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首发性脑卒中患者采用雾化吸入多肽抗菌液联合居家管理对预防吸入性肺炎发生的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首发脑卒中患者88例,随机分为2组,每组44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居家管理,使用等渗0.9％氯化钠溶液进行干预,观察组患者开展雾化吸入多肽抗菌液联合居家管理,比较2组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情况、口腔菌落计数、口腔情况、运动功能与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质量.结果 观察组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率9.09％,低于对照组27.27％(P＜0.05),干预2周观察组口腔菌落计数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Barthel指数、Fugl-Meyer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SF-36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脑卒中首发患者在居家管理中雾化吸入多肽抗菌液,能够有效抑制口腔菌落数,降低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风险,并对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运动功能康复与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一种呼吸系统新发传染病，SARS-CoV-2的暴发、流行和变异已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社会恐慌，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研制特异性和灵敏性高的实时、快速和可用于床旁检测的设备及方法对于COVID-19预防和控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准确掌握经空气传播病原微生物产生的生物气溶胶的行为学特征，对于科学制定疫情防控政策也至关重要。生物传感器是一种能将生物分子反应信号转换成可检测的物理化学信号的分析装置，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病原微生物检测与分析领域，基于常规检测方法(包括菌落计数、免疫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等)的生物传感器，存在耗费时间和人力、操作复杂等缺点，基于纳米材料的生物传感器的出现使其应用更加便携，并能满足现场快速检测需求。本文拟就生物传感器检测的病原种类、检测方法、最新进展及纳米生物传感器在经空气传播病原微生物监测中的应用前景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诱导免疫抑制与肺部感染易感性的关系。方法:取32只体重20～25 g的C57BL/6J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CON组)、肺部感染模拟组(SP组)、脑缺血再灌注组(MCAO组)、脑缺血再灌注后肺部感染模拟组(SAP组)，每组各8只。通过线栓法建立MCAO模型及向气管内定量注入致病菌模拟肺部感染的发生。24 h后收集各组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BAL)并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干扰素-γ (IFN-γ)、白细胞介素-10 (IL-10)表达量，计算BAL、血标本、肺匀浆中的菌落计数(CFU)；72 h后观察肺和脾组织的病理改变并统计肺组织病理评分、脾指数，计算MCAO组及SAP组脑梗死体积。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SAP组外周血TNF-α、IFN-γ低于CON组[(87.20±4.37) ng/L比(112.96±9.91) ng/L、(86.71±11.25) ng/L比(126.42±14.61) ng/L， t＝5.320、4.81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IL-10水平高于CON组[(192.36±20.23) ng/L比(148.85±22.35) ng/L， t＝-3.227，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AL中SAP组除TNF-α高于SP组[(47.13±3.84) ng/L比(64.31±11.25) ng/L， t＝-3.236， P<0.05]外，其余炎性因子水平与CON及S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AP组外周血、BAL及肺匀浆中的荷菌量明显高于SP组[(6.77±16.79)×10 4 CFU/ml比0 CFU/ml、(14.07±7.59)×10 5 CFU/ml比(7.69±14.74)×10 4 CFU/ml、(5.03±2.85)×10 6 CFU/ml比(9.76±9.24)×10 4 CFU/ml]。