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63岁。因“消瘦、乏力4年”就诊。患者4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消瘦、乏力，无腰背部疼痛，于当地医院检查提示：左肾占位。CT示：左侧腹膜后-左肾恶性肿瘤，12.0 cm×6.6 cm×16.7 cm；肿块右缘邻近腹主动脉，包绕左肾动脉，前缘紧贴并推挤左肾静脉（图1、2）。泌尿外科择期全麻下行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术中见肿物巨大，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考虑腔镜下难以完整剥离肿物，遂中转开腹，肿物剥离过程中大出血，术中紧急止血钳钳夹后3-0 Prolene线缝扎止血，待肿瘤完全切除后探查腹膜后怀疑腹主动脉误扎，腹主动脉远端、股动脉未触及明显搏动（图3A），术中失血量约4 000 ml。重新探查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右肾动脉并依次阻断，剪除腹主动脉线结，见到腹主动脉前壁2处大小约0.5 cm×0.5 cm破口（图3B），剪开腹主动脉破口见腹主动脉后壁内膜损伤，固定后壁内膜片后裁剪人造血管补片完成腹主动脉修补（图3C）。腹主动脉术中阻断时间约34 min，术毕可触及肠系膜上动脉、肾动脉搏动，未见到明显肠缺血和肾梗死改变，可触及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术后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继续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转往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术后1周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术后病理：左肾恶性梭形细胞肿瘤，考虑肉瘤样癌。

目的:探讨输尿管易发生医源性损伤的部位和修复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3例输尿管医源性损伤患者的病例资料，男20例，女23例。中位年龄39(16，64)岁。损伤位于左侧26例(60.5%)，右侧16例(37.2%)，双侧1例(2.3%)；输尿管上段8例(18.6%)、中段8例(18.6%)、下段27例(62.8%)。损伤长度(5.9±2.4)cm。7例于术中诊断，表现为输尿管管腔结构破损、离断或被结扎，术区出现广泛渗液，输尿管镜下可见脂肪组织。36例延迟诊断，表现为腰腹部疼痛13例，发热12例，腹膜刺激征9例，阴道流液9例，血尿5例；泌尿系增强CT或静脉尿路造影检查示造影剂外溢10例，肾积水或输尿管扩张27例，发现患侧肾肿瘤1例；行引流液肌酐检查7例；行肾动态显像检查发现单侧肾无功能1例。妇科手术损伤13例均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结直肠外科手术损伤12例，术中诊断7例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5例延迟诊断，先行肾造瘘术，其中4例于6个月后完成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1例行输尿管膀胱重吻合。泌尿外科手术损伤18例，其中10例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2例行肾输尿管切除术，3例行自体肾移植术，1例行阑尾代输尿管手术，2例应用口腔黏膜补片修补。43例中，29例发生在7处易损伤部位，妇科手术损伤部位常见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骨盆漏斗韧带、子宫动脉交汇或毗邻处，分别为4、5、3例；结直肠外科手术损伤部位分别为输尿管与肠系膜血管平行段4例，输尿管与结肠毗邻处2例，输尿管与输精管交汇处3例；泌尿外科手术损伤部位分别为输尿管与髂外动脉交汇处和肾盂输尿管连接处各4例。其余14例损伤部位不具有规律性，与上述易损伤部位不重合。结果:本研究43例术后随访18(11，47)个月，其中41例能正常排尿，无血尿、尿外渗、胁腹疼等症状，尿常规、尿素氮、血肌酐检查均正常。泌尿系B超检查示轻度肾积水13例，随访中积水程度未见缓解或加重。1例自体肾移植术后出现输尿管膀胱吻合处再狭窄，行球囊扩张后积水缓解。