胱阴道瘘修补术，患者取俯卧折刀位，采用经阴道途径，解剖分离膀胱阴道瘘口并关闭两层，取左侧大腿内侧股薄肌带血管蒂肌瓣，经皮下隧道翻转填塞修补膀胱阴道瘘口。2例合并阴道直肠瘘者同时修补关闭阴道直肠瘘口。术后3周拔除导尿管，观察记录患者排尿情况。结果:18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96.6±13.2)min。18例术后中位随访13.0(9.8，20.2)个月(6～24个月)。18例术后使用尿垫数量中位值2.0(1.0，11.8)块，较术前明显减少( P<0.01)；术后QOL中位值1.0(0，4.2)分，较术前明显改善( P<0.01)。12例(66.7%)手术修复成功，术后阴道无漏尿。2例术后出现尿失禁，要求保守治疗，效果不佳。2例仍有阴道漏尿，再次行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其中1例修补成功无明显漏尿；另1例仍有明显漏尿，QOL 3分，未行进一步治疗。2例术后仍存在膀胱阴道瘘及阴道直肠瘘，拒绝进一步手术。 结论:采用股薄肌瓣填塞膀胱阴道瘘修补术对于放疗后膀胱阴道瘘患者是一种并发症少、手术效果可靠的手术方式。

目的:探讨多西他赛+卡铂联合宫颈癌根治术对宫颈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Th1/Th2型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西北妇女儿童医院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间96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手术组直接进行宫颈癌根治术（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化疗+手术组于术前进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比较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Th1/Th2型细胞因子[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IL-4、IL-6]表达及骨髓抑制发生情况，并评价近期疗效。结果:治疗前两组血清CEA、CA125、CA19-9、SC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有明显降低（ P<0.05），其中化疗+手术组显著低于手术组（ P<0.05）。治疗后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IFN- γ分别为20.58±3.52和25.69±3.61，相比治疗前的11.75±2.59和12.15±2.65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2分别为24.68±4.46和29.53±5.28，相比治疗前的17.26±3.96和17.52±4.23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4分别为17.65±4.12和13.59±4.23，相比于治疗前的22.56±4.74和23.13±4.86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的IL-6分别为24.59±3.85和31.76±4.42，相比于治疗前的41.78±4.71和42.35±5.59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血清CEA分别为（33.89±5.51）ng/L和（30.46±4.86）ng/L，相比于治疗前的（44.34±5.62）ng/L和（44.71±5.75）n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25分别为（51.96±5.85）μg/L和（47.23±5.46）μg/L，相比于治疗前的（64.81±6.71）μg/L和（65.43±6.62）μ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9-9分别为（42.21±5.23）U/mL和（37.56±5.61）U/mL，相比于治疗前的（51.46±5.71）和（52.13±6.20）U/m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SCC分别为（1.12±0.12）μg/mL和（0.96±0.15）μg/mL，相比于治疗前的（1.22±0.17）μg/mL和（1.24±0.18）μg/mL均明显降低。化疗+手术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手术组（ P<0.05），两组骨髓抑制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宫颈癌根治术前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能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对腹腔镜下宫颈癌根治术患者术后并发症、心理状况及预后影响。方法:选取该院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宫颈癌根治术患者98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抽签法将其等分为常规组和干预组各49例。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给予患者综合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心理状况、生活质量及预后的变化。结果:对宫颈癌根治术患者给予综合护理后，干预组的术后并发症明显低于常规组，干预组的心理状况显著优于常规组( P<0.05)，干预组的患者预后明显优于常规组( P<0.05)，干预组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常规组( P<0.05)。 结论:对宫颈癌根治术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后，能有效降低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心理状况及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使患者更快康复。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腹腔镜宫颈癌子宫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滕州市妇幼保健院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98例宫颈癌子宫根治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等分为传统组和康复组，各49例。传统组患者给予传统护理，康复组给予患者加速康复外科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康复效果及预后的变化。结果:对宫颈癌子宫根治术患者给予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后，康复组的术后性生活质量明显高于传统组，康复组的康复效果显著优于传统组，康复组的患者预后明显优于传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宫颈癌子宫根治术患者实施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后，能有效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康复效果，改善患者预后，从而使患者更快康复。

目的:探究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腹腔镜根治性手术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并比较不同阴道切开路径患者的预后及复发转移部位的差异。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腹腔镜根治性手术的965例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7.0岁，所有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62个月（48~74个月）。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可能影响子宫颈癌患者预后［包括无复发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的临床病理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阴道切开路径分为两种：关闭气腹后经阴道钳夹子宫颈并下拉后切开阴道穹隆（经阴道组，475例），在腹腔镜气腹条件下经腹切开阴道穹隆（经腹腔镜组，490例）；进一步对不同阴道切开路径子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及复发转移部位进行比较。结果:（1）965例子宫颈癌患者中，随访期内复发137例（14.2%，137/965），死亡98例（10.2%，98/965）；患者的5年DFS和OS分别为85.8%和89.9%。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肿瘤最大径、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状态、肌层浸润深度、宫旁浸润、宫体浸润均是显著影响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和OS的因素（ P均<0.05），阴道切缘状态是显著影响子宫颈癌患者5年OS的因素（ P=0.023）。多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 HR=1.882，95% CI为1.305~2.716）、淋巴结转移状态（ HR=2.178，95% CI为1.483~3.200）、宫体浸润状态（ HR=3.650，95% CI为1.906~6.988）均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DFS的独立因素（ P均<0.001）；临床分期（ HR=2.500，95% CI为1.580~3.956）、淋巴结转移状态（ HR=2.053，95% CI为1.309~3.218）、宫体浸润状态（ HR=3.984，95% CI为1.917~8.280）、阴道切缘状态（ HR=3.235，95% CI为1.021~10.244）均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5年OS的独立因素（ P均<0.05）。（2）不同阴道切开路径不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的5年DFS和OS，经阴道组和经腹腔镜组患者的5年DFS分别为85.9%和85.6%，5年OS分别为90.8%和89.3%，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94、 P=0.966）。子宫颈癌患者的复发转移部位包括腹腔复发、盆腔复发、残端复发、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经阴道组患者的腹腔复发率显著低于经腹腔镜组［分别为0.6%（3/468）、2.3%（11/485）； P=0.037］；而两组患者的盆腔复发率、残端复发率、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率、总复发转移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进一步对不同临床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和有无宫体浸润的子宫颈癌患者进行亚组（即分别分为经阴道组和经腹腔镜组）分析，结果显示，仅在无淋巴结转移（分别为0.5%、2.3%； P=0.030）、无宫体浸润（分别为0.7%、2.3%； P=0.037）患者中，两组患者的腹腔复发率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结论: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阴道切缘阳性和宫体浸润是显著影响Ⅰa2~Ⅱa2期子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无淋巴结转移、无宫体浸润的患者，经阴道切开路径虽可以降低术后的腹腔复发率，但不足以改善术后的5年DFS和OS，这可能与腹腔复发患者比例低以及由于阴道未封闭导致肿瘤的阴道和盆腔暴露有关。