光镜下显示SAP组肺部炎症严重程度高于CON组，但低于SP组，与肺组织病理评分相一致(9.00±2.27比0.53±0.30、15.20±2.52比0.53±0.30， t＝-8.264、3.203， P<0.05)。SAP组与MCAO组存在脾细胞凋亡现象，但两组的脑梗死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80±11.74)%比(32.43±11.43)%， t＝-0.435， P>0.05]。 结论: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增加发生肺部感染的易感性。

目的:探究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对变异链球菌（Sm）593号（Sm 593）临床株耐酸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方法:以Sm 593及其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为研究菌株，采用全自动生长曲线测定仪检测并绘制pH=5.5环境中各菌株的生长曲线；用菌落计数法检测细菌的适应性耐酸能力；使用Laurdan探针、氢-钾腺苷三磷酸（ATP）酶试剂盒、质子通透性检测实验和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探究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介导的耐酸机制。体外构建各菌株的生物膜，通过结晶紫染色法、菌落计数法、SYTOX探针检测法和蒽酮-硫酸法探究各菌株的生物膜总量、活菌数、胞外DNA（eDNA）和胞外多糖含量；采用RT-qPCR法检测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pH=5.5环境中，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 P<0.05）。适应性耐酸曲线显示敲除株与野生株相比，固有耐酸和适应性耐酸能力均显著下降（ P<0.05）。对三菌株无预酸化处理20和40 min以及预酸化处理20和40 min后，liaS基因敲除株生存率［（8.98±2.00）%、（0.18±0.07）%、（14.88±8.64）%、（0.82±0.91）%］和liaR基因敲除株生存率［（0.38±0.19）%、（0.34±0.18）%、（7.89±2.02）%、（1.52±0.37）%］均分别显著低于野生株［（32.49±9.75）%、（1.27±0.32）%、（62.76±29.06）%、（8.02±1.25）%］（均 P<0.05）。此外，liaS和liaR敲除株膜流动性（0.18±0.04和0.18±0.05）均显著低于野生株（0.08±0.05）（均 P<0.01）；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基因fabM表达水平（0.52±0.11和0.57±0.05）与野生株（1.04±0.30）相比均显著降低约1/2（均 P<0.001）；H +-ATP酶活性（917.06±59.53和469.53±47.65）与野生株（127.00±50.71）相比显著升高7.22和3.70倍（均 P<0.001），且编码H +-ATP酶基因atpD的表达水平（3.39±0.21和1.94±0.17）也较野生株（1.00±0.15）显著升高3.39和1.94倍（均 P<0.01）。liaR基因敲除株的终末pH值（4.76±0.01）显著低于野生株（4.90±0.00），liaS基因敲除株的终末pH值（5.19±0.01）显著高于野生株（均 P<0.001）。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与野生株相比，Sm 593生物膜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生物膜活菌数均显著少于野生株（均 P<0.05），且eDNA含量均显著高于野生株（均 P<0.01）。liaS基因敲除株生物膜水溶性多糖含量与野生株相比显著增加1.88倍（ P=0.003）。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gtfD表达水平较野生株显著升高47.43和16.90倍（均 P<0.05），liaS基因敲除株中gtfC基因比野生株显著高表达1.65倍（ P=0.014）。 结论: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通过调控膜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和胞膜流动性，参与Sm 593的耐酸过程；LiaR反应调节蛋白还可参与调节膜质子通透性，增强Sm 593的耐酸能力；此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可负向调控生物膜胞外基质的产生。