1例先行肾穿刺造瘘，6个月后术中探查发现左输尿管末端被Hem-o-lok夹夹闭3/5管壁，右输尿管与乙状结肠形成内瘘，取左右侧膀胱皮瓣各3 cm行双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结论:医源性输尿管损伤易发生部位共7处，妇科手术易发生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骨盆漏斗韧带、子宫动脉交汇或毗邻处；结直肠外科手术易发生于输尿管与肠系膜血管平行段、与结肠毗邻处、与输精管交汇处；泌尿外科手术损伤易发生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交汇处和肾盂输尿管连接处。输尿管损伤的治疗需根据损伤原因、位置和长度综合考虑。对于长度较短而程度较重的输尿管损伤，行输尿管吻合或输尿管膀胱吻合术。对于长度较长的损伤，行自体肾移植、其他组织代输尿管手术或采用Boari皮瓣、颊/口腔黏膜移植等。修复手术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无张力吻合，不过度破坏输尿管的血供，输尿管应裁剪到血供较好的部位。

患者男，62岁，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治疗后6 d，胸闷、憋喘2 d”就诊，既往有冠心病、糖尿病病史。6 d前因心源性猝死于外院行心肺复苏，复苏成功后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提示心肌梗死并置入冠脉支架。心脏超声示：射血分数28%，左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实验室检查：血清高敏肌钙蛋白17.400 ng/ml，B型氨基端利钠肽原>35 000 pg/ ml；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5.77×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4%。入院8 d后行非体外循环下冠脉搭桥术。术后第9天出现下腹痛，急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20.04×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1.6%。行腹部CT检查提示直肠扩张，腔内大量内容物（图1）。术后第10天患者下腹痛加重并出现高热、腹膜炎体征。腹部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下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图2，3）。急诊行腹腔镜下探查发现直肠上段前壁坏死（图4），行Hartmann手术（切除坏死直肠，远端直肠封闭，近端结肠造口）。术后病理检查示：直肠壁组织急性化脓性炎，部分组织坏死。术后患者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经积极治疗，于术后第35天治愈出院。

回顾性分析腹腔镜Soave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333例患儿的临床资料，术后10例出现吻合口裂开，2例经保守治疗获愈，另外8例行免造瘘一期缝合术。术中清除直肠周围脓肿，腹腔镜下腹腔及直肠周围彻底冲洗，松解腹腔粘连，切除吻合口缘坏死组织后，用4号可吸收线一期缝合裂口，在直肠后及腹腔置管引流。10例吻合口裂开患儿的平均年龄为42.4个月，大于无吻合口渗漏患儿的20.6个月。直肠检查示：吻合口裂开位于5点4例，6点3例，7点1例，0点2例，其中8例并发腹膜炎。平均术后（8.8±4.3）d行吻合口缝合，一期缝合8例均未行回肠造口术。缝合后3~5 d停腹腔及直肠后引流。8例均经一期缝合后治愈。术后3周开始扩肛4~6个月。随访时间6~68个月，患儿每日排便2~3次，无污粪。彻底冲洗腹腔及直肠周围间隙，行免造瘘一期缝合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腹腔镜Soave术后吻合口裂开是一个安全选择。

患者男，86岁，因“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切口疼痛4 d，血尿1 d”入院。既往曾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膀胱造瘘术”。查体：下腹部压痛，右侧腹股沟区局限性隆起。彩超示右侧腹股沟区包裹性积液，少量腹腔积液。立即行彩超引导下穿刺抽液，抽出酱油样液体约400 ml，留置导尿，尿液性状同穿刺液，给予预防感染、营养支持、口服治疗前列腺增生药物等治疗。入院第3、5天2次彩超引导下穿刺抽液，每次抽液约50 ml，性状基本同前。第7天行泌尿系CT动态增强示膀胱前壁破口约6 mm×4 mm（图1）。第17天复查CT提示积液量变化不明显，遂行彩超引导下积液穿刺置管术，后多次复查彩超见腹膜前积液逐渐减少至消失。第35天穿刺引流管脱出，继续留置导尿。第44天膀胱逆行造影CT示膀胱前壁破口约2 mm，积液较前明显减少。第59天膀胱逆行造影CT示造影剂无外漏，积液基本吸收（图2），间断夹闭尿管锻炼膀胱功能3 d，复查彩超无积液后拔除尿管，排尿顺畅，血肌酐正常，第65天出院。术后随访1个月恢复良好，无疝复发、补片感染及排尿异常等。