目的:比较不同麻醉方式下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患者围术期血浆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浓度。方法:择期行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的患者68例，年龄34~68岁，BMI 19~24 kg/m 2，ASA分级Ⅰ或Ⅱ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34)：全身麻醉组(G组)和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组(GE组)。G组采用咪达唑仑、依托咪酯、顺式阿曲库铵进行麻醉诱导，采用瑞芬太尼、丙泊酚、顺阿曲库铵维持麻醉；GE组麻醉诱导前经L 1，2间隙行硬膜外麻醉，待麻醉平面达到T 6后进行全身麻醉，方法同G组。术后采用PCIA，维持VAS评分≤3分。于麻醉前10 min(T 0)、手术结束时(T 1)、术后1 h(T 2)、24 h(T 3)和48 h(T 4)时，采集外周静脉血样，采用ELISA法测定血浆HMGB1、γ-干扰素(IFN-γ)以及IL-4浓度；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水平和CD4 +/CD8 +比值。 结果:与G组比较，GE组T 2，4时血浆IFN-γ和IL-4浓度降低，T 2~4时血浆HMGB1浓度降低，T 2~4时CD3 +、T 2时CD4 +、T 2，3时CD8 +水平和CD4 +/CD8 +比值升高( P<0.05)。 结论:相比全身麻醉，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下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患者血浆HMGB1浓度更低，进而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更小。

目的:通过挖掘保留生育功能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的真实体验，为制订针对性护理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描述性现象学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方法，选取2018年6月—2021年6月于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腹式根治性宫颈切除术或微创腹腔镜下根治性宫颈切除术的17例年轻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提炼主题。结果:共提炼出4个主题，分别为生育忧虑引起的多重表现、因疾病及生育问题导致的负罪感、需要更多的健康支持、积极应对生育忧虑引起心理问题的策略。结论:保留生育功能的宫颈癌患者普遍存在生育忧虑，对获得健康支持有迫切需求，需要医护人员、家庭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医护人员应重视该类患者的生育忧虑问题，尽早提供个性化心理干预，降低患者生育忧虑水平。

近年来，微创手术在妇科肿瘤治疗领域备受关注，涉及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等疾病。大量报道和临床研究表明微创手术具有可行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彰显了其治疗优势。然而，2018年腹腔镜子宫颈癌根治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LACC）结果打破了以往观点，显示微创手术在子宫颈癌治疗中可能增加复发和死亡风险，引发了对手术路径影响的重新审视。最新研究发现单孔腹腔镜（LESS）和经自然腔道腹腔镜（vNOTES）等新技术在子宫内膜癌治疗中显示出潜在优势。机器人手术在子宫内膜癌治疗中取得认可，但其成本效益尚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卵巢癌，微创手术在早期分期和间期肿瘤细胞减灭术治疗中证实了安全性和可行性，但术式选择仍需更高级别的证据支持。持续关注研究进展，谨慎评估手术路径对患者生存获益的影响，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选择至关重要。

目的:研究经微创手术培训的手术者学习曲线对早期宫颈癌腹腔镜根治术并发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72例连续手术病例，按主刀医师的学习曲线和先后顺序分为两个学习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比较两阶段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手术并发症。结果:第二阶段组患者的既往腹部手术史比例更高(55.6% vs 31.1%， P＝0.041)，临床分期为局部晚期的患者比例也较高(29.6% vs 6.7%， P＝0.022)。两阶段组患者的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72例腹腔镜根治手术共发生严重手术损伤4例(第一阶段组3例，第二阶段组1例)，术后并发症36例(第一阶段组20例，第二阶段组16例)，两阶段组严重手术损伤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1.000，0.2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51岁是早期宫颈癌腹腔镜根治术手术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HR＝3.404，95% CI：1.132~10.234， P＝0.029)。 结论:经培训的手术者行宫颈癌腹腔镜根治术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手术学习曲线对并发症的影响较小，但不能排除其对严重手术损伤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妇科肿瘤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进入了全新的时代，针对卵巢癌、子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的诊疗模式在不断进行调整。分子靶向药物的应用及手术理念和技术的进步使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免疫和靶向治疗已成为子宫颈癌治疗的新热点，对于腹腔镜和开腹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之间的效果对比积累了更多的研究数据。子宫内膜癌的手术治疗模式已得到改进，分子诊断在子宫内膜癌的诊疗中被应用得越来越广泛。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精准医学在妇科肿瘤领域面临的局限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