目的:研究模拟微重力对从医院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痰标本中分离出来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表型的影响。方法:利用微重力三维细胞培养系统建立鲍曼不动杆菌模拟微重力株，同时建立正常重力株作为对照组，利用Bioscreen观察两菌株的生长速度，通过涂抹平板计数法对两菌株进行菌落计数，通过观察两菌株在含有5 mmol/L过氧化氢(H 2O 2)的磷酸盐缓冲溶液中存活率研究两菌株的氧化应激性，通过结晶紫染色法观察两菌株的生物膜形成能力，通过K-B纸片法观察两菌株的抗生素敏感性。 结果:与正常重力株比较，模拟微重力株生长速度减慢，尤其是在10 h以后；平板菌落计数结果显示，与正常重力株比较，模拟微重力株生长受到抑制，菌落数为(2.33±0.61)×10 13CFU/L比(4.87±0.63)×10 13CFU/L( t＝4.865， P＝0.040)；模拟微重力株在H 2O 2溶液中存活率降低，为(51.43±0.97)%比(56.53±2.54)%( t＝4.715， P＝0.042)；模拟微重力株生物膜形成能力下降，吸光度( A) 570值为0.449±0.014比0.506±0.024( t＝8.692， P＝0.013)；阿米卡星对模拟微重力株的抑菌环直径(15.17±0.21)mm，比正常重力株(13.77±0.15)mm增加( t＝6.725， P＝0.021)。 结论:模拟微重力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生长速度、氧化应激性、生物膜、抗生素敏感性发生了改变，这种现象可以为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相关的医院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策略。

目的:分析非牧区布鲁菌病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情况，以提高非牧区布鲁菌病的认识和诊疗水平。方法:对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传染病医院2019年8－9月收治的布鲁菌病患者50例的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免疫学检查、血培养及影像学检查、治疗等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50例患者中成年人48例，儿童2例；年龄范围26～84岁，年龄最小为2岁7个月，最大84岁；男性41例，女性9例；临床表现以发热、多汗、腰痛、局部脓肿为主。红细胞沉降率增快29例；试管凝集试验阳性(1∶200)48例，阴性2例；血培养阳性14例，表现为针尖样菌落；26例行磁共振检查，骨和周围累及的软组织有异常信号。50例患者确诊后，行对症治疗和抗菌治疗，48例痊愈，2例局部脓肿局限。结论:非牧区布鲁菌病表现多样，易误诊，对可疑患者进行布鲁菌凝集试验检查、血培养及磁共振检查有助于诊断；对症治疗和抗菌治疗预后良好。

目的:探索牙龈卟啉单胞菌（Pg）持留菌（Ps）对巨噬细胞免疫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将Pg（ATCC 33277）悬浮培养和生物膜培养至对数末期（72 h）后，不使用药物处理以及使用高浓度甲硝唑（100 mg/L）和（或）阿莫西林（100 mg/L）处理不同时间，分别为空白对照组、甲硝唑组、阿莫西林组、甲硝唑+阿莫西林组，采用血平板计数法检测Ps生成数量，细菌活死染色检测Ps的生存状态；使用Pg和甲硝唑处理的PgPs（M-PgPs）刺激巨噬细胞，分别为空白对照组（不经任何处理）、Pg组、M-PgPs组；通过透射电镜观察细菌进入细胞内部的情况；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巨噬细胞内炎症相关指标的表达情况；通过RT-qPCR检测巨噬细胞叉头盒转录因子1（FOXO1）信号通路的激活情况；利用共聚焦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FOXO1在巨噬细胞内的分布情况。使用FOXO1抑制剂（Fi）和激活剂（Fa）处理巨噬细胞后，用Pg和M-PgPs刺激巨噬细胞，分别为空白对照组（不经任何处理）、Pg组、M-PgPs组、Fi组、Fi+Pg组、Fi+M-PgPs组、Fa组、Fa+Pg组和Fa+M-PgPs组，通过RT-qPCR和ELISA法检测巨噬细胞内炎症相关指标的表达情况。