目的:探讨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腹腔镜诊断的价值和腹腔内联合全身双向化疗（BIPS）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既往接受胃癌D 2根治术，无同时性远处转移；（2）胃癌手术后接受辅助化疗；（3）除腹膜复发转移外，无其他远处转移征象；（4）年龄18~75岁；（5）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活动状态评分≤2分；（6）治疗前评估认为可耐受手术和化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胃肠外科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间，连续收治且符合上述标准的8例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6例，女性2例；中位年龄52（38~68）岁。8例患者先接受腹腔镜或者剖腹探查，参照Sugarbaker腹膜癌指数（PCI）和日本胃癌研究会制定的胃癌腹膜转移分级进行评估，于下腹部皮下埋置腹腔化疗泵，接受21 d为1疗程的化疗。化疗第1和第8天，经化疗泵向腹腔内输注紫杉醇（20 mg/m 2），并经静脉输注紫杉醇（50 mg/m 2）；同时，连续14 d每日口服替吉奥（80 mg/m 2），休息7 d。随访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15日。 结果:8例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患者中，1例由于存在完全性结肠梗阻，接受剖腹探查+末端回肠袢式造口术，其余7例均成功行腹腔镜探查并明确诊断腹膜复发转移；2例同时伴有卵巢转移者接受腹腔镜下双侧附件切除术。中位随访时间为17.5（1.5~39.0）个月，BIPS中位疗程数为11（1~30）个疗程，BIPS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7.0个月。BIPS治疗的严重不良反应主要是骨髓抑制，其中3~4级白细胞减少症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分别为1例和2例。所有病例均未发生BIPS治疗相关的死亡。胃癌术后的总体生存的中位时间为40.0个月。结论:腹腔镜探查用于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的诊断安全、可行；BIPS对胃癌腹膜复发转移的治疗有效且安全。

目的:总结手术治疗早产低体重儿胎粪性肠梗阻(meconium ileus，MI)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4月至2022年6月于该院新生儿科住院、经外科手术治疗的6例早产低体重MI患儿临床资料，其中男3例，女3例，出生胎龄25周 +3~33周 +5，平均28周 +4，体重770~1 390 g，平均1 013 g。分析初次手术时机、术中所见、病理以及初次手术方式选择，并对后续治疗进行随访。 结果:6例中，2例MI因腹胀症状加重保守治疗无效，术中证实为回肠远段胎粪结节状或橡皮泥样梗阻，远端肠发育不良，行肠腔减压冲洗及回肠Santulli肠造瘘术；4例为胎粪梗阻、远端肠发育不良、回肠坏死穿孔、胎粪性腹膜炎，其中3例行腹腔冲洗、肠腔减压冲洗、坏死肠管切除及回肠双腔肠造瘘术，1例行肠腔减压冲洗、腹腔冲洗及回肠Santulli肠造瘘术。术后生命营养支持，分别经过8~12周后二期关闭瘘口；1例行回肠Santulli肠造瘘术患儿病程中因发生纤维索条黏连闭袢性梗阻行双腔小肠造瘘，7周后关闭瘘口；1例回肠双腔肠造瘘术后3个月因造口肠管套叠脱垂，急诊行肠管复位并改为回肠Santulli肠造瘘，3个月后关闭瘘口。6例患儿全部治愈，无死亡及放弃病例。结论:对于早产低体重患儿MI，早期及时外科手术干预，采用通畅引流的肠造瘘术式能提高存活率，为二期根治创造条件。