结果:悬浮培养和生物膜中的Pg经过高浓度的甲硝唑和（或）阿莫西林处理后，均无法被完全杀灭，且存活的Ps可重新生长形成菌落；Pg和M-PgPs均可进入巨噬细胞内部且巨噬细胞中的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6、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蛋白表达量［Pg组分别为（2 392±188）、（162±29）、（5 558±661）、（789±155）μg/L；M-PgPs组分别为（2 415±420）、（155±3）、（5 732±782）、（821± 176）μg/L］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分别为（485±140）、（21±9）、（2 332±87）、（77±7）μg/L］（均 P<0.01）。同时，Pg和M-PgPs均可促进巨噬细胞内FOXO1入核，巨噬细胞内FOXO1信号通路相关基因FOXO1、B细胞淋巴瘤6和Krüppel样转录因子2 mRNA的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均 P<0.05）。另外，Fi+Pg组IL-1β、IL-6、IL-8和TNF-α的蛋白表达量［分别为（1 081±168）、（70±8）、（1 976±544）、（420±47）μg/L］均显著低于Pg组［分别为（4 411±137）、（179±6）、（5 161±929）、（934±24）μg/L］（均 P<0.05）；Fi+M-PgPs组IL-1β、IL-6、IL-8和TNF-α的蛋白表达量［分别为（1 032±237）、（74±10）、（1 861±614）、（405±32）μg/L］均显著低于M-PgPs组［分别为（4 342±314）、（164±17）、（4 438±1 374）、（957±25）μg/L］（均 P<0.05）。相反，Fa+Pg组IL-1β、IL-6、IL-8和TNF-α蛋白表达量［分别为（8 198±1 825）、（431±28）、（8 919±650）、（2 186±301）μg/L］以及Fa+M-PgPs组蛋白表达量［分别为（8 159±2 627）、（475±26）、（8 995±653）、（2 255±387）μg/L］均显著高于Pg组和M-PgPs组（均 P<0.05）。 结论:PgPs对甲硝唑和阿莫西林表现出高度耐药性；M-PgPs通过上调FOXO1信号通路诱发巨噬细胞的免疫炎症反应，该作用与未经药物处理的Pg无显著差异。

目的:观察巨噬细胞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multidrug-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DR- Mtb)感染模型的吞噬和杀菌功能特点，探讨其在吞噬杀菌过程中免疫应答和代谢功能的变化，为完善巨噬细胞在耐多药结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MDR-TB)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依据。 方法:分别建立巨噬细胞MDR- Mtb和H37Rv株感染模型，采用菌落形成单位(colony-forming unit，CFU)计数、液相芯片技术和Cholesterol Assay试剂盒分别观察MDR- Mtb对巨噬细胞吞噬和杀菌功能、分泌细胞因子[Th1因子(IL-12/23 p40、IL-27和TNF-α)、Th2因子(IL-6和IL-10)]和胆固醇代谢的影响。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均值±标准差(Mean± SD)表示，比较采用 t检验或 F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1)MDR- Mtb感染巨噬细胞后，胞内CFU计数逐渐增高，至感染后24 h达峰值；胞外CFU计数逐渐降低，至感染后24 h达低值。感染后48 h，胞内CFU计数较感染后24 h降低，胞外CFU计数则较感染后24 h增高( P<0.05)，均与感染后4 h相接近( P>0.05)。感染后8~48 h，MDR-TB组胞内CFU计数均低于H37Rv组，而胞外CFU计数则高于H37Rv组( P<0.05)。(2)MDR-TB组巨噬细胞上清液IL-12/23 p40、IL-27、TNF-α、IL-6和IL-10表达量均高于空白对照组( P<0.05)。与感染后4 h相比较，仅感染后24 h、48 h的TNF-α和IL-6表达量增高( P<0.05)。与H37Rv组相比较，MDR-TB组感染后48 h的IL-12/23 p40和TNF-α及感染后24 h的IL-6表达量降低，而其感染后48 h的IL-27表达量则增高( P<0.05)。(3)MDR-TB组感染后24 h、48 h胆固醇的表达量较感染后4 h降低，且低于空白对照组( P<0.05)，但与H37Rv组各时间点胆固醇表达量相接近( P>0.05)。(4)当感染后24 h MDR-TB组胞内CFU计数达峰值时，仅TNF-α表达量达峰值；当感染后48 h MDR-TB组胞内CFU计数降低时仅IL-6表达量达峰值。当感染后MDR-TB组胞内CFU计数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时，胆固醇表达量呈现降低趋势。 结论:MDR- Mtb感染巨噬细胞后可诱导其吞噬和杀菌功能，刺激相关Th1和Th2因子高表达，利用和消耗胆固醇。但此作用弱于H37Rv标准株。

目的:探讨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缓释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简称NO缓释剂）对内镜生物膜的清除效果及其临床应用评价。方法:选择院内临床使用中的消化内镜160件，随机分为两组：清洗剂组80件，采用清洗剂对内镜进行消毒处理；NO组80件，采用NO缓释剂对内镜进行消毒处理。另建模型组，采用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模型，用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olution，PBS）处理，作为对照。先在体外层面，构建内镜管腔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模型，经NO缓释剂处理后采用扫描电镜观察生物膜微结构，采用活菌计数法分析NO缓释剂对生物膜细菌的清除效果，再在临床层面，通过分析清洗后临床内镜的蛋白残留测定、菌落计数及ATP生物荧光检测评价NO缓释剂对内镜的实际消毒效果。结果:扫描电镜观察，模型组生物膜完整，NO组和清洗剂组生物膜表面可见散落杆菌。平均标准菌落数，与模型组［（4.86±2.67）×10 6菌落形成单位（colony-forming units，CFU）/mL］比，NO组［（1.37±0.61）×10 4CFU/mL］和清洗剂组［（1.31±0.21）×10 5CFU/mL］均显著降低（清洗剂组比模型组， P=0.009；NO组比模型组， P=0.008），且NO组比清洗剂组更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清洗剂组比NO组， t=9.53， P=0.000 6）。临床消化内镜层面，残留蛋白，NO组处理前后分别为（8.03±1.47）mg/mL、（0.50±0.37）mg/mL，清洗剂组处理前后分别为（8.01±1.51）mg/mL、（0.91±0.52）mg/mL，各组处理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且NO组降低幅度更大。临床内镜分别经NO缓释剂与清洗剂处理，NO组与清洗剂组的消毒在合格范围内，但NO组的ATP生物荧光值［（78.56±42.59）RLU］、蛋白残留量［（0.50±0.37）mg/mL］与菌落计数量［（7.55±4.56）CFU］均显著低于清洗剂组［（120.80±54.00）RLU，（0.91±0.52）mg/mL，（11.50±4.75）CF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结论:NO缓释剂能够有效清除内镜生物膜，提高内镜消毒效果，可能对改善患者的诊疗效果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为探讨疫苗候选抗原—结核分枝杆菌肝素结合血凝素（HBHA）通过黏膜接种诱导的保护性免疫效应。动物实验均使用6~8周龄雌性C57BL/6小鼠。30只小鼠接受不同的免疫接种策略，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早期分泌抗原靶蛋白-6（ESAT-6）滴鼻组、HBHA滴鼻组、BCG初免PBS对照组、BCG初免HBHA加强组，每组6只。通过检测免疫后小鼠血浆白细胞介素17A（IL-17A）等细胞因子水平；肺IL-17A mRNA相对表达量（RQ）；肺三级淋巴结构的形成，及与其形成相关的趋化因子的检测；脾Th1、Th17细胞比例比较，从而分析免疫效应。BCG初免PBS对照组和BCG初免HBHA加强组（每组各30只小鼠），用BCG滴鼻模拟感染。在感染后预设的时间点做肺组织菌落计数，以评估细菌清除效率。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分析采用 LSD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免疫后的小鼠血浆细胞因子IL-17A水平和肺IL-17A mRNA相对表达量，在BCG初免HBHA加强组［（14.76±4.73）pg/mL，RQ 为（12.27±6.71）］中最高，比对照组［（5.57±2.95）pg/mL，RQ为（1.30±0.97）］明显升高（ t=4.213， P<0.001； t=5.984， P<0.001），也显著高于BCG初免PBS对照组［（6.81±2.18）pg/mL，RQ 为（1.44±1.16）］（ t=3.646 P=0.001； t=6.185 P<0.001）。脾脏Th17细胞比例，与BCG初免PBS对照组（0.38±0.38）%比较，BCG初免HBHA加强组（1.02±0.34）%显著增高（ t=-0.280， P=0.048），该组在肺部诱导形成了三级淋巴结构，并在感染的早期降低了肺细菌负荷。综上，HBHA通过黏膜递送可有效增强BCG接种后的免疫保护效应，可能是一种有潜力的候选疫苗组分。