目的:探讨Yang-Monti管术膀胱可控性流出道治疗尿道损毁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比较单段与双段回肠管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09年1月至2018年2月收治的27例行Yang-Monti管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采用单段回肠14例(单段组)，双段回肠13例(双段组)。单段组和双段组的年龄分别为(56.5±4.3)岁和(50.2±6.8)岁( P＝0.220)，男/女分别为2/12例和3/10例( P＝0.564)，体质指数分别为(19.6±1.3)kg/m 2和(24.2±2.1)kg/m 2( P<0.001)，病程分别为6(3~24)个月和8(3~48)个月( P＝0.650)，术前生活质量(QOL)评分分别为(46.7±1.7)分和(45.5±1.7)分( P＝0.061)，术前发生尿路感染例数分别11例和13例( P＝0.480)。单段组2例伴高血压病。单段组距回盲部约15 cm处截取2 cm带系膜血管的回肠，沿对系膜缘肠管走行方向纵行切开，将肠片横行包绕F12尿管并用3-0单乔线间断缝合卷成Yang-Monti管。于膀胱顶壁偏前外侧切开膀胱壁长约1 cm，将Yang-Monti管与膀胱壁黏膜肌层端端吻合。于髂前上棘水平腹直肌处做直径约1 cm圆形切口，用弯钳穿刺入腹形成隧道，将Yang-Monti管沿隧道引出腹壁，管口与皮下缝合固定，同时于腹腔内将管壁用4-0丝线固定于腹膜。双段组截取2段2.0 cm回肠，沿对系膜缘肠管走行方向纵行切开肠管后，先将肠片端端缝合后再卷管重建，形成直径0.6~0.8 cm、长径约12.0 cm的Yang-Monti管，将Yang-Monti管近端与膀胱黏膜肌层直接间断吻合。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导尿间隔、术后单次导尿量、术后并发症(出血、肠梗阻、吻合口瘘、吻合口狭窄、造口感染、尿路感染)和QOL评分等。 结果: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单段组和双段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165.8±17.8)min和(157.54±12.25)min( P＝0.302)，术中出血量分别为(60.0±20.0)ml和(50.0±25.0)ml( P＝0.650)，术后恢复进食时间分别为3(2~4)d和3(2~9)d( P＝0.790)，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2(9~40)d和12(10~32)d( P＝0.259)，术后单次导尿量分别为(240.4±42.7)ml和(261.5±36.3)ml( P＝0.186)，术后QOL评分分别为(22.4±2.7)分和(21.5±2.6)分( P＝0.32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段组术后2例发生尿路感染，双段组发生尿路感染、术后出血、肠梗阻各1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22)。单段组和双段组术后导尿间隔分别为(2.5±1.0)h和(3.5±1.3)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9)。两组的术后生活质量评分( P<0.001)和术后尿路感染发生率( P＝0.011)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单段和双段回肠Yang-Monti管术对于尿道毁损患者均是可行的手术方式，两种手术效果没有差异，均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发症发生率低。

目的:了解外科医师对于肠造口管理的观念、重视程度、手术策略及操作习惯。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应用问卷进行调研。调查全国范围内涉及肠造口手术的各级医院。目标科室包括普通外科、胃肠外科、肿瘤外科、急诊及其他涉及肠造口手术的科室。调查对象需为住院医师及以上职称并参与过造口手术的外科医师。问卷包括肠造口相关的5个维度：人员资质及科室培训、对造口并发症的重视程度、造口定位与造口位置选择、造口手术习惯、操作细节和对造口相关技术了解及使用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间，通过微信链接或二维码方式共发送调查问卷488份，回收467份（95.7%）。应答医院196家，涉及26个省份地级市。参与调查的医师在三级以上医院426人（91.2%）；所属科室包括：（大）普通外科130人（27.8%）、胃肠外科210人（45.0%）、肿瘤外科116人（24.8%）、其他涉及肠造口制作的科室11人（2.4%）。副主任医师以上311人（66.6%）。结果显示：（1）培训情况：在所调查的医师中，造口技术获取途径多为“导师或高年资医师传授”（83.3%，389/467），其次为“传授+图谱”（44.8%，209/467）和“自己摸索、不断改进技巧”（42.0%，196/467）。（2）造口并发症认知情况：99.4%（464/467）的医师都关注到了造口并发症与手术操作的相关性，46.7%（218/467）的医师认为所列举出的并发症均与手术操作有关。61.0%（285/467）的医师遇到过需要二次手术干预或危及患者生命的造口狭窄或梗阻。其次，79.0%（369/467）的医师认为，造口技术本身与并发症“密切相关”或者“比较有关”，且“大多可以避免”。仅有58.7%（274/467）的医师参加过肠造口并发症预防及治疗的讨论与培训；99.1%（463/467）的医师认为，医师和造口治疗师的联合培训以及并发症讨论有必要并亟待开展。（3）造口手术操作部分：未按照定位进行造口的主要原因分别为“造口定位不能兼顾戳卡孔（56.1%，262/467）”，“按永久性造口定位了临时性造口（50.7%，237/467）”、“定位错误或不合理（43.3%，202/467）”。（4）肠造口相关技术情况：知晓率总体较高，但常规采用率整体不高。其中，技术知晓率不足75%的有“管状吻合器造口”（64.1%，257/401）与“造口旁负压引流”（44.1%，177/401）。而在使用情况上，分别有65.6%（263/401）和56.4%（226/401）的医师在“永久性结肠单腔造口”中与“袢式回肠造口”中常规采用“黏膜外翻缝合技术”与“支撑棒”。对于预防性造口和永久性造口的固定及缝合层次上，较为认可的是缝合“腹膜（或后鞘）”（68.3%，274/401）、“前鞘”（54.4%，218/401）和“皮肤”（80.6%，323/401），较为有争议的是“皮下组织”的处理，分别有26.7%（107/401）和32.7%（131/401）的医师主张缝合。有81.5%（327/401）的医师认同缝合操作并发症的发生“不在缝合多少，主要看技术水平”。结论:造口手术并发症与外科医师认知及操作相关，造口相关观念、造口手术操作习惯及造口管理异质性较大，造口专项培训不足，造口手术和管理规范化及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目的:探讨胎粪性腹膜炎（meconium peritonitis，MP）术后并发症及早期死亡原因，提高对MP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21年11月在山西省儿童医院行手术治疗的67例MP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1例，女36例。患儿手术时中位年龄为1. 63 (1.17, 2.80) d。所有患儿随访至术后6个月，根据存活情况将其分为存活组（55例）和死亡组（12例）。分析所有患儿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死亡组死亡原因。比较两组患儿术前、术中一般资料、是否产前诊断、是否早期手术及术后病理情况、术后并发症的差异，通过单因素分析和进一步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MP患儿早期死亡的相关因素。结果:67例患儿术后共24例发生并发症，包括短肠综合征7例、不完全性肠梗阻6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5例、造瘘口回缩或脱出2例、感染性休克2例、吻合口漏1例、败血症1例。最终12例患儿死亡，其中3例因腹腔感染、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院内死亡，9例术后因出现短肠综合征4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1例、不完全性肠梗阻1例、吻合口漏1例、造瘘口肠管脱出1例、败血症1例放弃治疗后院外死亡。死亡组术前C反应蛋白为（52.18±69.21）mg/L，高于存活组的（10.08±17.02) 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01）。死亡组术前白蛋白水平为29.90 (26.78, 31.38) g/L，低于存活组的32. 10(28.80, 35.20) 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36）。两组患儿是否早期手术、是否合并短肠综合征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 05）。将单因素分析中 P<0. 05的临床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反应蛋白增高（ OR=1.043，95% CI：1.009~1.078， P=0.012）、合并短肠综合征（ OR=17.929，95% CI：1.799~178.629， P=0.014）为MP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早期手术（ OR= 0.068，95% CI：0.006~0.709， P=0.025）为MP患儿死亡的保护因素。 结论:MP患儿术后主要并发症和早期死亡原因是短肠综合征、肠道炎症或梗阻，尽早手术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